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准备动身回西沟，与他一同出来的西沟人对他说：“怕是走不成呢，军分区的首长打了招呼，说是要来找你。”“我不能呆在长治，出来已多天了，有事叫他们到西沟来谈。”他没有仰视长官的习惯，倒不是他见的达官贵人太多，而是无求于人，他不想倚仗权势往上爬，于是很少与官们交往，总是以平常人心态，来往多便亲近些，来往不多便无话可说，从来不会低声下气讨好他人。
车子出了长治往东拐，个把钟头到了平顺县城，也不歇歇又往西沟驶去。夕阳西下的时候，熟悉的山村遥遥在望，山风习习送来清新空气，老李心中一阵喜悦：金窝银窝都不如俺西沟的窝。
快进西沟了，有人挡在道上，似乎是不让他进村。老李一看，不是恶作剧的赖人，是位老贫农。李顺达心里一怔，下了车，问道：“你做啥哩？”“你这几天去哪里了？顺达哥！”“到省城走了一趟，瞧了瞧。”“瞧甚哩？”“瞧人家造反夺权。”“哎呀，咱西沟的权也叫人家夺了！”“什么？”老李把身上的军大衣一抖。他原以为省城与晋东南的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取，西沟仍是一片净土，仍是他李顺达说了算的地方，没料到也夺了权，西沟也出了造反派！
“造反夺权的都是谁？”他问。
“主要是西沟学校的红卫兵与村里的小后生，都是些好惹是非的半大孩儿们。”李顺达皱起眉头：“都夺了些什么权？”“小队以上的权都夺了，连米面加工场的权也被夺，如今想磨个圪糁什么的，难呢！”“夺了权的孩们甚也不做，每天和外面的红卫兵联络，写大字报哩，在场上喊口号哩。”李顺达边听，边朝自家院走，一伙人在后面诉苦。
“快春播了，这些夺了权的人甚也不干，那算甚的干革命！”“老李呀，这日子可没法过呀。”“顺达哥，你说话吧，咱听你的，该咋办呢？”李顺达皱紧了眉头，满腔的愤怒，一脸的不悦，就像变天的空际，阴云密布。妻子桂兰和几个子女在院门口迎候他，他也顾不上和亲人打招呼，黑着脸甩出了几句话：“没王法了？叫他们翻了天？外面不论闹成个啥，咱西沟不能乱折腾，我李顺达在这里一天，就不能不管！大家有什么看法说说。”庄稼人面面相觑，讨论了一番，意见完全一致：西沟不需要造反，按原来的生活方式过日子。
不多一会儿，广播在喊话：“民兵紧急集合。”西沟民兵齐刷刷来到大队部，个个豪情满怀，行动一致。既无文斗，更无武斗。只有李顺达一句话：“咱西沟大队不能乱套！”于是不到后半夜，西沟大队失去了几天的党政财文大权就又回来了。该磨“文革”中的西沟面的去磨面，该碾圪糁的去碾圪糁，一切恢复了原有的秩序。
李顺达出山
李顺达这个名字是和西沟联在一起的，他属于西沟，也离不开西沟。可事情的发展往往由不得他自己，他不想离开西沟，然而被“文化大革命”的火把点燃起来的形势，要逼他从西沟出来，情愿不情愿由不了自己。
其时的晋东南围绕着一个权字分裂为两大派，一派以军分区司令部为首，被称为“联字号”，一派以首先站出来的一位革命干部为首，人称“红字号”，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夺权后成立的核心小组成员中有两派的头头，还安排了个劳模李顺达。这个核心小组矛盾日益尖锐，势不两立。李顺达为核心小组成员，原本是个挂名的，在两大派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他被派上了大用场。
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辈子说了很多话，“文革”时都精选到叫做“语录”的那个小红书中。小红书里内容广泛，涉及各个方面，为打语录仗提供了各种型号的枪炮子弹，各造反派组织均可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枪枝弹药。对于这，李顺达这位朴实憨厚了一辈子跟定毛主席的庄稼汉，感到无所适从了，他像一条大鱼落进打鱼人的大网里，挣脱不得。
当晋东南“红字号”的大批人马包围晋东南军分区时，“联字号”的头目，穿军服的首长们就有点儿慌了。怎么办？请李顺达出山，请他来解围！于是连夜出发，驱车赶到西沟。
李顺达见军人们风尘仆仆赶来，忙请他们进屋，军人们说不必，就站在门外说话，说是天亮前要赶回长治。李顺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就按军人的意见站在那里听话。
“老李，情况很紧急，红字号调动了一大批人包围了军分区！”“解放军为人民打天下，你最清楚。”可不是吗，早在1944年搞劳武结合，部队给李顺达发了枪，教他打靶，扔手榴弹，他成了劳武结合的英雄。连兄弟民族都唱《翻身不忘解放军》，他李顺达还能忘了军民鱼水情？毛主席他老人家早说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话在他肚里装着，心上刻着，多会儿也忘不了！
