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约翰.卡西迪认为，当今华盛顿成为谋杀之都与政府的措施不力直接有关。在美国，毒品贸易是以一种从可卡因提炼的高纯度毒品为主，它是三年前由牙买加贩毒集团从纽约传进华盛顿的。牙买加贩毒集团以其高质毒品和极端残暴而闻名于世，他们大部分人带有半自动武器，尤其是以色列制的UZIS步枪和美制TEC-QS步枪。这种武器可快速连续发射36发子弹，而且价格便宜，体积小，能藏在夹克衣内，在近距离射击时可以把人体炸成碎块，把骨头击成碎片。在贩毒活动猖獗、贩毒者装备精良的情况下，政府应有强有力的对付办法。卡西迪指出，布什上台后的措施并不像人们指望的那样有力。首先，布什没有给予毒品管理局局长具内特以内阁部长的地位，从而使具内特的作用大受影响；其次，布什也没有拨出额外的联邦资金来投入反毒品运动。卡西迪最后谈到了制止谋杀率上升的办法：政府采取严厉手段收缴武器，并且约束美国公众对毒品的需求。
还有人认为，当今美国社会犯罪率上升，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增多，原因在于可卡因“使我们的城市变成战场并杀伤我们的孩子”。毒品获利高，成本低，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1988年被杀的372人中，仅有8人是白人，占2.2%，大部分被谋杀的是年轻的黑人贩毒者和吸毒者，也有愈来愈多的无辜黑人由于途经交火地区而被杀。卷入贩毒活动而被谋杀的人其平均年龄是26岁至27岁。毒品对青少年的摧残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无数青少年因毒品而成为社会渣滓和不可救药的罪犯。
而美国的大多数有识之士则认为，威胁社会治安、进行恐怖活动的主要是贩毒分子。华盛顿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枪击案、凶杀案绝大多数与毒品有关。1988年在与毒品有关的凶杀案中共有369人丧生，1989年11月底，因毒品而遭凶杀的人数已达404人。但关键在于，布什及其前任总统虽进行了全国规模的扫毒运动，这种突击措施固然必要，但消除美国社会毒品危机的深刻的社会因素却不容忽视，这才是治本。那么，这些深刻的社会因素包括哪些呢？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科尔斯说，“从根本上讲，吸毒是精神空虚和自我陶醉的结果。道德沦丧和文化崩溃是麻醉毒品得以泛滥的社会基础。”有的专家指出，“许多著名人物和富有的人服用麻醉毒品”，因此他们提请社会注意“中等阶层沉溺于服用毒品的重要影响”。美国城市专家发现，在大量发生凶杀、抢劫和离婚等各种案件以及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社会病态与毒品泛滥交叉影响。
除日益深化的精神危机这一社会因素外，社会道德观和文明观的变形则是又一因素。在美国正进行齐心扫毒运动时，同时却又有人大造舆论，宣传吸食毒品是一种人类欲望，不能强行禁止，企图使毒品合法化。这一“合法化”还得到了政局和一些社会团体的支持。对此有人认为，美国要想有效地扫毒和治理犯罪，还必须进行严肃有力的道德教育。
还有人指出美国犯罪率高、凶杀案多的原因在于，进行毒品加工和贸易的团伙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股势力已渗入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美国有些地区的毒品贩运商串通了边防警察、海关或航空港、汽车运输公司等，受贿的人员中有的有飞机、船只，有的在种植毒品的地方有固定的产运销网络，连某些金融系统的机构也见利忘义卷了进去。由于吸毒贩毒者太多，美国的执法机构对处置这些人时长期一筹莫展。从客观上讲，美国现有的监狱已远远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与毒品有关的罪犯，因此执法部门对毒犯是“屡捕屡放”，而毒犯则是“屡放屡犯”，绝大多数得不到改造。
由此可见，华盛顿成为“谋杀之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各自的不同见解，目前，对此问题的探索还在继续着。
德雷福斯案件之谜
19世纪90年代，法国有关当局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德雷福斯案件”。此案几经波折，持续了12年之久。但究竟谁是密谋策划此事的元凶？时近百年，仍是悬案一桩，耐人寻味。为说明此事的缘由，我们还得把时间上溯到普法战争以后的法国。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战败国法国被迫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法国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军国主义、君权主义势头开始抬头，反犹主义尤为甚嚣尘上。1892-1893年新闻界揭露出“巴拿马丑闻”，事涉犹太金融资本家对政界要人行贿的问题。“巴拿马丑闻”对日益嚣张的反犹运动无异是火上浇油。于是，一起冤假错案——德雷福斯案件就在这种氛围中发生了。
