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谈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时，语出惊人，振聋发聩：“大官好见，小鬼难缠，是共性。这个根源还是在大官，把‘小鬼’赶出去，或建立规章制度，要让‘小鬼’没法作怪。至于那些不愿改进工作或以权谋私的‘小鬼’，要想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就怕抓不住，能不能抓住也是本事。”
把改革成败与“小鬼难缠”联系在一起，白恩培的疾呼切中时弊，击中要害，真乃盛世危言、醒世恒言，可以唤醒人们对官场生态环境的关注和警觉，努力形成让“小鬼”没法作怪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巩固发展改革成果。
世上本无鬼。在野蛮愚昧时代，由于人们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奇特自然社会现象，“鬼学”便应运而生，以至演化成为一种能够左右人心和社会的神秘精神力量。于是乎，“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不作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关于“鬼”的民俗格言，也就在中国流传长久广泛起来了，就连伟人毛泽东也写下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千古绝句。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关于和“鬼”作斗争的典故，不仅成为规范行为的处世哲学，而且也成为执政者治国安邦的经验之谈。
人们往往谈鬼色变，心理上怕鬼，关键在于“小鬼难缠”。尽管人们也相信掌管生死阳寿的阎罗、判官在生死簿上把每个人的功过善恶都登记得一清二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甚至经常用“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安慰壮胆，但对牛头马面、黑白无常这些索命小鬼，以及青面獠牙、狰狞狠毒的各色厉鬼，还是汗毛直竖，心惊肉跳。因为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现实生活中，因冒犯“小鬼”而陷入冤、假、错案中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难怪鲁迅先生也说：“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常官，混沌如鸡蛋’的山中厉鬼。”毛泽东也曾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不怕鬼、不怕魅”，并指示有关部门专门编写“不怕鬼的故事”，以教育提高人们和各种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小鬼”之所以难缠，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作用和手段所致。鲁迅先生在《二丑艺术》一文中曾辛辣深刻地揭露了“二丑”或“二花脸”的丑恶嘴脸：“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按说“小鬼”充其量也就是“二丑”、“二花脸”的角色，但却不可小觑。“小鬼”大都是索命的直接执行者，他们虽然小，级别低，却是权力大、能量大，且具有无情、无理、无法的显著特征，“依靠权门”，“凌蔑百姓”。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每个朝代都有“小鬼难缠作乱”的史实。正是类似“小鬼”的佞幸小人、乱臣贼子，欺君罔上，残民瞒下，阴险狡诈，妒贤嫉能，为了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他们拉派结党，阳奉阴违，挑拨离间，颠倒黑白，弄虚作假，致使英雄路短，生灵涂炭，朝纲不正，歪风泛滥，成为人们所不齿和痛恨的国之蠹、民之贼。现代的一些“小鬼”更是经常心怀鬼胎，惯用鬼蜮伎俩，他们公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甚至与黑恶势力相勾结，挥舞权力的大棒，为非作歹，残害百姓，不仅使善良无辜的百姓遭遇诬陷牢狱之灾、身体皮肉之苦、精神折磨之累、家破人亡之祸，而且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小鬼”之所以难缠，还在于社会存在着小鬼做大做强的土壤和条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权力是个怪物，它与人类文明既相和谐又相冲突的特点，不仅给社会带来种种怪异奇谲，也给“小鬼难缠”打开了方便之门。一涉及权力二字，便会发生文化扭曲、道德变形、法纪失效，人将不人，鬼将不鬼，神将不神。“金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权钱的驱使下，可以让鬼魅匍匐在它们的脚下，可以让做了“亏心事”的权贵高枕无忧，相安无事，也可以让不做“亏心事”的无辜人们担惊受怕，屡遭伤害。
“小鬼”不除，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小鬼”虽然难缠可怕，但亦有致命伤，即其鬼蜮伎俩只能在黑暗中进行，每当东方日出时，“小鬼”便会魂飞魄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此，对付“小鬼”的致命一击就是“阳光操作”，如果把权力公开，办事公开，程序公开，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让人民群众监督权力，用制度制约权力，“小鬼”还会难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