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天前开始，汪精卫的病情就处于危急状态。他由斋藤动了大手术之后，只轻松了一个多月，病情又继续恶化。
汪精卫的健康，已被顽症彻底吞噬；他的生命，存在于短暂的弥留之间。
他成天躺在病床上，体温高至三十八度五而降不下来，完全依靠希望来支持自己。因他极度贫血，医院每天上午八点和晚上八点，为他输两次血。到了十一月六日，医院血库的血液用完了，因日本本土不时地遭到同盟军飞机的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长子汪孟晋、二女汪文彬、三女汪文悌为父亲输血。六月上午八点过十分，汪精卫接受输血之后，他望望坐在他身旁的陈璧君，又两眼在刚为他输过血的三个子女脸上来回扫去，似乎想在兄妹三人的眉宇间，面颊上，嘴腮间，寻找与妻子的相似之处。他说：“你们兄妹不必为爸爸输血了，爸爸活不多久了！这不是说胡话，爸爸的神志是清醒的。”他的声音细弱如秋天的蚊子飞过。
陈璧君禁不住怆然泪下，望着坐在丈夫病榻旁边的黑川利雄，哀求说：“救救他，救救他吧，黑川先生！为了救他，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财产，我浑身的热血，我整个人！”几天来，她有一种隐隐的不祥的预感，觉得丈夫留在人世间的日子不多了。现在，连汪精卫自己也有了这种感觉。
“你要镇静，用理智使自己镇静。你这么一哭，我就更难过了。”他眼睖睖地望着妻子，“万物生灵皆有一死，人也难以逃脱这个劫数，无非我比你们先走一步而已。”
“汪夫人！我们遵照小矶首相的嘱咐，正在尽一切努力抢救汪先生。”黑川面向强行抑止哭泣的陈璧君，“为了抢救汪先生，三浦村丰代理院长正在动员全院医护人员献血呢！”
汪精卫很激动。“谢谢！但大家献出来的血不必输给我了，输给我是一种浪费。”他说。
尽管他高烧不止，但他的神志却奇迹般清醒。黑川走后，他对妻子说：“趁我神志还清醒，还想说几句话，以谢天下，以慰自己的亡灵。我说你记，璧君。”
于是，他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遗书为自己的叛国投敌罪行进行辩护，说他“组织南京政府是不得已之手段”，南京政府“对美英宣战是一种权宜之计”，“唯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乃余之本愿，故因势利导，促其实现而聊以自慰。”并希望南京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将败之际“要逆水行舟，乃至破釜沉舟。”活现出一颗死不回头的花岗岩脑袋。
陈璧君将记录稿念了一遍，汪精卫点点头，由汪孟晋托着他的右手腕在遗书上签了名。他接着说：“重行（褚民谊），春圃，石泉（林柏生），佛海四位先后从南京来看望我时，我都对他们说过，现在再对你们说一遍，就是我的文章不要保留。这些文章已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均为世人所熟知，没有保留的必要了。文章的观点是对是错，让后人去评说吧！我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他感到唇干舌燥，待汪文彬为他喂了两调羹开水，继续说：“可保留的只有诗稿。我很喜欢我的诗。诗言志。你们保留这些诗稿，可以从中看出我的胸怀，我的志趣，我的追求，我的坎坷，我的苦乐观。”他若有所思，“噢！对了，二十天前我写的那首《自嘲》诗，我死后将它放在我的上衣口袋里，作为我的随葬诗好了。”
他的《自嘲》诗写出了他临死之前的痛苦心情，诗曰：“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他自知积怨太重，将永世被人唾骂，但又强作镇定而自我解嘲。
死亡是庄严的，死亡前的吩咐是不可抗拒的。“我和孩子们一定按照你的嘱咐办，你放心吧！”陈璧君悲伤地望着丈夫那失去灵气的眼睛。“唉！”汪精卫叹口气，“我知道，我的病势恶化得这么快，是因为我的精神负担太重了。”
徐珍和周洁身的私奔，使他愤恨的心情难平；四月四日下午，任广东省长的内弟陈耀祖被游击队行刺毙命，使他悲伤不已；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彻底失败，使他看到了南京政府的穷途末路。这三件事，经常以残酷的场面和恐怖的气氛，或交叉或同时在他梦里出现，一觉醒来，大病中的汪精卫，仿佛又患了一场大病！
“四哥你想开点。”陈璧君说，“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切会好起来的。”
“是的，爸爸您想开点。”在他身旁的三个子女说。
