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前面提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一个海外战区，直辖军人多达30多万。不仅如此，今天凡是与中国周边冲突有关的事务，无论是台海、中日、朝核、南海，都离不开这个战区。
按照一些国人的“阴谋论”思维，美国是这个地区所有冲突背后的“黑手”。那么，这个“黑手”的一个重要“手指”，也许就是太平洋战区。若以这一“阴谋论”思维，确实也可以佐证一些事情。
例如，2012年秋天，中日钓鱼岛风波开始激化，中国船长詹其雄被日方以国内法起诉。之后，一连串“偶发事件”开始在地区间频频出现：
-2012年4月，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忽然发生摩擦，几近擦枪走火；
-2012年8月，中国和日本又一次在钓鱼岛发生摩擦，其起因乃中国香港的保钓船只进入钓鱼岛海域，但随即便演变成中日民间的巨大风波。
2012年一整年，上半年发生中菲黄岩岛风波，下半年爆发中日钓鱼岛风波。所有的周边领土纷争，似乎就像排了队，一个接着一个与中国“约架”。而这种“约架”风波，在2012年之后，还在继续延续之中。
-2013年上半年，继之前的黄岩岛风波之后，中菲围绕南海“仁爱礁”又发生纠纷。多艘中国海监公务船聚集“仁爱礁”附近，据说意在切断菲方对“仁爱礁”的补给，迫其自动撤离。
-2013年5月，中国海军五大兵种据称集结南海进行大规模演习，多型驱护舰艇、潜艇、海航战机、轰炸机等全部对海主战兵力投入演练，内容包括防空制海、反空袭、击沉敌方受损舰艇等。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5月23日，美军核航母“尼米兹号”现身南海，也开始了军事演习。
-不日，中国演习部队撤离有关区域……
有人说，美军这是故意的安排，目的是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同时给菲律宾以明确的支持。
而菲律宾国防部长贾思明，似乎也对美国这一举动心领神会。随后几天，他公开表示：中国不敢对我们发动进攻，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在我们的背后。
一个星期后，2013年6月1日，美国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在新加坡接受我的独家专访。
由于这已是我们的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见面，因此我也就单刀直入。
“上个星期，你为什么派遣‘尼米兹号’航母忽然抵达南海‘仁爱礁’附近？”我问。
“哦，Peter，”洛克利尔依然喊着我的英文名字，“我们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演习日程，与中菲‘仁爱礁’冲突没有直接关联。”
你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但我要的效果是他对着摄像机，在我的观众面前把这句话说出来，这叫“立此存照，有据可查”。
洛克利尔似乎也已经习惯了与我的“唇枪舌剑”或“左右躲闪”，对这一切表现得很享受，没有任何的愠怒。
诸如此类的“偶发事件”还有很多。
2014年5月6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突然到访香港，一天后前往河内。
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会议室，拉塞尔接受我的提问：“此行到河内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将向越南释放什么信号？”
拉塞尔倒也坦诚相告：“美国反对一切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希望各方，尤其是中国不要考虑用强力或武力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
几天后，我们就从媒体上读到拉塞尔在河内的相同表述，并立即读到越南方面的“顺水推舟”的回应。同时，越南方面也开始对中国采取逐渐强硬的姿态。
几乎与此同时，2014年5、6月间，中国的981钻井平台在与越南发生争议的我方一侧进行正常作业，引起越方反弹。
越方派遣武装力量日夜监视中方作业，并频频发出威胁，同时越南国内也爆发由官方默认的示威游行和对中国企业的打砸抢行为。中方也不示弱，也派遣空军力量接近事发地点。
双方冲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7月10日，美国参议院忽然通过421号议案，要求中国将“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和护航船只撤离南海海域，恢复南海原状，敦促中国节制执行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宣示。
7月15日，中国突然把981钻井平台连同百余艘相关船只撤离中建南海域，这比原来宣布的钻井结束时间整整提早了一个月。按照实际作业时间计算，则减少了27天。
事情的结果，着实有点出乎外界的意料。
中国须学会善用“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在中国周边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因素。“美国因素”对崛起的中国而言究竟是负面居多，还是正面居多？抑或正负两面皆有？在现阶段，中国究竟如何客观评估和有效利用“美国因素”？这是今天和未来中国已经绕不开的一个课题，而这一课题在2010年之前似乎并没有那么紧迫。
曾记得，2003年之前的几年里，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刻意操弄“台独”思潮和行动，将两岸关系推向几乎万劫不复的边缘。2003年，时任中国总理访问华盛顿，与美国达成联手制约陈水扁“台独”的共识。此后，台海局势开始逆转，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任。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当时华盛顿与北京的联手，陈水扁的“台独”嚣张不可能被抑制。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在两岸关系上，“美国因素”是负面的吗？
也曾记得，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面对中国崛起的态势，凭借日本国内日趋保守的政治基础，采取对华日益强硬的立场，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没有争议”立场，丝毫不做妥协；第二，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中韩和周边邻国的情感底线；第三，以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
