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和云南红河州的党政领导及企业人士近千余听众，坐在云南蒙自红河会堂，静候着听取专家讲课。想不到讲座前多位人士的客套话竟足足讲了80分钟，而本应该唱主角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所副所长陈东琪，只得将原定为两个小时的讲座压缩至一个小时。结果，听众纷纷以打瞌睡、埋怨、离场等多种方式表示不满。
举办讲座原本是件好事情，却偏事与愿违，想听的因时间不够没有听到，而不愿听的空话、废话、客套话却讲了一大堆，岂不是咄咄怪事。基层官员患有“讲话癖”，是中国政坛的一大特色，也是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症。无论什么活动，哪种场合，总是不断地看到官员的身影，会前按官阶大小一一介绍，会中轮流坐庄讲话作指示，会后还要就学习各级官员的重要指示、讲话再提出明确要求，已经成为组织会议或活动必不可缺的固定模式和程序。
中国官员果真有“上台瘾”、“讲话癖”吗？以我看未必。从深层次探视，即可暴露出体制机制的病因，折射出了许多政治病。主要病根在于官员太多，人浮于事。
多年来，中国政府机关一直深深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怪圈而不能自拔。许多单位除了党政一把手外，还配有众多副职，以及享受级别待遇的助巡、调研员等虚职。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于是乎，文山会海便泛滥成灾，以至逐渐演化为一门深奥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级下发《关于×××的通知》，下级单位马上就会炮制下发关于学习贯彻《×××通知》的通知，上行下效，逐级照搬，一个接一个的《通知》便会接踵而来，内容尚可以改头换面，文件标题的措辞则常常使文件的炮制者绞尽脑汁，总不能让《通知》无限地延续下去吧，只好用具体办法、具体措施来代替。领导多了，组织会议或活动，主办者更需要具备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筹备艺术，邀请出席会议和活动的领导，请谁不请谁，座次如何排序，发言讲话如何安排，都必须细致严谨，煞费心机，决不能出任何乱子，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矛盾，惹出麻烦。姑且不说小学生因等参加活动领导、在烈日下暴晒中暑昏倒而引起公众舆论的抨击和指责，不久前，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牧护关镇召开中小学开学动员大会，就因为没有通知主管教育的镇政府领导参加会议而引发了摩擦，以致发生了镇党委书记大打出手，竟打断了副镇长的鼻梁骨，真乃旷世丑闻，令人啼笑皆非。领导多了，分工自然会越来越细，工作程序越来越烦琐，相互关系越来越复杂。请示工作、呈送文电、通知开会，得一个个走到、说道、请到，先主管后主官，先副职后正职，有些上级明确“常务”副职的还好办，没有此头衔的，只好按任职先后、长短或分工来排定座次，分管人事和财务的靠前，分管其他的向后，管工会的垫底，久而久之，这些不成文的习惯也就成为认同的规矩，谁也不能破坏。有时工作效率低、受损失无人过问承担，但领导排座次错了就会犯禁忌。每次开会，领导鱼贯似的上台，你主持，我总结，他传达，人人都有事干。你讲话一二三四，我补充甲乙丙丁，他再强调ABCD，尽善尽美，皆大欢喜，以示重视，为犹不及。
如同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一样，官员多了，什么样的病菌都可能滋生繁衍，“讲话癖”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而且严重损坏政府、官员的正面形象。会风如政风之形，有什么样的会风，就有什么样的政风。会风至此，民何以堪。根治官员“讲话癖”的医药良方就是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彻底消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此文被评为宁夏第七届杂文大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