“唉！我生于忧患，又将死于忧患啊！”汪精卫说到这里，两眼微微闭着，仿佛睡着了似的。这是汪精卫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类似结论性的一句话；但不能概括他一生的全部，只能说明他人生的坎坷。
陈璧君和三个子女以为汪精卫死了，慌忙把罗广霖和黑川叫来。罗广霖给汪精卫探脉，脉搏还在跳动。黑川给他量体温，已高烧到四十度。从此，因高烧降不下来，汪精卫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只偶尔说句谁也听不懂的胡话。
十一月九日上午九点二十分，同盟军出动一百五十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以及罗广霖、周隆庠和桂连轩等人，在一声声巨响和一片片火光中，慌乱地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寒气彻骨。这一天，同盟军的飞机以马里亚纳岛机场为基地，每隔一个多小时对名古屋空袭一次，从上午九点二十分到下午四点五十分，一共进行四次轰炸。汪精卫每天摄入的葡萄糖分，热量入不敷出，他的久病垂危之躯，本已极度虚弱，“古道，西风，瘦马”，连续受到七个多小时的寒气侵袭，病情急剧恶化。十日清晨六时，汪精卫的体温上升到四十一度，脉搏跳动每分钟增至一百二十八次，呼吸极为困难。虽然经过罗广霖和黑川为他注射强心剂和输氧气抢救，但生命却在渐渐地离开他。大家围住快要死去的汪精卫，默默地看着他最后的几阵痉挛。下午四点二十分，这个一代巨奸终告不治身死，终年六十二岁。按照中国人当时的平均寿命不足四十岁，他还活了别人的年龄，老天无负汪精卫。
人生真像一只口袋，等袋口封上的时候，如死者若有所知，他会聪明地发现，口袋里装的全是梦幻离奇的东西，全是没有完成的东西，全是令人遗憾的东西。财产，荣誉，权势，都如过眼烟云一样毫无意义。富人之上还有比他更富有的人，有名的人在比他名望更高的人面前也会黯然失色，强者也会被更强的对手所击败。这就是遗憾之所在。汪精卫若黄泉有知，他更会感慨良深。
陈璧君扑倒在丈夫的遗体上，哭喊着：“四哥你不能死，要死我先死！”她放声痛哭陪伴了三十二年的丈夫，仿佛一切都在梦中，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死神，来吧，降临到我头上来吧！”她仰天伸出两只手，“让我先死，让我丈夫活过来！”她觉得自己的内脏被人掏空得一干二净，觉得自己的生命的某个部分也随着丈夫死去了，只剩下悲痛和梦幻陪伴着她。
“请夫人节哀，请夫人节哀！”罗广霖、周隆庠、黑川等人显得很悲痛地纷纷劝说着。汪文惺和汪文彬痛哭流涕，把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扶起来，搀扶着去她的临时居室。
二十分钟之后，周隆庠遵照陈璧君的吩咐，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先向南京的陈公博，再向东京的小矶国昭报告汪精卫的死讯。与此同时，罗广霖遵照汪精卫的遗嘱，由黑川陪同去商店购买黑色礼帽和青色缎料，再去缝纫店为汪精卫制作夹层长袍马褂。
当天晚上在南京。汪精卫的死，尽管是预料之中的事，但仍然在南京政府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和不安。虽说还没有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地步，但大小官员都感到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士气涣散了。大家思考的焦点是汪精卫死了，汪精卫政权还能维持多久，自己今后该怎么办？汪精卫的死讯在迅速传开，震动和不安在迅速扩展。许多人利用尽可能利用的瓜葛在考虑后路了。尽管希望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可能，仍然满腔希望在争取，以保持已经严重倾斜的心理平衡。中央军委委员、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富双英，一边给在重庆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任科长的内弟董文治写信，要他设法托人找外交部长宋子文，能否允许他以“曲线救国”的名义暂时留在南京，一边以老母亲病重为由，让两个姨太太连夜乘轮船离开南京，经天津回辽宁老家。教育部教材司司长徐焘，下午五点二十分听到汪精卫的死讯，半小时之后就将银行的存款提取出来，随即由妻子王素月将钱送往江苏高邮岳父家，并吩咐她去苏北抗日根据地找时任新四军分队长的远房堂兄徐承德挂个号，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弃暗投明参加新四军。财政部秘书易钟汉，于晚上七点给在苏联基辅大学任教的哥哥易钟华通长途电话，能否让他去苏联留学。
