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书中所收之诗，语言优美，内容丰富，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最早的一部诗集，它在文学上的价值是开创性的，从表现形式、艺术手法到语言运用，均具有极高的成就。同时，它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为后世文学创作所效法和借鉴。
《诗经》最早运用了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赋，即直述，“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周南》）。《诗经》中运用这种手法的诗篇很多，有代表性的如《大雅》中叙述周人历史的几首史诗，《国风》中的《豳风·七月》等。这种手法的特点是不加修饰，直言其事，如《生民》叙述周人始祖后稷之事，自其诞生到成人立业，句句直关本事，章章衔接紧密，诗人的思想情感完全通过所叙史实加以体现。《七月》表现的是农人的生活情况，诗中清楚地讲述了农夫一年四季的生产和生活，以及他们年终的不平之言。通过诗人的笔，读者对农夫的辛劳和痛苦，有了准确的了解。比，即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一种象征手法，可以加强表现效果和感染力。《魏风·硕鼠》是今世流传颇广的一首诗，它运用的手法就是比，以肥大贪婪之鼠比喻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唐风·鸨羽》运用的也是比喻，以不得其所的鸨比喻远役在外的人。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诗经》中运用兴这种手法的诗有116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有名的《周南·关雎》使用的手法就是兴，诗以关关和鸣的雎鸠开篇，引出好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兴往往具有比的作用，因而分辨起来有些困难。需要指出的是，《诗经》中三种手法的运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兼用，所谓“兴而比也”、“赋而比也”。
《诗经》的基本句法是四言，此外二言、三言直至八言等等句法也时有出现，这表明《诗经》在形式上既有一定的规则，又不为其所限制，而是根据内容需要，灵活变化，这是它的魅力之一。四言句法至魏晋曹操、陶潜等人仍在使用，反映出它是适合表达人的情感的形式，具有一定的活力。
《诗经》的语言丰富生动，韵律和谐上口，这对于内容的表达意义重大。如对手的动作的描写之词就有近60个，它使准确生动地刻画人物成为可能。文学创作需要细致，而表现细致要靠语言，《诗经》为后人留下采撷不尽的语言宝藏。在《诗经》的语言中大量使用重声迭用之词，其重声如嚣嚣、简简、坎坎；其迭用如赳赳、温温、夭夭、莫莫。这些词能增强表达效果，使人对诗中所表现的内容有了真切的感受。
《诗经》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上面介绍者外，其他如刻画人物的生动细腻，景物描写的逼真优美，史实叙述的厚重完整等等，均为后人称羡。
《诗经》在史学上也有着重要价值，它是研究周人早期历史以及周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皇矣》、《绵》、《大明》诸篇对周人的创业、繁衍、迁徙、兴盛等史实都有着详细的叙述。著名的牧野之战在《大明》中就有生动形象的记录：“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言商朝军队之多；“牧野洋洋，檀车煌煌”，言战场的壮观和周兵之盛；“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介绍了周兵两位统帅的威武之姿。
周代至厉王之时，政治堕坏、民不聊生，这一现实，在《民劳》、《板》、《荡》中都有记叙。《民劳》中写道：“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反映了当时恶人当道，社会混乱的状况。《荡》中云：“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厉王的恣意妄为导致众叛亲离、朝堂一空。
此外，反映宣王中兴的诗篇也为数不少，如《小雅》中的《六月》、《采芑》、《车攻》，《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崧高》等。
《诗经》不仅记录了周王室的历史，也记录了地方各诸侯国的历史。十五国风如同方志，对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历史事件都有记载和反映。尽管这些记载是侧面的，或者是含蓄的，但它们对于认识和研究各诸侯国的史实是有价值的，至少反映了当时人对这些史实的态度。
《诗经》的史学价值自明中叶以后，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李贽就曾明确地讲过：“《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焚书》卷5）。至章学诚力倡“六经皆史”之后，以《诗》证史之风渐盛，今人治周史者更视《诗经》为不可或缺的资料。这既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也是《诗经》此方面的重要价值导致的必然结果。
《诗经》的其他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诗经》有着丰富的关于天文的记载，清人洪亮吉为此作《毛诗天文考》。《诗经》反映了各地区的情况，对山川地理记述甚多，为人们了解当时地理状况、城邑名称提供了最可靠的资料，宋人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清人朱右曾的《诗地理征》、尹继美的《诗地理考略》对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诗经》中，动植物方面的材料也很丰富，自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问世之后，历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不绝如缕，足见它在这方面的价值之大。《诗经》还有大量反映社会风俗的篇章，这是了解当时民俗的最佳材料。
