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累……”5月30日深夜，广州市珠海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内。医生注明：死亡原因是猝死。此前，从5月27日至30日，工厂为了赶活，甘红英夜以继日地加班，4天内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逾22小时。她生前的最大奢望是“想好好睡上一觉”，没想到，她却真的永远睡着了。
甘红英活活地累死了。夏衍曾描述旧社会包身工的悲惨情景竟然在现代社会再现了，不堪重负的劳动时间和强度，过早地给劳动者的生命无情地画上了句号。人的尊严在哪里？政府的责任在哪里？工厂老板的良心又在哪里？有人说，是血汗工厂的现代化导致了包身工的死灰复燃。确实这样，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里，为了生存，为了加薪，为了政绩，为了升迁，为了效率，人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变成了“上班拼命，下班睡觉”的工作机器。据上海最近一项调查显示，42%的企业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这种情况岂止上海，在全国各个领域、多种行业，长期加班的“过劳”现象十分普遍，拼命加班已经成为职场的一项“潜规则”。从广袤农村到繁华都市，从政府官员到平头百姓，从白领阶层到普通员工，都难逃加班之苦，“过劳”之累，甚至发生未老先衰、猝然死亡的“过劳死”现象。请看，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大二学生周密的父母，为了儿女学业有成，以生命为赌注，终日超时超量地操劳不止，付出了双双累死的沉重代价。又悉，新闻工作者、科研人员、企业高管已经成为“过劳死”的高危人群。新闻工作者有79%死于40～60岁，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科研人员中有15.6%死于35～54岁，平均死亡年龄为52.23岁；而企业家中有1/4的人患与紧张相关的疾病。因经常加班加点，劳累过度倒在工作岗位的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也不乏其人，据公安部统计，2005年全国共有154名民警因积劳成疾而牺牲在执行任务中或工作岗位，占全年牺牲民警总数的37.1%。面对这些因包身工轮回造成的工人之累，因舍命换取儿女美好未来造成的农民之累，因勇挑重担超负荷运转造成的白领之累，因为官先担天下忧舍身忘己造成的干部之累，重复出现的“累死”二字无法不令人动容欷歔。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然而，庄严的法律在不少的地方、单位和人员那里却遭到了野蛮的践踏，变得苍白无力。有人“过劳死”倒下了，加班加点仍然在继续，“过劳死”的高发区依然在扩大。“拼命加班”为何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有“严苛”的企业制度高悬，身边有“先进”的工作榜样定位，为了保住难得的职位，大家不得不忍耐超时加班之苦，加之来自家庭、社会舆论的对于过度工作的褒扬，共同作用之下，促成了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甚至演变成一种共通的“加班文化”。而正处于转型的社会又无力遏制“过劳”行为，致使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连续拼命加班，对员工精神肉体的损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对社会负面效应的辐射，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老祖宗马克思通过发现剩余价值，揭露了资本家靠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剥削工人的秘密的话，那么现在的“拼命加班”现象却被贴上了提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效率的标签，理直气壮地进行。人是世界的主体，工作的主人。人们的奋斗操劳，归根是为了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美好，更加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全面提高。当人们以“工作奴隶”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实质是社会的一种倒退，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也是对人性的摧残。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为重要。效率绝不能以生命为代价，这是甘红英等许多累死者们留给世人、社会振聋发聩的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