中下层官员如此，身居上层统治地位的陈公博和周佛海也如此。晚上八点，听到汪精卫死讯从上海乘直升飞机回到南京的周佛海，一下飞机就驱车直奔陈公博家。他一见到陈公博，就直截了当地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活着的人该怎么办？陈先生你得拿主意啊！”
陈公博没有想到周佛海会这样直言不讳地提出问题，愣怔片刻，淡淡地说：“怎么办？还不是一切按汪先生生前制订的方针政策办。”“那么，一个月前，陈先生为什么派秘书莫国康女士去重庆找宋子文先生？”周佛海在语气上，尽可能使对方听出他说这话是善意的。
一个月前，莫国康通过在宋子文手下任英语翻译的女同学苏梅仙见到宋子文，递交了陈公博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陈公博在信中表白了骑虎难下的苦衷，表示如果能够获得蒋介石的谅解，他马上脱离南京返回重庆。蒋介石给陈公博回了信，对他的打算持欢迎态度，但他又说陈公博返回重庆现在不是时候。陈公博心里明白，蒋介石还要考验他一个时期。
陈公博的秘密被周佛海揭穿，心跳了一阵，但很快镇静下来，微笑着不以为然地说：“我是步周先生的后尘呢！”周佛海也心跳了一阵，然后哈哈大笑一声，够聪明够诡秘的。他说：“看来，陈先生和我是心照不宣啊！”“既然是心照不宣，彼此不存戒心，那就请周先生说说今后的打算。”陈公博轻松地吸起烟斗来。周佛海沉思一会，坦率地说：“人们常说脚踏两只船，可我们得脚踏三只船呢！”
“请周先生说具体一点。”陈公博没有感到吃惊，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一只脚踏在现在这只船上，而且要踏稳，稍有不慎就有送掉老命的危险。日本的间谍工作可厉害呢！”周佛海说，“一只脚同时踏着两只船，一只是重庆，一只是延安。这是两条最可靠的后退之路。陈先生和我都是共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只要我们诚心转向，相信毛泽东会欢迎我们的，因为我们手中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们会求之不得呢！”
陈公博陷于沉思，烟斗已经熄灭了，还在不断地吸着。他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谨慎地说：“把一只脚同时伸向延安这只船要慎重。共党虽然利用抗战不断壮大自己，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们终究敌不过拥有五百万军队的蒋先生！”
“中国今后是蒋先生的天下，还是毛先生的天下，现在很难预料。”周佛海说，“是的，蒋先生手中有五百万军队，但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往往不在于军队的多少，而在于人心的向背。”
陈公博认为蒋介石还没有到了人心所背的地步，共产党未必能够在中国取胜。他说：“我们的脚是否踏上延安这只船，先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不过，我们的和平军配合日军攻打八路军和新四军时，可以留有余地。这一点，在适当的时候，给少数几个高级将领通通气。”他停了停，“至于脚踏重庆这只船，周先生有经验了，可以继续发挥唐生明、程克祥二位的桥梁作用。”他对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联系了如指掌。
周佛海的脸上没有出现惊诧的表情，只尴尬地笑了笑，诚挚地说：“感谢陈先生对我的理解、保护和信任。”“是的，我理解你，也的确保护过你。”陈公博笑笑。
日本上层统治集团对汪精卫的死，虽然没有引起什么震动，但也惴惴不安，总感到不那么踏实，总感到失去了什么。对这种失去能否得到弥补，又感到很渺茫。晚上九点裕仁天皇在皇宫召见小矶国昭首相，以及先后出任过南京政府大使的阿部信行、本多熊太郎和重光葵等人。他忧虑地说：“汪先生去世了，南京政府的大权已顺理成章地落在陈公博先生和周佛海先生手里。这两个人可靠不可靠，关系到驻华派遣军的存与亡，关系到中国战场的胜与败，问题非同小可啊！如果这两个人不可靠，还有谁能控制南京的局面？帝国总不能直接派人去南京任主席任行政院长。在座的阿部、本多、重光三君都出任过南京大使，与陈、周有过较多的接触，这两个人可靠不可靠，三位最有发言权。谁先说？”
五年多来，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百依百顺。现在他死了，未来的一切悬在未知数上。
大家暗暗钦佩裕仁政治的老练，钦佩他把问题提得如此适时和尖锐。阿部，本多、重光一齐拂去记忆的尘封，电闪般将陈公博和周佛海的言行在脑海里再现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