1894年9月26日，打入德国驻巴黎使馆的法国情报处女间谍巴斯蒂安在德国间谍头目冯.施瓦茨科彭中校的字纸篓中发现了一封信，信中提供了有关法国120毫米口径野战炮、法德边境法军的部署及其炮兵阵地变动的机密情报。很快，这封未署名的信就送到了陆军情报处。该处副处长亨利少校等人未作调查就断定这是犹太人干的，并认为奸细在总参谋部见习炮兵军官之中。当他们查阅名单时，碰巧发现了一个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籍军官，于是，进行了笔迹鉴定，但两次鉴定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法兰西银行鉴定专家戈贝尔肯定此信不可能是德雷福斯写的，而警察局鉴定处的阿尔方斯.贝蒂荣则做出了告密信与德雷福斯的手书“出自同一笔迹”的结论。显然，此案还需进一步调查，但陆军部长梅西埃尔在与总统卡西米尔.佩里埃、总理迪皮伊密谈之后，竟于10月15日下令逮捕德雷福斯。巴黎军事法庭旋即对德雷福斯进行秘密审讯。德雷福斯面对逼供、诱供，始终拒绝承认强加于他的罪名。军事法庭根据陆军总参谋部送来的所谓“秘密档案”，未经德雷福斯和他的辩护律师过目，就对德雷福斯作出了革除军职、流放南美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终身监禁的判决。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0.19-1935.7.11）出生在亚尔萨斯省牟罗兹镇的一个犹太纺织商家庭。普法战争后，因家乡被德国人占领，不甘做亡国奴的德雷福斯一家逃离故乡。德雷福斯立志从戎，考进了圣.西尔军事学校。毕业后，调入法军总参谋部。这期间，他曾于1890年与巴黎珠宝商的女儿露西耶.阿达马尔特结婚，有两个孩子。
显然，从德雷福斯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经济状况来看，很难找到充当间谍、投敌叛国的动机。
1896年案情有了新的进展。是年3月，从德国使馆施瓦茨科彭上校处发现了法国军官埃斯特拉齐给他的“气压传递信”。然而，亨利少校等人又一次将此事压下。直到7月，情报处处长易人，新任处长皮卡尔才着手对埃斯特拉齐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他与德国武官联系频繁，且其字迹与告密信并无二致。皮卡尔确信，出卖军事机密的正是埃斯特拉齐。8月，他将调查报告呈交总参谋部。副参谋长贡斯将军非但拒绝重审，反而在12月将皮卡尔贬职，调往北非突尼斯，由亨利接替皮卡尔出任情报处长。
皮卡尔本人也是毕业于圣.西尔军事学校的犹太人。他深知德雷福斯是冤枉的，所以在他立案之前，将有关埃斯特拉齐罪行的材料转交给他的友人——律师勒布卢瓦。勒布卢瓦在报上披露了埃斯特拉齐的罪证。次年，巴黎《晨报》上也刊登了德雷福斯的所谓“罪证”的照片及埃斯特拉齐的手迹。德雷福斯的兄弟还复制了大量“告密信”原件，张贴在街头巷尾，希望能够借此找到证据，以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不久，一位银行家证实，告密信与他的一位顾客笔迹相同，此人正是埃斯特拉齐。埃斯特拉齐原籍匈牙利，平素生活腐化，负债累累。
然而，1898年1月11日巴黎军事法庭开庭审讯埃斯特拉齐宣布了他无罪获释，而皮卡尔却因泄露军事机密罪被捕。
此事在法国掀起了轩然大波。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报上发表了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信中控告了陆军部和总参谋部的主要官员、笔迹专家以及军事法庭“践踏法律”为罪犯开脱等非法行为。整个法国分裂成两大阵营：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上至达官要人，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因这场间谍案引起的政治风波，几乎酿成内战。
1898年8月30日，案子有了新的转机。亨利向陆军都长供认：是他伪造了定德雷福斯罪名的重要文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次日清晨他死于被囚禁的蒙瓦莱利昂监狱。亨利之死陡然间给这一案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几经周折，终于在1899年9月，法兰西总统卢贝下令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但他所蒙受的耻辱和罪名一直未说清。直至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并为他恢复了军籍，授予荣誉勋章。持续12年之久的有关德雷福斯的诉讼案至此告一段落。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此案真正的元凶始终未加追究。