克里米亚战争发生了，在贵族中间进行义勇军的募集——那些一向瞧不起卡拉节耶夫的本县贵族们商量好了，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要把他撵走——于是就把他选为非常后备军的军官。一听到这个任命，卡拉节耶夫就来找我。他那颓丧和恐慌的面容顷刻间使我大为吃惊。他开口便说：“我不会从那儿回来的；我受不了这个；我会死在那边的。”——从健康上讲，他是不能自夸的；他的胸部经常作痛，体质也很弱。虽然我自己也怕他受不了行军的艰苦，但我还是设法打消他那阴暗的预感，我开始叫他相信，过不了一年——我们又会在这块偏僻地方碰头的，又会像从前一样的聚会、谈天和争论。可是他却固执地坚持己见——我们在我的花园里散步了很久，突然他对我说出了下面这些话：“我有件事求您。您知道，我在莫斯科住过几年，可是您却不知道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它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愿望，想把它讲出来——给我自己，也给别人，我试过这样做；可是我应该承认，我毫无文学才能——结果是，我写下了这么满满一小本，现在我把它交给您。”——说完这话，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大约有十五六页的小笔记本——他接着说：“我相信，尽管您这样友爱地安慰我，我还是不会从克里米亚回来的，因此我请求您留下这本草稿，利用它写点什么，免得它像我似的毫无踪迹地失掉！”——我本来要拒绝他；不过，我看出，拒绝会使他伤心，就答应照他的意思做。这天晚上，卡拉节耶夫走后，我就把他留下的本子翻看了一遍——其中笔画草率地写下的，就是后来构成了《前夜》内容的东西。不过故事没到结尾就突然中断了。卡拉节耶夫住在莫斯科的时候，爱过一个女孩子，她也用爱来酬答他；可是当她结识了一个名叫卡特拉诺夫的保加利亚人以后（往后我才知道，此人曾一度闻名，在他本国，人们至今还记得他），她就爱上了这个人，并且跟他一块上保加利亚去了，不久之后，她就死在那儿——这个爱情故事叙述得很诚恳——虽然缺乏技巧。卡拉节耶夫生来的确不是做文学家的。只有莎里岑诺郊游那一场写得相当生动——我把这一段的主要特色都保留在我的小说里了。当时在我心中萦绕不去的虽然是另一些形象：我打算写《罗亭》；可是我后来在《前夜》中企图解决的那个问题也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女主人公叶琳娜在当时的俄国生活中还是一个新的典型，她的身影已经相当清晰地在我的想象中显露出来了；可是怀着朦胧的、但却又是强烈的对自由的渴望的叶琳娜所能委身给他的那种男主人公，我还没有找到。读了卡拉节耶夫的笔记本以后，我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主人公！”——在当时的俄国人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人。第二天见到卡拉节耶夫，我不仅向他保证我会满足他的请求，还感谢他引我走出了困境，给我那当时仍然模糊不清的想象和构思带来了一线光亮。卡拉节耶夫听见了这话很高兴，又再三地说：“别让这些都白白地死去啊。”——他就上克里米亚服役去了，我十分痛惜，他没有从那儿再回来，他的预感实现了。他害伤寒死在污海附近的营地上，我们奥廖尔省的义勇军就驻扎在那儿的土窑里，整个战争期间没瞧见一个敌人，但却由于各种疾病损失了差不多一半人。然而我却拖延着没有履行诺言：我忙于别的工作；写完《罗亭》，我开始写《贵族之家》；直到1858至1859年这个冬天，我又来到那个村子，来到当初和卡拉节耶夫交往的那个环境里，这时我才感到，沉睡的印象开始苏醒了，我找出他的笔记本来，我又重新把它读了一遍；那些退居次位的形象又重新回到主要的地位上来了——于是我立刻拿起了笔。有几个熟人当时已经晓得我现在所讲的这些事情了；不过我认为还有义务在今天，在出版我的长篇小说集定本的时候，把这些事向大家谈一谈，也借此对我那位不幸的年轻朋友表示悼念，虽然这悼念表示得太迟了。
就这样，一个保加利亚人成为了我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而批评家先生们当时却异口同声地责备我，说这个人物是伪造的、没有生命的，他们对我偏偏选中一个保加利亚人这个奇怪的念头表示惊异，问题：“为什么？原因何在？有何打算？”——小箱子原来是很容易打开的——不过当时我认为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关于《父与子》，似乎是不必要再详细讲了：我在《文学与生活回忆录》中有一节专门谈这部小说——我现在只谈一点：《父与子》问世以来眼看已经十七年了，然而，无论如何，批评家们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却始终没有确定下来——不过是在去年，为了巴扎罗夫的缘故，我还能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说我是一个“专把被人打伤的人往死里打的杀人不眨眼的强盗”——这就是那同一位安东诺维奇先生说的，他在《父与子》发表后不久，就曾经断言过，说阿斯考勤基先生早就猜中了我的小说的内容了。
《烟》虽然获得了够大的成功，但也惹得人们对我大为不满。特别激烈的责备是说其中缺乏爱国主义、污辱祖国，如此等等。又有人写讽刺诗了。连弗·依·丘特切夫——我一向并且至今还以他的友谊为荣——都认为有必要写一首诗来为我所选择的错误道路洒几滴眼泪了。原来虽然是从不同的观点，我却触犯了我的读者群的右派，又同样地触犯了他们的左派。当时我对自己也怀疑起来了，就暂时沉默不语。
