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空间视阈的打开，促使古老的中国摆脱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封闭文化心态，从此，全球世界空间以全新的景观呈现在古老中国的面前。国际的政治经济、万国的历史文化、西方的机械器物、异域的风土民情，构成令人惊异新奇的“西洋镜”——西方镜像。全球化在引发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的同时，也触动了跨文化交流的展开。翻译作为跨语际实践的基础性介质，在现代社会交流中发挥着桥梁般重要的功能。正如刘禾在《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一文中所言：“由于中国现代知识传统创始于对西学的翻译，采纳，盗用，及其他一些涉及语言之间关系的活动，对中西交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以翻译活动为始点。”所谓翻译的现代性，是指进入全球化世界历史以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本交流与互译。对于植入性或嵌入性的中国现代性来说，翻译是西方现代性植入中国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它也是中国了解世界、观看世界、介入世界的有效工具和重要窗口。随着中国文化中心幻象的彻底破灭，了解西方、汲取西方先进文化已成为求新变革的强烈愿望。与传统经典的翻译不同，现代翻译要求全面地译介西方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历史、文化、艺术，并在现代性的平台上，对本土文化进行现代性改良、改造。全球空间视阈的打开为现代翻译的兴起提出了必然要求，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主张“采西学”、“派留学”、“设议院”、“办洋务”、“制洋器”。其中，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的奏章中提出设立翻译公所；1870年，容闳上奏的青少年出洋留学教育计划获准，留学事务所成立，先后有四批留学生共计120人出国留学；1894年，马建忠上书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奏请朝廷设立专门的翻译机构。在奏折中他提出，中国受外强欺凌，其原因在于对外国国情国势“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欲想抵御外侮，必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晚清是翻译文学大盛的时代，其中仅“林纾翻译的一百六十多种”，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美国的欧文、斯陀夫人；法国的大仲马；挪威有易卜生；西班牙有塞万提斯；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诸人”。徐念慈以社会风尚为观察视点，从小说的观念内容、艺术形式、创作难易以及生产行销等方面，分析了著作小说与翻译小说数量上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可见，翻译小说应运繁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满足了人们探求世界空间场域的时代诉求。
从全球空间视阈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建构必然参与到世界文化的整体构架之中，脱离了全球化的空间视阈，文学现代性就无从谈起。中国文学只能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中完成现代性的建构。因此，空间视阈的展开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性的前提条件，其原因在于，所谓文学的现代性或世界性问题的提出，并不仅仅是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它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的现代性重构重组有着内在紧密的关联，或者说，它就是现代性空间重构重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尽管“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并未随陈季同的倡导而大规模展开，但从“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上看，文学现代性、翻译现代性与文学世界性的跨语际实践，自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时就是紧密相连的问题域。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他在这篇堪称“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对小说的重要性予以阐释时，梁启超首先强调的正是小说的世界性问题，他认为，小说之所以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于小说“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发刊广告中，强调著作与译作的刊发应各占一半。但是，从其预告的二十篇作品看，其中仅有四篇为著作小说，即《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海外新中国》、《东欧女豪杰》；其他作品均为译著或编译之著，如《罗马史演义》介绍古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演义》记欧洲各国大事，《自由钟》讲美国独立战争，《洪水祸》叙法国大革命，还有《亚历山大外传》、《拿破仑外传》、《俾斯麦外传》、《西乡隆盛外传》等，另有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德嬴摩里（莫尔）的《华严界》（《乌托邦》）、失野文雄的《新社会》、埃留的《世界未来记》、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海底二万里》）和作者未详的《月世界一周》、《空中旅行》等。《新小说》希望借翻译来实现放眼世界、开启民智的办刊宗旨，在篇目预告上可谓尽现。1906年，警僧主编《新世界小说社报》，其发刊词以新小说与新世界之关系的辨析为结语，文中提出：“凡世界所有之事，小说中无不备有之；即世界所无之事，小说中亦无不包有之。忽而大千世界，忽而须弥世界，忽而文明世界，忽而黑暗世界，忽而强权不制世界，忽而公理大明世界：种种世界，无不可由小说造；种种世界，无不可以小说毁。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政治焉，社会焉，侦探焉，冒险焉，艳情焉，科学与理想焉，有新世界乃有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传播文明之利器在是，企图教育之普及在是。”上述诸种观点，即便在今天也可谓领风气之先，不失为超前之论。但在晚清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此观念是人们所普遍认同并趋之若鹜的时代风尚。正是基于此，才造成近代译事繁荣，小说创作蔚为大观。
面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空间的裂变与重组，翻译一直担负着中国空间现代性重建的历史文化责任。因此，从空间维度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就必须确认翻译西学在建构异域文化空间想象方面所发挥的历史意义。此外，翻译也是中国文化现代性或中国文学现代性得以生成的前提性条件之一。这样的理解和表述无疑会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端的历史上溯至近代，改变了以“五四”为分期的现代历史断代定式。这种联通近代与现代的思路，似乎认同或呼应了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提出：“如果我们不把‘现代性’一词抬举成一个魔术字眼，预设种种规定与目标；如果我们仍考虑现代的历史性，以回应时代的变化，那么‘五四’所建立的中国文学之现代观就必须重新予以审视。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认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需要强调的是，王德威对现代性的理解局限于文学题域，而较少涉及现代性建构的社会历史维度，导致其观点尚未深入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里，并多有武断偏差。而本书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历史空间的现代裂变与重组的嬗变过程，以此探讨现代空间重组与文化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指认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地缘政治学或空间政治学意义。
从空间现代性的角度看，古典空间意识的破碎与现代空间意识的重组，构成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性体验发生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性震荡激变、痛苦挣扎的表征。古典空间意识的裂变、现代空间意识的重构，使古老的中国最终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重新审视和确立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并在维护捍卫本土民族文化性的同时，重新定位中国的领土疆域和空间形象，而翻译则打开了看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西方文化的引进译介，参与了现代性空间重组建构，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空间重组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