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文化思想上发动了一系列猖狂进攻，奴化思想和复古思潮形成一股强大的逆流，尊孔尚孟成风，读经声浪高涨，什么“孔道会”、“尊孔会”等团体，如毒草丛生。曾经提倡改良主义的康有为，俨然以当代孔子自居。曾经介绍西方文化的严复，也投入这股复古思潮的逆流，推波助澜，成了恢复帝制的倡导者。封建余孽们企图以这些叫嚣，来消除辛亥革命的思想影响，麻痹人民的斗志，巩固反动统治。
就在这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封建复古文化和封建专制政治的斗争。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和反封建的要求，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主义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它原名《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一年后才改称《新青年》，主编为陈独秀。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熟读四书五经。17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朝的秀才。前来祝贺的亲友乡邻，几乎把他家门槛都给踏破了，认为这是莫大的光荣。可陈独秀却恨透了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1897年，他愤然离开了束缚多年的腐儒式生活，到浙江求是书院攻读新学。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1915年回国后，他已经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了。
191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对北大实行整顿和改革。
1917年1月，声望日高的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同迁往北京。在此前后，到北大文科任教的，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他们都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经过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和陈独秀的精心编辑，这份刊物很快便和文科教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
和北大文科为中心的战斗堡垒，并以此为阵地，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政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提倡民主与科学。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翌年，他在《新青年》（当时名《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而非奴隶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点希望，要求青年排除腐朽的东西，自觉奋斗。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第一篇纲领性文章。这六点希望，后来被概括为“民主”与“科学”两个响亮的口号。
具体地说，当时提倡的民主，就是要实行资产阶级政治，像法国那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李大钊也著文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当时提倡的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客观事物的观点，即：要用科学来说明真理，看什么事情都要依照科学的法则；反对迷信，反对盲从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随着运动的开展，“科学”这个口号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意义。陈独秀认为：振兴科学，其功不在人权之下，二者就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盘，少了一个，就没法运转，所以提倡民主，就必须同时提倡科学。《新青年》刊载了许多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驳斥所谓“灵学”、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的文章，介绍西方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有力地配合了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政治上的反对君主制度与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一开始便集中指向了以维护专制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从此，“打倒孔家店”、“欢迎德先生、赛先生”（“民主”的英文译音是“德谟克拉西”，“科学”的英文译音是“赛因斯”）的口号，很快响彻了全国。
《新青年》后来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轮流主编。鉴于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也打着尊孔的旗号，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孔子的文章，指明他乃是“历代帝王之护符”。还着力批判了封建的宗法制度、家族制度。
袁世凯称帝时，陈独秀发表了《一九一六年》一文，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1916年秋，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国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为此，《新青年》连续发表文章，从反对康有为复古倒退，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着重阐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以及现代生活是水火不相容的。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定孔教为“国教”，既违反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又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李大钊也相继发表了《宪法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进一步揭露“尊孔”的反动实质。他着重指出：批判孔子并不是单纯反对孔子其人，而是反对历代帝王所塑造的偶像权威，是反对“专制政治之灵魂”。由此可见，打倒孔家店，就是要打倒以孔子为护身符的封建独裁者和专制制度。
在《新青年》上撰文反对封建礼教的，还有吴虞、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民主斗士，其中尤以鲁迅最为积极热情。
他的文章，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投枪，逼得论敌理屈词穷，难以招架，败下阵来。
随着斗争的发展，《新青年》从1917年起，着重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胡适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白话文学代替古文文学。这篇文章就其实质来说，仍是改良主义的，它主要要求改变文学形式，至于文学的内容，他只是说“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并没有明确指出文学的社会内涵和文学的社会意义，但它毕竟引起了对文言文和封建文学的批判，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真正喊出了文学革命口号的还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自己的三大主张。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张，旗帜鲜明，有破有立，既涉及了文学革命的形式，又涉及了文学革命的内容，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此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积极主张作文写信，改用白话，并加标点符号，刊物编排要左排横迤。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它以生动的形象，揭示了几千年来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撕开了“仁义道德”温情脉脉的伪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人吃人的历史。它是文学革命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中国新文学革命的第一块丰碑。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还创作了许多思想内容深刻、影响很大、流传甚广的小说、杂文、白话诗等。封建礼教吃人、封建文化吃人、封建社会吃人，成了他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本身并不能给中国指明出路，但仍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特别是对青年知识分子打破封建旧思想的束缚，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此同时，它还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有利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便以更加迅猛的步伐向前发展。古老的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