至于说到《处女地》——那么，我想，不必再来多说我这部最近的、费了这么大力气写出来的作品所受到的一致责难了。除了两三篇手写的、不是刊物上发表的书评之外，我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听到过臭骂以外的东西——起先他们断言，这都是我捏造的；说由于我几乎是常年居住国外，已经完全不了解俄国生活和俄国人：说策引我执笔的唯一动机只是浅薄的虚荣心和一种沽名钓誉的打算而已；一位新闻记者还慌忙宣称，说每一个正派人士都应该对我的书吐一口唾沫，并且当场踩上几脚。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那些被指为我捏造出来的事情的大部分都变成了事实，这时我的法官们又有另一种说法了：好像我本人多半参加过那些存心不良的计划；因此当然也就早已知道它们了，否则的话——我怎么可能事先预见和预言呢？！以及其他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说法后来渐渐趋向平衡了；在我最近一次回俄国的时候，我证实了：绝大多数我的同胞都不认为我这最末一部长篇小说是毫无用处、或者有害无益、或者只配遭人轻视的，虽然他们也保留着一些无疑是正确的责难，这些责难的主要根据是我的远离祖国。
已故的别林斯基常爱讲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在我身上应验了：“每个人早晚总会被自己的衣襟绊倒的。”
“Was ist der langen Rede kurzer Siun？”——说这么一大堆话为了什么呢？也许，有位读者会问我的——第一，为了表白我在这篇序文的最初几行里所讲的意图；第二，为了说出下面这个我从多年的经验中领会到的结论：我们的批评界，尤其在最近，没有权利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作家如果仅仅听信于它——就会有糟蹋自己天才的危险，它的主要过失在于它是不自由的批评。这里我不能不顺便谈谈我对于“下意识的和有意识的创作”，“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客观、直率和天真的好处”等等说法的意见——所有这些“令人感动的说法，不管它们是从哪些权威的嘴巴里出来的，在我看来，总不过是些老生常谈而已，这些通用的修辞学上的小铜钱，只是因为太多的人不辨真伪，所以才没有被认出是假造的。每一个不无才能的作家（当然，才能是首要条件）——我是说，每一个作家，都是首先力求忠实而且生动地再现他从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获得的印象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利判断，他在这方面成就如何，过错如何；可是，谁有权利来指示作家，说文学中哪些印象能写，哪些不能写呢？如果他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正确的；而如果他没有才能——任何“客观性”对他也爱莫能助。目前我国出现了许多以写作为业的人，他们自命为“下意识的创作者”——他们选择的，全是些“非常重要的”情节；然而他们满身浸透的，却正是这种倒霉的“向”——“诗人用形象思维”这句名言是人人皆知的；这句名言完全正确而无可争论；可是，您，诗人的批评家和法官，又根据什么一方面允许他把自然的景色，或者是人民的生活、完整的天性（这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字眼！）形象地再现出来；可是另一方面，只要他刚刚接触一点纷乱的、心理上复杂的，甚至病态的东西——尤其当这些东西不是个别事实，而是来自那个您所说的人民的、社会的生活的深处时——您就会大声叫嚷说：停住，这不对头，这是作家的自我反省，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搞政治！这是写政论！——您肯定说，政论家和诗人任务不同……不！他们二者的任务可以完全相同；只是政论家用政论家的眼光看待任务；而诗人则用诗人的眼光看待它们罢了。对于艺术事业，“怎么写？”这个问题比“写什么？”更为重要。如果您所否定的全部东西——“用形象”这三个字——（请君注意：用形象）已经构成了作家的灵魂，那么您又凭什么认为作家居心可疑，又凭什么把他从艺术庙堂中驱逐出来呢？如今，端坐在那座庙堂的金碧辉煌的神殿上的，是一帮“下意识艺术”的祭士们，他们高踞在香烟缭绕的神殿上，而这些烟火却常常是这群祭士们自己的手点燃起来的。我告诉您：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绝不会为一些不相干的目的服务，他在他自己身上就能够找到满足；他周围的生活给他以内容——他就是生活的集中的反映；他既无本领写阿谀颂词，也不善于作诽谤文章……归根到底；他瞧不起这些东西。按题作文或者照章编选——只有那些没有能力干更好的事情的人们才能做。
巴黎，1879年8月
译者附记：
本文译自莫斯科1949年版《屠格涅夫文集》第十卷（《星火丛书》）。原题为《序言》，文集编者加了一个括弧中的小标题：《为一八八年文集中的长篇小说集而作》。为醒目计，译文改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在巴金先生所译的巴甫罗夫斯基《回忆屠格涅夫》一书中引用过本文中关于《前夜》的那一大段。翻译时曾参考过巴金先生的文字。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