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吓一跳！铁岭市竟有 9 个副市长 20 个副秘书长！》的帖子，引发了网民对各地官员数量的强烈兴趣，随着“人肉搜索”的深入，官场副职超编泛滥的乱象纷纷被暴晒了出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确实吓一跳。姑且不说辽宁铁岭市、河南新乡市等一般地级市，就连湖南平江县、山东沾化县等贫困县，也设立了十多个副县长、县长助理，更骇人听闻的是还有一个乡，破天荒地创造出了编配34个副乡长的新纪录。这简直把政府部门变成了批发市场，官员副职数额竟如此没有个尺度。
中国素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说，现又有“世界上官员最多的国家”之称，公务员中官员比例越来越高，副职虚职越设越多，已成为中国政坛的一大特色。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历朝历代官员与百姓的比例差距呈不断缩小的态势，汉朝为2000∶1，唐宋为500∶1，清朝为300∶1，民国为400∶1，新中国成立后80年代为30∶1，时至今日为18∶1.诚然，不能单纯用数字简单类比今天与过去，毕竟中国今天人口发展数量、社会建设任务、行政管理的难度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但是现代科技、通讯、交通，以及执政基础，也是过去历朝历代望尘莫及的。因此，单靠增加官员的数量绝非是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效率的良策。冗员过多，不仅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降低了行政效率，败坏了党风政风，难怪我国地方的办事机构越来越多，“三公”现象（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愈演愈烈，行政成本不断攀升；难怪会出现龙多不治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怪状，经常采取多个部门“联合执法”、“联合行动”之类的行政行为；难怪在海南文昌市、湖北大冶市街头四处张贴“寻官启事”，甚至有的官员出国考察滞留不归、失踪潜逃。事实说明，“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官员过多，副职扎堆是一种政治乱象，误国害民。
精简机构，精兵简政，裁汰冗员，是我们党在政权建设中坚持的一贯原则，即便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还积极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共克时艰。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多次进行精兵简政的举措。然而，精兵简政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机构臃肿极易反弹，总是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周期率。原因何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并推荐过一本小册子《官场病———帕金森定律》，或许为解开“官多为患”的死结提供了一条思路。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德·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了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书，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启示：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出路是万万不能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力；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两个助手既无能，也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官僚集团的自我膨胀以及代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主要原因，历史上尧舜的禅让义举却属罕见。不称职的行政首长一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人员便不可避免，在权力危机感的驱使下，当官的人需要不断补充的是下属而不是对手，以增加副职编制来平衡官场派系利益、稳固自己的权力自然而然成为潜规则。于是，官员制造更多的官员，官员彼此之间也会制造出工作来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难于自拔的泥潭。官场生态也会随之恶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权钱交易、奢侈浮夸、拉帮结派等“官场病”繁衍滋生，成为潜伏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危及党和人民的事业，害莫大焉，必须从观念上、体制上、制度上下恒心整治。
我对写作的偏爱，是由从事的职业所逐渐培育出来的一种兴趣和一种习惯，每逢有得意之作出笼后，便会油然产生一种成就感，以致朋友和同事戏谑我“有爱工作、爱材料两大怪癖”。一次外出，爱人不解地问与我同行的一位处长：“你们整天苦思冥想、颇费心机地写文章，难道就不嫌苦、嫌累吗？”这位处长笑着回答：“嫂子，你可不知道，每当写出一份好材料、一部好作品，就像生了一个漂亮的宝宝一样兴奋，精心呵护，爱不释手！”相信其他从事过文字工作的同仁恐怕也感同身受。其实，写文章并不完全是一种乐事、幸事，也是一种苦事，甚至是险事。姑且不说“焚书坑儒”、“文字狱”这些曾发生在中国的历史悲剧，有时候会像梦魇一样笼罩在文人心头挥之不去。就现实来说也还未完全达到敞开喉咙说话，无所顾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境地，因文字而引发的酸甜苦辣还是不少的。每个单位总离不开“笔杆子”，经常点灯熬油地应酬一些“文字工程”，它们在某些时候会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同等重要，或者更甚。想写的东西有时不能自由地去表达，不愿意写的东西，却必须按照要求和意图妙笔生花，这无疑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但是，谁叫你有这点爱好特长呢？为了单位的整体利益，为了符合领导和上级意图，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更为难受的是，白纸黑字有时会像“裸体人”一样醒目地摆在面前，任人宰割，评头论足，挑来拣去，善意的批评，苛刻的挑剔，恶意的指责，有时候会使弄墨者陷入十分尴尬狼狈的境地。特别是喜好写杂文的人更容易如此。记得去年冬天，我根据群众的呼声，对供热问题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批评和建议，没想到却触怒了某些部门和个人，在报纸上指名道姓地指责我“对政府的工作成绩视而不见，一味地夸大社会缺陷”，迫使我不得不对此作出了应答。这或许是多此一举，自讨苦吃。但是，“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作为国家的人、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责任而生存。在世事和是非面前，决不可当瞎子、聋子、哑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置之不理。为国尽忠，为民进言，为社会尽责，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只要写杂文，无论你承认与否，实际上在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容易陷入是非的旋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弘扬新风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尽可能把黑暗、阴影、丑恶、罪恶从这个社会剔除出去，让白天、阳光、美丽、善良把社会滋润得更加美好。这是天地良心驱使赋予给我们的一点责任。
诚然，谁也不会相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神话。杂文所具有的价值并不在于杂文作者本身，而在于他们的思想。杂文作为思想的凝结和物化，在思想文化中的地位作用是不能小觑的。放纵的思想是没有限制的。一个肤浅的道理，或许就是人生的至理名言；一篇朴实的文章，或许就是一个治国的良策。因此，依附历史环境，紧扣人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和企盼，用细腻的笔融直探社会矛盾，针砭时弊，惩恶扬善，扬清止浊，鞭挞丑恶假，颂扬美善真，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泼洒和融入现代生活的哲理，展示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必然规律，使杂文确实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和“融合剂”，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良心。这无疑是每个杂文爱好者所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社会的进步之处在于民主。民主的最大特点是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人民群众的话语权会更多地释放出来，不断为杂文创作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扬清集》一书中收集了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部分作品。由于职业习惯，自我感觉到作品的政治化倾向浓厚了点，文化色彩轻淡了些，但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丑媳妇终究要见婆婆，还是由读者评判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