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之为“牛皮癣”的各种小广告，已为人们普遍反感和厌恶，列入城市清剿整治对象，采取多种措施予以清理。然而，中国式标语文化却依然受到青睐，有着广阔的市场。每逢节假日、重大政策发表、开展重要工作和活动，有关部门都会向下级、群众提出专题标语口号，硬性规定制作数量。琳琅满目的标语被刷在墙上、挂在树上、吊在气球上，甚至像广告一样矗立在大街小巷，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文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曾搜集整理了一批中国代表式的标语口号，完成了一本《口号万岁》的力作，被网络大量转载流传。而外国学者则以特有的幽默建议，“标语”应该和“长城”、“熊猫”、“孔子”一样，列为可代表中国的符号。把标语与国宝并列为中国的“形象代表”，老外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地恶意攻击，则是一种善意的浅薄和幼稚，堪有小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国之嫌。
对于中国式标语文化起源，多数国人虽未考究过，但对其效用还是领略过的。标语口号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可发挥不同的功能，或烘托悲喜气氛，或宣传政治主张，或攻心造势，或软刀杀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发布标语口号号召国难当头团结对敌，建立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国民党反动派则宣扬“攘外必先安内”，排除异己制造分裂；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标语口号，显示了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气势和力量，而白公馆、渣滓洞内的反省标语则引诱革命志士屈膝投降，变节自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发生，标语文化的内容形式也不断翻新，以致“十年动乱”时，“三忠于、四无限”的“红色海洋”席卷全国，标语口号对人身的诽谤攻击，对政治生活的粗暴干涉，对社会空间的野蛮侵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至今日，虽说旧的意识形态类标语口号正在销声匿迹，然而那些被时代所抛弃的，或者言之无物、形式主义的，甚至违背法律常理、荒谬不通的标语口号依然比比皆是。仅与“富”和“生育”相关的就有“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要想富，少生孩子多修路”等多个版本，至于“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光纤没铜，偷了没用”、“横卧铁路，不死也负法律责任”等混淆是非、有悖常理的标语口号也随处可见，成为“诙谐可笑、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中央某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在解释标语文化时说：“由于特殊的国情，所以标语都有中国特色。而标语是一种历史沉淀。”标语作为一种社会产物，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在中国经济落后、信息闭塞、文盲众多的特殊条件下，重视运用标语的作用尚可理解。面对信息发达、媒体众多、文盲减少的现代社会，各类形形色色的标语不仅难以抵达人心，而且还有可能背离始作俑者的初衷和愿望，逐步演变为“社会公害”。如，驾车飞奔疾驰的司机因仰望提醒安全的标语引发了交通事故，使良好的愿望变成了悲剧；靠标语制造声势助长了官员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出现了以所谓的“国策墙”、“文化墙”装修政绩、粉饰太平、掩盖窘景的“遮羞墙”。湖北省郧西县竟别出心裁地投入2500个劳动力，耗时3个月，跨越三座山，在全长两公里的山头上用水泥、石头，砌成“封禁治理、美化汉江”8个大字，每个字达667平方米。据说全县共造300多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大字近100个。如此开山造字，不仅花费巨大，而且造成森林毁坏和水土流失。类似这种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蠢事在全国各地不乏少见。
近年来，全国部分省市曾采取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整治清除“不良标语”，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标语造势之风在一些地方仍很强劲，是该需要治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