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际设计大赛中，我国兴师动众，经过层层选拔，派出了我们中国中学生中精英的精英。结果呢，一败涂地，仅获得了一个纪念奖。为此，《中国青年报》大声疾呼：“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哪里去了？”答案是明了的：当一代孩子没有自己的眼睛，没有自己的头脑和语言，还拿什么来谈想象力。
造成我们学生想象力创造力减弱、退化的直接原因，就是现行的教育体制。在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最大的成功，就是把所有的学校成功地转型成了出标准半成品的工厂。这种以灌装机为基本手段以升学率为终极目标的应试教育，其特征是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进入选拔淘汰程序，让相当一部分成为失败者。应试教育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考试，青少年为了能在这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便只能服服帖帖地向考试卑躬屈膝，分数成为学生追逐的唯一目标，成绩决定一个学生的成败荣辱。家长和社会衡量一个学生的标准也是以分数论成败以学历论能力。一个集体近视与毛糙的怪病。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在我国由来已久，而要抵制这种现象是需要勇气的。在这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张伯苓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1934年10月，陶行知应邀到南开大学讲演，当得知南开大学和南开女中在河北省会考中成绩不佳，是因为校长张伯苓不肯牺牲学生的宝贵生活，以迁就“机械地毁灭生活力的会考制度时”，颇为赞赏。当天晚上陶行知一见张伯苓就向他道喜，张问喜从何来？陶说：“就是为你不把会考放在眼里呀。”两人抚掌大笑。
张伯苓认为，培养人才是学校的根本，必须把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说：“只知道压逼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批‘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一再强调，南开是造就“活孩子”的，不是造就“死孩子”的。
陶行知为此写了一首题为“贺客与吊客”的诗，别致地赞美了南开的非凡追求与胆识。诗中写道：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博士剖析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他说：“我们对人才的选拔是值得检讨的。我们用统一的考试的办法，从很多学生中选拔‘杰出’的人，但我们知道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他真正要做的是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发现新的方法。所以用考试的方法，看你以前积累的知识有多少，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人有无创造能力，这是现在的应试教育考不出来的。人们常常问我，你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什么？我一定说，他该有创造力，有锲而不舍、追根究底的精神，要有学习新东西的习惯和能力，能和大家一起合作。”
从陶行知、张伯苓到李远哲，他们虽然相处的年代有距离，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同步的，进步的，是科学的。倘有一日，中国的教育由教会应付考试转变为赋予素质，则中国教育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