老李正在想这些，军人说：“老李啊，这种时候，你不能在西沟窝着，你得出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话让他动了心，他最信任解放军，他们说的话在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论有多少革命派，他要站在解放军一边，可是凭什么去长治，他是西沟的庄稼人啊！他在犹豫。
“老李，你是核心小组成员，核心小组开会你得参加啊！”军人诚心诚意地说。
老李想，开会是该参加。他开过大大小小无数次会，他从来没有耽误过，这次的会也得去参加，他狠了狠心，有了这个打算他便表态：“你们先回吧，什么时候开会我赶去参加。”“听说是明天下午开会。”军人又说。
李顺达答应明天下午到长治。
军人们驱车到平顺县城，吩咐县武装部明天出车送李顺达赴长治，不得有误。
1967年的7月19日，李顺达带着两位在平顺工作的干部，权当秘书；县武装部不仅提供车子，还有陪同的军人相送，汽车往长治驶去。
到了长治，陪同的人与军分区通了电话，报告李顺达已到。并请示说：“军分区大门被群众包围，如何进去？”军分区首长听说李顺达终于出山了，喜出望外，答曰：“就从正面大门进来，要让群众知道，车子里坐着李顺达，这很重要！”
“知道了！”不一会儿，李顺达乘坐的吉普车开到军分区大门正面的大道上。由于静坐在大门前的“红字号”群众堵塞了交通，车子只能缓缓移动。
静坐的群众严密注视着这辆不同寻常的车子。放不放行？静坐的“红字号”正在犹豫。
与李顺达同车的军人见窗外严密注视的人群，便从车窗口喊话：“同志们，车里坐着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同志，他来看望大家了！”司机以为李顺达要从车里走出来，与群众见面，便欲熄火停车。
军人着了急，悄声地吩咐司机：“不能停车。”静坐的红字号群众当然都知道李顺达，他为晋东南赢得了莫大的荣誉。有人情不自禁地喊起口号：
“向李顺达同志学习！”“向李顺达同志致敬！”这是当时很时髦的口号。李顺达听着颇受感动，他从车窗伸出手向大家致意。他经常外出开会参观，见的世面多了，也学会了许多庄稼人不懂的礼节与规矩。不像在建国初期访问前苏联那样尴尬，在卧室里找不到被子就用两个大枕头盖在身上。回国后作访苏报告时他把这些情况讲给大家听，和听众一起哈哈大笑。他就是这么单纯与直率，使人感到可亲可爱又可敬。静坐的群众给他以礼遇，让车子通过，进了军分区的大门。
军分区的首长把李顺达当成了上宾，围着他转，说的话是同一内容：“老李，你是支持解放军的，我们最信得过你，快帮帮我们吧！”李顺达不大理解帮什么，他没答话。
“你出去和静坐的群众说几句话。”“说甚呢？”老李发了愁。
“就说不能与军分区对立！”李顺达想，这个要求不过分，群众怎能与军人对立，那不是乱套了吗？可又有几分担心：“我的话顶用么？”“顶用、顶用！你是核心小组成员，可以代表核心小组说话！”老李迷惑了：“我是来长治参加核心小组会议的，这个会还没开哩！”李顺达懂这个：核心小组的会没开，没有做出让他向群众讲话的决定，他不能冒用这个名义。可是核心小组的会开不成，因为联字号对立面红字号的头头不来参加，他不能与军人坐在一个会议室的座位上。当时对这些矛盾，李顺达并不清楚多少。他只知道一伙群众把军分区围个水泄不通已两天了，围攻军分区不对，反对解放军更不对，他只记住毛主席那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他对晋东南的派性组织的来龙去脉并不了解，压根儿不想支持哪一派。
这时离军分区不远的晋东南医专中的两个对立面已与社会上的派性组织挂了钩，拉开了武斗的大幕。工人参战，喊声震天。先是红字号的吃了亏，四名学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遭到扣押。于是红字号组织工人支援，建筑工人与兵工厂工人大队人马开进医专，联字号骨干被迫撤到教学大楼，几十名学生被工人的铁拳殴打，血溅校园。待联字号组织的后援部队赶到，红字号已乘胜撤退，只剩被毁坏的课桌座椅和一片狼藉的“战场”。于是联字号大造舆论，组织参观，揭露红字号“血洗医专”的罪行。
这是晋东南的第一次流血事件，由于是工人动手打了学生，好心肠的市民们同情被打的一派即联字号。
李顺达与广大市民一样，对弱势群体表示了关注与怜悯。他说：