在这一背景下，不但中日领导人峰会全面停止，而且就在日韩这两个同盟国之间，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一些国际场合，就连把眼皮抬起瞧一眼安倍都懒得，更遑论与安倍握手言和了。但2014年下半年，安倍忽然一反常态，公开站到电视镜头前声明，他在历史问题上将继续坚持之前历届日本内阁的立场。再往前查一下记录，原来美国私下向安倍施加了压力。这从本书第四章透露的美日智囊电视激辩中，包括美国智囊对安倍连任后的期望表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在中日关系上，“美国因素”纯粹是负面的吗？
当然，无论是两岸问题还是钓鱼岛问题，其根源都可追溯到“美国因素”。或者说，这些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也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使然。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有其在亚太地区自身的战略利益。从这些利益出发，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维持一种适度的“不平衡”。在两岸问题上，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将台湾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还是后来希望通过支持民进党长久维持两岸的分治、分裂状况，均无不出于这一战略目的。在中日关系和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战略利益也大抵如此。
但这不等于说，两岸的纷争或中日矛盾、南海冲突达到擦枪走火的边缘，美国将依然维持其原有的战略底线和立场。原因很简单，若地区冲突突破美国能容忍或承受的范围，势必将冲击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因素”中调唆的一面会变成稳定局面的一面。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03—2008年间，华盛顿愿意与北京联手制约陈水扁的“台独”，以及美国何以对安倍的修正历史问题的举措感到如此不满。这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2014年当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深入南海时，尤其是当越南与中国有可能在南海擦枪走火时，美国一再运用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施加压力，维持亚太地区适度平衡的问题上，应该说，美国没有特别的针对国家。对直来直去的美国人来说，其指针只有一个：谁打破平衡，就对谁施压。
但在风和日丽之时，美国的战略则有其明显的侧重点，那就是哪个国家是美国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潜在对手，那就使用各种手段对其形成钳制。在今天，这个国家无疑就是迅速崛起的中国。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2009年全面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和安全局势趋于全面紧张。
因此，对一般的中国公众来说，一个人性的感受就是，美国既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又在策略上与中国为敌。这一感受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其不完全的另一面。从上面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出“美国因素”的两面性，即既有调唆局势的不稳定一面，同时又有维持稳定的另一面。
适度冲撞和制造紧张：中国须有艺术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看透“美国因素”的两面性，将“美国因素”维持稳定的一面利用到极致。
仍以2003—2008年间的两岸关系为例，陈水扁的追求“台独”引起北京强烈反弹，继而引发北京对台军事斗争的实质性准备。正是这种实质性的准备，让美国看到北京的底线，也看到突破这一底线可能导致的后果。北京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底线，是将“美国因素”的稳定一面发展到极致的关键因素。
以此来看未来的地区安全格局，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中国国家实力的外延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及南海一些国家均有疑虑、恐惧乃至敌意产生。对中国来说，不走出去显然不行，但走得太快也不行。面对日本和南海一些国家的疑虑和敌意，中国必须有适度的冲撞，方能逐渐改变由原有强国确定的“现状”。但这种冲撞却又必须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退有据，宽紧适度。没有适度的冲撞，“现状”永远不可能被打破。但冲撞过度，则可能导致所有对手的联手反弹。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适度冲撞的战略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时又正好在美国的可控和可容忍范围之内？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地区对手挑衅，中国如何反弹？第二，中国如何主动出击？
前文阐述的陈水扁和安倍当年的挑衅，均属于对手挑衅，中国被迫反击。试想，若中国不将反击幅度拉到最大，美国怎么可能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类似981钻井平台的风波，则是中国主动出击，但遭到周边国家的反弹和美国的“阻击”。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现状”的改变是渐进的，必然伴随着对手的“阻击”和中国的主动出击。无论是对“阻击”的反弹，抑或是主动出击后遭遇的“阻击”，其面临的问题都是究竟是“进一步，退两步”？还是“进两步，退一步”？将冲突和紧张的力度拉到极致，然后做出适度的妥协，究竟能达到这两种境界里的哪一种？
这是一个需要中国、美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探索的问题，也是各方在冲突中妥协，在妥协中共同建构“新常态”的过程，更是各方人们的心态逐渐成熟的过程。
若干年后再回头看，人们对今天发生的一切冲突就会有一种相对释然的感觉。
但2015—2017年，却将依然是中美双方互相测试战略心理底线，并在行为上充满冲突风险的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