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对此事做过如下的评述：“德雷福斯案件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情节最复杂而最离奇的侦探小说之一。这个案件一直没有真相大白，尽管有关此案的材料卷帙浩繁。虽然提出了各种假说，但是其中没有一条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埃斯特拉齐是真正的间谍。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根据埃斯特拉齐在军中的地位，他不可能掌握如此高度机密的文件。他是从什么途径搞到这些文件的呢？亨利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得一反常态，为什么一再玩弄诡计，嫁祸于德雷福斯？仅仅是出于袒护埃斯特拉齐的用意，还是另有他图？他的死又作何解释？这一连串的疑团至今仍困惑着史学研究工作者。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何日大白于天下，看来还有待同仁们的继续努力。
提尔西特的秘密
自1807年以来，许多国家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煞费苦心地想要揭开“提尔西特的秘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都不能说这一秘密已被揭晓。难道“提尔西特的秘密”真的无从揭示吗？
1807年6月25至7月7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涅曼河上，在原本默默无闻的提尔西特小城中多次进行长时间的单独会晤。按照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提议：“我来充当您的秘书，您给我当秘书……我们两个人，不要有第三人”，这些会晤都是单独进行。会谈结束后；法俄两国立即签订了和约和一个秘密盟约。干戈化为玉帛，仇敌成了盟友，整个欧洲局势为之一变。两位皇帝到底谈了些什么？他们对当时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真实立场究竟怎样？这就是留给后人的“提尔西特的秘密”。
历史学家们力图通过对公诸于世的和约与盟约进行分析来揭开秘密；也有人仔细研究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后来的一些隐约其辞的叙述，以此来推测这一秘密：当然，依据基本历史事实，再加上一些“合理想象”来描述这一秘密的也不乏其人。
法国历史学家比尼翁率先对两位皇帝在涅曼河上的首次会晤做了精彩描述：6月25日上午11时，明亮的阳光照耀在涅曼河上。在河的正中央，与两岸等距离的水面上停泊着一个大木筏，上面搭起两顶装饰华美的白色帐篷。向着俄国河岸一面的篷布上写着一个硕大的字母“A”，另一面则写着同样大的字母“N”。10天前刚刚一败涂地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大获全胜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将在这里首次会晤。亚历山大身着禁卫军团的绿色军装，外罩白色套裤，戴着白手套；头戴一顶黑白两色翎毛的大军帽，脚蹬浅口鞋。大红的饰带，金色的肩饰，浅蓝的勋章缓带和斜挎着的漂亮宝剑在阳光下耀人眼目。看得出，刻意的修饰只能勉强掩盖激动不安的神情。想到即将面对着刚刚打败他的“科西嘉妖魔”，他未免忐忑不安。拿破仑并没有让他久等，在法国军队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他头戴那顶传奇般的大三角军帽，身穿禁卫军装，飞马穿过老近卫军的行列，灰色的斗篷随风飘荡。
皇帝们的小船从两岸缓缓驶入水中，拿破仑首先抵达并快步踏上木筏。亚历山大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粗壮、略显发胖的人，其面部表情坚毅、目光炯炯有神。拿破仑率先伸出手来，两位皇帝握手、拥抱。亚历山大说：“我对英国人的仇恨和你一样深，我一定支持你对他们采取的一切行动。”拿破仑回答说：“这样的话，一切都好办，和解就实现了。”这番开场白奠定了以后会谈乃至和约签订的基础。
在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芒.勒费弗尔的《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欧洲各国内阁史》一书中我们读到：他（拿破仑）伸出右手，亚历山大同他握手，两位皇帝互相拥抱。亚历山大说“我同您一样仇恨英国人，您在为反对英国人所作的一切中，将得到我的协助。”拿破仑答道：“这样，一切都可以解决，和平已经实现。”英国历史学家约瑟夫.阿鲍特也对同一场景用类似的语言做了生动的描述。所有这些描述是如此精彩、生动、言之凿凿，几乎令人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