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官位买卖的恶性案件屡见报端，已成为难以根治的社会痼疾。日前，中纪委、中组部又通报了7起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卖官买官的典型案例，其性质之恶劣，手段之卑鄙足以令人震惊且愤怒。卖官买官，自古有之。从“官帽批发商”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到形成“卖官腐败链”的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从“三贪书记”（贪权贪钱贪色）的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到被百姓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省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他们买卖官位的罪恶行径，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贪官李林甫、严嵩、和珅之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呈现出种种新动向。其一，官帽批发公开化，买卖价格越飙越高。“要想富，动干部”，成了贪官们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的“秘诀”。张改萍利用书记职权，公然受贿 106.9 万元，先后卖出 27 顶“乌纱帽”。杨松泉为让手中的官帽换得更多的利益，竟然明码标价，一般局长二三十万，而一些关键部门局长的位置则是60万、80万，有的甚至竞争到100万元，杨在上蔡县任职5年间，共调整干部约700名，估计卖官收入可达1000万元左右，约占全县2005年财政收入8369万元的36%。其二，官位交易合法化，买卖手段越来越隐蔽。假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卖官买官之实，为肮脏的官位交易披上程序化、合法化的外衣，使其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张改萍本是干部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她在卖官过程中，谙熟运用人事制度改革的“手段”，实现其卖官鬻爵的目的。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局长，借了30万元送给张改萍，张认定陈某在区上人头熟，便通过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带头投了一票，最终让陈某如愿以偿。其三，官位交易程序化，买卖过程越来越严密。武保安在山西翼城主政的短短8个月期间，玩弄权术，大肆卖官索贿，先后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其卖官有固定“程序”：先大造舆论，游说索贿，再选择时机，论钱定官，然后，圈定名单，授意组织部“履行程序”。环环相扣，步步衔接，使个人行为堂而皇之地变成集体决策，疯狂牟取卖官暴利。其四，官位经营标准化，买卖市场越来越庞大。在贪官卖官买官行为的影响下，一些干部也上行下效，一方面向上出高价谋求官位经营权，一方面向下敲诈索贿，通过收取下级官员的贿银来弥补亏损，层层横征暴敛，级级行贿受贿，形成了可持续的现金流，从而使卖官买官从一种偶然交易逐步演变为标准化交易市场，最终形成了“卖官腐败链”。马德受贿案就是明证。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干部均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还牵涉出国家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该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等重职高官，称之为“新中国最大卖官案”。
这些腐败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贪官们一边收钱，一边卖官，有的甚至一边还能升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县委书记岗位沦为腐败的“重灾区”，“一把手”假改革、真卖官，把买官卖官“交易”程序化、合法化，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疯狂性和危害性。这不仅说明了反腐倡廉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也充分暴露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存在不够完善、亟待改进的地方，进一步敲响了对“一把手”放权过大、监督乏力的警钟。
人事任用是党务、政务工作的核心之一，吏治腐败乃腐败之首，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改革发展事业的成败。我们一定要加大遏制官位卖买的力度，要严格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政策、法规和制度，增强刚性，减少弹性，细化程序，减少漏洞，最大限度地把人事任免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交给党委集体和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压缩个人“运作”空间，从程序设计上预防人事腐败的发生。同时，要维护党的人事纪律的严肃性，不仅要追究卖官者的责任，而且要追究买官者的责任，还要追究“庇护”贪官“做大”的领导和部门的责任，真正形成遏制买官卖官的有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