“为啥要打学生娃儿？他们还在念书，以后是咱晋东南地区的大夫呀！”联字号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把医专用来作为解剖用的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尸体，当做红字号杀害的死者，抬出去游行。甚至还将一块木头当成被杀害者，用布包裹起来抬上街大造舆论，煽动人们对红字号的愤怒情绪。
李顺达自然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他对整天打派仗，更多的是迷惑与不解。对立的双方都不是国民党反动派，都是在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干革命，为啥要搞成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顺达虽然在长治，但对晋东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知道不多，对于“红字号”的种种“罪状”，周围的人详细向他作介绍。联字号的不轨行为却无人向他说明。他也像北京城那位至高无上的老人家，被一伙人包围了，他所得到的消息都是经过严密过滤的，李顺达被拉进派字标记的网兜里。不管他情愿不情愿，他成了联字号的一员，甚至是一张王牌，这是憨厚老实的李顺达不曾料到的。
为了彻底摧垮“红字号”，“联字号”的头目们拥着李顺达这个著名劳模去北京告状。军分区的头目带着几个人先奔北京军区，而北京军区也被“揪军内走资派”搞乱了，虽然守卫站岗的军警十分尊敬李顺达，为他们放行，然而却找不到一个听诉状的人。军分区的首长陪护着李顺达去找一些中央首长。因为老李和多位中央首长握过手、吃过饭、照过相，找找他们或许能得到支持。然而这些老革命的日子都不好过，有的忧心忡忡、自身难保，有的已被罢官。神州大地，早已难觅净土。
同行的人出了个主意，让李顺达在胸脯上挂个大牌子，上书“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往天安门一站，或者到某个掌大权的部门去，都会受到重视，然后告“红字号”一状便不难了。这是个令人难堪的设计，李顺达听后直摇头！
“不沾不沾，俺不能做这种事！”李顺达黑着一副脸，满肚子不悦。
这些人在北京市转悠了多天，无计可施。这时一位熟人报告一个消息：山西省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北京，住在京西宾馆，陈永贵也在！
一听说陈永贵在京西宾馆，李顺达就高兴了，种庄稼的老朋友在，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老李万万没想到：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冶炼，老朋友也今非昔比了。
他们在宾馆门口却被拒入内。
李顺达的招牌这会儿也派不上用场了。有个军人格外机警，他转到宾馆后门，发现有个出垃圾的口子，这位军人大喜过望，于是弯下腰像只猫似的钻进去，但还不能进到宾馆，只有一个敞口的水沟，他又猫腰爬进去，挨住一个前后相连的厕所……能进到宾馆就行，他不顾一切钻进京西宾馆的后院，然后拍打身上的泥土灰尘，修整军人仪表，从容进入宾馆。恰好遇上一位熟人，是陪同山西省的头目来北京的。他领着这位军人来到住房，找到了陈永贵。于是向老陈说李顺达在宾馆门口，无法进门。
李顺达也来了？来了也好，反正都为了解决山西问题。于是老陈出面从门外领进了这伙晋东南的客人。两位劳模相见倒还热和，陈永贵想摸李顺达的底，他是哪一个派的代表？李顺达主动向他讲晋东南形势，说红字号一伙人包围军分区，还在晋东南医专打了学生娃，又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为工人农民打天下建起了新中国，“不论是谁都不能反对解放军。”李顺达把自己的观点都亮了出来。
陈永贵听着，没有表态。原来他们两个劳动模范成了对立面！
陈永贵是颇有政治头脑的庄稼汉，他任何时候都箍着一条毛巾，身穿对襟褂，一副地地道道朴实农民的打扮。李顺达早就脱掉对襟褂，他说穿上干部服多自在，有四个能放东西的口袋很方便。虽然他在脑子里保持了农民本色，却没把那条羊肚子毛巾和对襟褂子当成农民的标志。大寨出来的陈永贵却一辈子抱住那条毛巾和对襟袄，因而大受器重，扶摇直上。陈永贵已心知肚明李顺达站错了队，却又给他出了个主意。
“老李，你该找咱省革委主任去谈谈。”革命委员会主任，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非常荣耀的官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