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何以消除“心中魔鬼”
2013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题为《用阅读消除“心中魔鬼”》的报道，说的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复旦大学读书节上的“人文·读书”主题演讲。杨玉良说，他最近读的书中有一本是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书中一群年轻人发生了从天使到恶魔的变化，折射出人性中“群体力量远超过个人力量”。杨玉良在2013年复旦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也提到《路西法效应》，他引述道：“社会心理学有大量的资料能够佐证，在特定的情境脉络下，情境的力量远超过个体的力量。”杨玉良提醒听众不要急于谴责社会中出了问题的个体，“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情境’究竟给他们施加了怎么样的一种影响，才决定了他们的走向”。
什么是“心魔”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用“情境”来理解人的“心中魔鬼”，这是一种对“心魔”的社会心理学，而非良心道德论（或人文主义）的理解。良心道德论往往在人心中既看到天使，又看到恶魔，即善恶两面。“心魔”指的是人心里的恶魔，是人的心智缺陷或“幽暗意识”，如仇恨、贪婪、骄傲、固执、自私。心魔可以一直存在、可以突然产生、可以隐匿、可以增长、可以吞噬人、也可以历练人，人格修养便成为人在内心抑恶扬善的修炼之途。“幽暗意识”不是说人性本恶，无可救药；当然更非是说人性本善，必然回归正道，而是将人理解为一种“可上可下”的不确定动物。不过，人的“可上”和升华是有限度的，人虽然可以得救，但却永远不能变得如神一般完美。然而，人的“可下”和堕落却是无限度的，可以变得禽兽不如。因此对人性的评估必须从人的无限可堕落出发，求其遏制，助其化弭。
然而，这并不是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讨论的心魔，比起人的内在心智缺陷或幽暗意识（“成魔”的结果），他更关注的是“成魔”的过程，那就是，来自特定情境、环境和制度的外部影响力是如何使好人变成恶魔的。比起仇恨、贪婪、骄傲、固执、自私这些“恶念”来，他更关心的是“心智控制”（mindcontrol）使人作恶的社会心理机制。
作恶的力量由两个部分合力而成，一个部分是人的一些基本“心理原理”，另一个部分则为特定的“外界因素”。津巴多写道：“心智控制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和行动自由遭到破坏的过程；破坏这种自由的人用心智控制来改变和扭曲他人的察觉、动机、感情、认知和由此而来的行为。”
人基本的“心理原理”既不神奇也不神秘。心理学实验和实例研究早就充分揭示了人的随众、顺从、劝说、失调（dissonance）、抗拒（reactance）、罪感、恐惧、仿效、认同，等等。当这些因素一起发生作用时，再加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外界因素，它们就会形成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能极大地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
对人影响极大的“外界因素”包括具有魅力的权威领袖、高压的意识形态、人在社会中的孤立、肉体折磨、被诱发的非理性惊恐、极端的威胁和利诱，所有这些因素可以结合起来，起到欺骗和改造的作用。长时间地运用，并频频以“搞运动”来强化运作，就一定能发生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证明，无论是国家动用的警察、军警，还是具有毁灭性的邪教，只要系统地利用这些外部因素，就一定能成功地控制人的思想，诱人犯罪和作恶，“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折磨和杀害制造出来的敌人，并且让被洗脑的成员不知疲倦地工作，贡献自己的金钱，甚至生命，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
在社会心理学对“心魔”的理解中，良心道德论所关注的“幽暗意识”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而环境力量对人的行为影响则成为关注的核心。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将人们对心魔的两种不同理解归结为“特质取向”与“情境取向”。“特质取向”看待恶的方式是，“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就会从“固有的特质……如基因、个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来加以解释，“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奉献的基因”。
相比之下，“情境取向”在“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则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这也正是与道德论不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心魔”的方式。津巴多说：“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境历程。”
