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全国各地不时发生各种“下跪”事件，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山东省胶州市一考生因误考试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而跪，湖南某高校一名历史专业研究生为求职而跪，广东省东莞市一民工为买返乡车票而跪，安徽省、河南省各一名记者为劝说轻生者、采访救助者而跪，内蒙古包头市一名交警为求得市民配合疏通交通而跪，北京市一名交警为求情的老人而跪，更为吸引眼球的是，南方某市五六名警察被持枪歹徒威逼而跪，山东省济宁市前副市长李信为求举报人饶恕而跪……
面对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跪出来的“热点事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下跪”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民风习俗”的留存，是人们表达情感的行事方式，甚至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应急机制”。也有人认为，“下跪”，乃至“跪礼”，是暴力征服的产物，是强者对弱者的奴役，是弱者对强者的屈服，是人与人之间非正常的不人道的行为方式，代表一种“奴隶文化”。翻开古今中外历史画卷，“下跪”包含着臣服、膜拜、感激、乞求、尊重、谢罪或哀悼等多种含义。特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除了民族英雄岳飞跪拜在母亲膝下被刺“精忠报国”成为流传百世的爱国主义范例外，“下跪”书写得更多的是与屈辱相关的符号。时至今日，当我们褪去“下跪”中含有屈辱和礼节有关的内容，“下跪”仍然保留了它最初的不少含义，感恩、谢罪或是哀求，时为无可奈何，时为真情流露，时为权宜之计。北京东城交警杨宇面对即将为违章受罚儿子跪求的70多岁白发老太抢先一步下跪；河南省《今日安报》年轻记者何永刚面对一位被救助者的下跪感谢，采取了同样的下跪动作，在10分钟的互跪中完成了采访。他们的下跪，虽是在与当事人无法用其他形式表达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却抛弃了人世间的麻木和冷漠，感受着人生的不幸和痛苦，涌动着人类最真实、最本能的情感，凸现了人性的光辉和善良，这种朴素情怀、至真境界，在社会转型时显得弥足珍贵。因为求职、考试和车票而下跪，这种以示弱手段矮化自我、博取同情、乞求施舍是不可取的，它或许暂时获取一点可怜的嗟来之食，但更多失去了人格尊严和个性张扬。几名警察在歹徒威胁下跪倒在地，骨头软得令人难堪脸红。诚然，生存第一，对于在危及情况下采取一些无奈之举也不是不可原谅，但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对邪恶势力的屈服放纵就是对“人民卫士”的神圣誓言的背叛，这种下跪无疑跪丢了人民警察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令人拍案叫奇的是曾轰动全国的“副市长为劣迹下跪”事件中，济宁市前副市长李信在落马前，多次向持有其把柄的举报人跪地求饶。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李信的下跪，不仅跪出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和虚弱本质，而且验证了陈毅元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忠告。
以上众多“下跪事件”，勾勒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百态图，折射出不同人生、不同境界和不同心态。当社会舆论评判这些“下跪”事件是与非、得与失的时候，切不可忘记，“下跪”绝不仅仅只是单独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综合因素导致的社会病态，是与人人平等的现代公共民主社会追求、与现代人的人格追求是格格不入的。“下跪”方式无论表示何种意思，都无益于社会、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和谐发展、健康成长。“公民膝下有黄金”，取决于“社会膝下有黄金”；“社会膝下有黄金”，本质上就是“公民膝下有黄金”。通过各种“下跪”事件，深刻反思社会、政府和强势群体应尽的责任，这才是“下跪”事件带给我们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