总之，《诗经》堪称一部百科全书，经过前人和今人的研究和发掘，它的价值展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诗经》会为后人提供更多更有用的东西。
《诗经》自诞生之时起，就开始对社会产生影响，这影响延续至今，且广及方方面面。
《诗经》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深刻的，它的内容、手法和形式成为后世之人取用效法的宝库和典范。一代雄才曹操的传世之作与《诗经》的关系难以分割，如他的名作《短歌行》中写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八句中除“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两句外，其他六句皆引《诗经》原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郑风·子衿》中的句子，“呦呦鹿鸣”以下四句是《小雅·鹿鸣》的句子。此诗所用句法是《诗经》的典型句法四言，这在五言诗已相当普遍的当时，很能说明曹操的文学偏好和《诗经》的影响力。因此，一些评曹操之诗者往往将其与《诗经》并提。如沈德潜就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古诗源》卷5）取《诗经》而为新诗，有直取者，有化用者，这在曹操之前或之后都非常普遍。其前如秦嘉《赠妇诗》中云：“诗人感木瓜，及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这是化用《卫风·木瓜》；其后如谢灵运《答谢惠连诗》：“怀人行千里，我劳盈十旬。别时虽灼灼，别后叶蓁蓁。”后二句对花和叶的描写，直取《周南·桃夭》之辞。至于隋唐以后，这种情况就俯拾即是了。《诗经》影响后世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作品，都可视为《诗经》这一精神的延续。
清人章学诚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文章之体，在战国之时已然完备，而其源头在于《诗经》。他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文史通义》卷1）。按他的说法，后世文章的源头尽在于《诗经》，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足以谈论文章，更难以离文见道。这虽然令人觉得有点夸大，但足见其对《诗经》的重视。这反映了《诗经》对后世文人影响力之大。
周天子采集民间之诗，目的是为了观天下、知民风，为政治服务。因此，从一开始，《诗经》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始皇焚书，《诗经》罹列其中，可知秦朝统治者视《诗经》为不利统治的邪恶之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京师立五经博士，《诗经》为其一，则《诗经》又成了统治者所重之书。从此，《诗经》成为世人诵读尊奉的经典。随着后世儒士和理学家用封建道德标准对《诗经》进行解读注释，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功能增强了。在这方面，朱熹之功甚大，他对《诗经》的解说颇为明清统治者所看中，定为官方观点，是国家“人才”必须熟知的。
《诗经》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历来为学者都十分重视对《诗经》的学习，从这一点上讲，《诗经》可谓中国最早的一部教材。先秦诸家都很重视对《诗经》的学习，特别是儒家，孔子在教育弟子时就屡次说：“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弟子的一项重要课程是学《诗》。至于后世，《诗经》成为进身之阶后，希求显贵者更对《诗经》学之不辍，而庠序之内，《诗经》的讲授也从未间断。所以《诗经》与后世的教育关系密切。至今，学生的课本中仍然有《诗经》中的篇章。
在春秋战国之时，《诗经》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即在外交中成为主客双方的外交辞令。孔子就谈到过《诗经》的这一功能，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显然，在外交中熟练运用《诗经》是先秦外交使者必备的素质。在《左传》中关于主客双方赋《诗》以申己意的情景多有记载，如《左传·定公四年》楚将申包胥至秦请求救兵，秦哀公为之赋《秦风·无衣》，以应其请。再如重耳流亡至秦，奏穆公为之赋《小雅·六月》，表达自己支持重耳做晋国之君的意见。其实，在先秦不仅国与国的交往要以《诗》明意，就是普通的人际交往也是如此，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后世文人动辄“《诗》云”，也是《诗经》此作用的遗风，只是味道有些变了。
《诗经》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使《诗经》成为专门之学。历代注疏之人不知凡几，有关《诗经》的著作充栋盈室。汉初传《诗》四家，人皆知之。其下最著名的有郑玄《毛诗笺》、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宋人朱熹《诗经集传》、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民国以来，《诗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地位，人们对它的研究抛除了政治、功利等诸多不良因素的影响，开始对《诗经》的真正价值进行发掘，深得《诗经》本意的研究之作时有问世。时至今日，《诗经》的普及工作愈加受到重视，各种选本译本纷涌而出，为更多的人了解《诗经》提供了有利条件。
《诗经》产生于中国，但它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早在唐朝，它就传到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明朝末年，法人金尼阁用拉丁文翻译了《诗经》，这是最早的西文译本。此后至19世纪，英、法、俄等文的《诗经》全译本或选译本均已在西方传行。这期间虽历时200余年，但《诗经》毕竟成了“溥天之下”的共有财富，向世界描述着中华文明，这意义是何等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