津巴多接着解释道：“‘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子，医疗模式会用药物和纠正行为来克服他的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根本问题可能不在于孩子，而在于他生活的不良环境，例如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情境论看待“心魔”的方式与此类似，只是它关注的“外界因素”不是墙壁上的油漆，而是来自统治权力的“心智控制”。
无论是良心道德论还是情境作恶论，无论是“健康医疗模式”还是“公共卫生模式”，都必然关乎某种“知识”，也关乎知识可以并应该导向何种“行动”的实践问题。良心道德论的人格修养方法的关键是精神（“心”）和精神的实体（“良知”）。良知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呢？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是人通过学习得来的（道德知识），第二是人天生就有的，是人就不能不已经知道的（天良）。后一种看法似乎比前一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这样理解的良知是一种有关是非和善恶的直觉或未加思考的知识。由于这种直觉知识在人的精神中是先天的，因此“良知”自然应该成为道德首要的和最终的依据。
一般正常的情况下，由良知所规定的道德准则不能导致道德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一般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有良心的人会做坏事。人们固然在这个世界中看到许多“言行不一”的事，但在这些事例中，一般认为，那是“言”的虚假和不真诚所造成，而不是“天良”本身出了毛病。他们以为，如果一个人对先天的良知是真诚的话，那么他总是言行一致的。人们还在这个世界中看到许多“知行不一”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一个人的天良起不了作用，是因为处在一个整体不良的环境之中。许多人知善而不能行善，是因为世道险恶，人心败坏，行善不过是为他人火中取栗，或者甚至简直就是自取其祸和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良心道德论无法提出如何改变整体不良环境的有效方案，因此只能满足于空谈“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的一类的“思想道德建设”。
情境作恶与是药是毒的知识
良心道德论往往把道德“知识”当作一种无可置疑的积极因素，“知”总是好的，即使是知行不一，那也是因为别的缘故，不是知的问题。但是，情境作恶论认为，“知”既不能防止恶的发生，也无法消除“心中魔鬼”，心魔是一种邪恶，不是不知，而恰恰是“明知故犯”。对此，津巴多说：“邪恶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邪恶也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这两种邪恶都是“明知故犯”。
情境作恶论认为，善（遵从道德）和恶（背离道德）不是人在内心所固有的品格或素质，而是人在特殊情况下和情境中所做出的行动。津巴多写道：“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有道德的动物。但是道德可好比汽车排挡，平常打到空挡的时候，道德会在，但如果汽车停在斜坡，汽车和驾驶就会缓缓向下滑动。这个时候，自然情境就会决定结果，而不是驾驶者的技巧或意图。”情境的力量可以对人进行有效的“心灵操控”（mindcontrol），对他们洗脑，迫使或诱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作恶。
社会心理学揭示人在特定的情境中作恶，这是一种关于操控和洗脑的知识，不幸的是，这种知识并不总是有利于人避免作恶。关于洗脑和操控的社会心理学知识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用来抵御洗脑，也可以用来进行和加强洗脑。因此，情境作恶的知识面临了一个良心道德论往往忽视的知识运用是善是恶问题。津巴多在研究中发现，琼斯镇“人民圣殿”的教主琼斯用来劝说和控制教众的手段，很有可能是从乔治·奥威尔的《1984》里学来的，他认为：“像琼斯这样的领袖从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得一些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这对邪教研究的研究伦理和未来方向都提出了问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契亚蒂尼（RobertCialdini）也说，关于洗脑的知识“就像炸药一样，可以有好的用途，也可以有坏的用途。社会科学家需要特别留意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研究、发现的心灵控制策略的有效性，而且还包括这些原理与实践在运用时的伦理后果”。
事实上，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经验对象基本上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和已经存在的现象。社会心理学对这些事情或现象的系统研究成果则可能为情境作恶的制造者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完整构思和理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原则和原理对他人进行心智操控。被他们操控和洗脑的人，就算不作恶，也会受到长久的深度精神伤害。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举了一个受害者的例子。有一个名叫加里·斯科特（GaryScott）的年轻人，他曾跟着他的父亲加入“人民圣殿”教派，但因不服从命令而被驱逐。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制作的节目《父的慈爱：琼斯镇末日》（FatherCares：TheLastofJonesTown）播出后，打电话到随后播出的全国热线电话节目，描述自己如何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他被揍、被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吓如果再不乖就会受到他最害怕的惩罚——让一条大蟒蛇在他身上到处爬。当他被问到是不是恨教主吉姆·琼斯的时候，他说，一点也不恨。津巴多写道：“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信徒’‘忠诚的追随者’。尽管他的父亲在那次毒药事件中死于琼斯镇，而他自己也曾遭受野蛮的折磨和羞辱，加里还是公开表示他欣赏甚至钟爱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琼斯。连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构想的无所不能的党，也做不到如此彻底的洗脑。”那些听从琼斯命令而去死的信徒们是更为严重的受害者，“为他们叫作‘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琼斯和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魅力型专制领导者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即便对信徒做出极可怕的事情后仍然存在，甚至在他们死后仍可维持不坠”。至今仍迷恋“文革”光荣岁月的人们也是如此。
尽管社会心理学对心智操控和洗脑研究的知识成果可能被一些组织和权力代理人用作控制他人的手段，这样的知识仍然是正义社会所需要的。这样的知识首先让我们对“心魔”有了不同于传统良心道德论的认识，对心魔的邪恶有了新的定义，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正如津巴多所说，它“带领我们看清邪恶，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深入了解别人如何把我们变成心灵的囚犯，可以使我们获得某种自我解放的力量。津巴多说，这样的知识“教导你如何对抗有害的社会影响，如何抵抗专家的诱惑。我们想要了解如何对抗那些用心灵控制让人遵从、顺从、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及放弃选择自由的策略”。虽然这样的知识强调情境的力量，但是它也认同人类警觉、审慎的行动能力。总会有一些获取了这种知识的人们愿意坚持他们的抵抗，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情境作恶的制度和环境影响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它弥漫渗透的力量而迷失方向、随波逐流。但是，我们也可以借助自由意志和心智启蒙的力量，变成聪明、精明的个体或公民，变得不那么容易受到权威、人群、群众环境、盲从压力的影响。这样的人开始也许只是少数，但他们的存在便已经足够证明，情境之恶不是不可抵抗的。如果说恶的情境可以把好人变成恶魔，那么，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解放则可以使这个过程发生逆转，而这正是人类最终可以战胜心魔的希望所在。
24为希特勒试吃食物的女人
2013年5月，美国媒体报道了一则与希特勒有关的新闻，主角是一位现年95岁的德国老太太，名叫玛格特·威尔克（MargotWoelk）。她最近披露了一个自己保守了差不多一辈子的秘密，那就是她年轻时曾担任过希特勒的食物“试吃员”。这是一个她连自己的丈夫也从未告诉过的秘密。
威尔克太太出生于1917年，20岁时与其他14名年轻女子一起被派到希特勒的指挥部“狼窟”担任一项特殊的工作——在希特勒用餐一小时前，先亲口尝一尝他的饭菜。希特勒本人相信，英国人有毒杀他的阴谋，为了提防有人在希特勒的食物中下毒，德国党卫军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威尔克太太说，她给希特勒当了两年半的“试吃员”，但从未见过希特勒本人，只见过他的德国牧羊犬和他的党卫军保镖。当希特勒在1944年11月遗弃了使用800多天的“狼窟”时，一位高级军官把她私藏在约瑟夫·戈培尔的火车上，帮助她逃回了柏林。她认为其他的试吃者姐妹后来都被苏军射杀了。
威尔克太太说：“希特勒是个素食者，我在那里的这一段时间里，从未见他吃过肉食。”不过那可不是一般的素食。当时德国人的食品已经十分匮乏，但给希特勒制作的食品非常美味，“总是有最好的蔬菜，芦笋、青椒，你能想象的各种东西，而且总是有米饭和面条”。威尔克太太在讲述往事时特别强调自己的恐惧，她说，虽然能吃到一般德国人无法想象的美食，“但时刻都在害怕——我们对毒杀希特勒的传言都很了解，用餐时从来不觉得享受，每天都害怕那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威尔克太太坚持说自己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是，在说到为什么把这个秘密保持了这么久的时候，她承认是害怕因曾经为纳粹工作而遭到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