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一澄清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基廷在内部承受的压力。有些事情，我也不便多去打听。恪守新闻工作者的立场底线和工作范围，是赢得采访对象信任的最好办法。
后来的事实是，我与太平洋司令部的合作关系日渐加深，我与杰弗里的手机联系，成了《震海听风录》节目与太平洋司令部之间的“热线电话”。
2009年1月的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是《震海听风录》录制的时间。当时，奥巴马刚刚宣誓就任，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正在秘密筹划之中，也是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向东南亚宣布“我们回来了”的前夜。南海局势已开始趋于紧张，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前身——“瓦良格号”也正紧锣密鼓地改建之中。
南海上空已经乌云密布，东海上空的乌云也正聚集之中……
此刻，美国军方的态度至关重要。
远在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的基廷破例答应，以电话连线的方式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现身，与身在北京的一位解放军退役将军展开直接对话。
节目将于当天晚上播出。
凤凰卫视香港总部一片忙碌，导播、同传都已各就各位。
按照与杰弗里事先约定的时间，我让助手从导播控制室，直接将电话打到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接通了基廷桌上的直拨电话。
“我是基廷。”基廷的声音从远方的夏威夷传来。
从夏威夷到北京，中美两位将军的对话，通过我在香港的主持，被全程记录和摄制下来。
在这次节目中，基廷首次透露，美国军方愿意与中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展开合作，其中包括情报合作。
十个小时后，对话全文通过香港，向全球播出。
朝鲜核试：美国一筹莫展
四个月后，2009年5月29日，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
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再次举行。一样的季节，一样的场景，而且几乎是同一批与会者：各国国防部长、参谋人员、军事智库学者等。
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依然熙熙攘攘，身穿制服的各国军人来来往往，但隐约中有一层不安的气氛笼罩着。
四天前，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在此之前，朝鲜接连发射了几次导弹和卫星，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联合国接连出台主席声明和制裁措施，希望能遏制朝鲜进一步挑衅的势头。但谁也没有想到，朝鲜居然在国际社会的一片抗议声中，于2009年5月25日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
5月29日，“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朝鲜核试验无可争辩地成为焦点。
“香格里拉对话”举行前三个月，我收到主办机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邀请函，邀请我成为“香格里拉对话”的正式代表。
这件事，着实有点让我感到意外。
主办机构陈述的邀请理由是，过去两年里，我为传播“香格里拉对话”，并在沟通主要国家的军方往来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我这才想起，除了播出对美军“三巨头”的专访外，两年来我和同事确实频繁往来于一些主要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之间。也许，这也算是“民间外交”的一种吧。
无论如何，成为“香格里拉对话”的正式代表，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可以不再以媒体身份出现，也不再受制于对媒体的诸多限制。作为正式代表，我可以自由出入各种闭门会议，也可与各国代表和军方人士一起，参加新加坡总统的晚宴。
而这一切，都是对媒体不公开的。
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正式代表的身份，很快就在2009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派上了用场。
“基廷将军，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开幕晚宴大厅里，我径直向基廷走去。
“Peter，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一身戎装的基廷站起身，与我握手。
距开幕晚宴还有20分钟左右，各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和会议代表，纷纷在各自的大圆餐桌边就座。
基廷和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人，就坐在离我不远的餐桌边。
我对基廷说：“感谢你今年1月通过电话连线出席我的节目。节目播出后，全球反响很好。”
基廷回答：“也感谢你的邀请。太平洋司令部很高兴有机会通过你的节目，与中国军方人士公开对话。”末了，他又补充一句：“中美两军需要这种公开对话。”
“将军，你怎么看朝鲜四天前的第二次核试验？”我开始转换话题。
“Peter，我正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基廷的眼睛忽然发亮。他把我拉到一边，距他的餐桌稍远一点。
“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反应？”他的问题令我有些吃惊。
那边的餐桌边，有人走过去与阿米蒂奇打招呼。
朝鲜第二次核试验过去四天，美国官方还没有表态。一般常理下，这有点不寻常。
基廷急于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显示美国高层，至少是军方高层还没有想好对策。
“美国军方应该有强硬表态，这样才能不给平壤以任何幻想空间。”我答道。
“如果我们故意不理睬，你觉得会怎么样？”基廷问得很认真。
我心里暗自一惊：原来美国想对朝鲜的核试验不理不睬！都这节骨眼儿了，美国若不发声，难道还要别的国家发声吗？
“那会给朝鲜一个信号：国际社会拿他们没办法。”我的回答也很直接。
基廷站在那里，似乎陷入了沉思。他那一身白色海军四星上将军服，在宴会大厅中央显得很扎眼。
我陪他站在那里，也有些扎眼。
《国防新闻周刊》台北站的那个大胖子记者，此时出现在我们身旁，试图与基廷打招呼，但基廷依然在沉思。
“美国若不表态，中国将很难办。”我补充了一句。
大胖子记者实在忍不住了，径直上前与基廷打招呼，做自我介绍：“将军，能问一个问题吗？”
基廷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一眼他：“对不起，晚宴马上开始了。”又回头和我握手：“Peter，回头再聊。”
基廷大步流星地走回自己的桌子。主席台上，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的主旨演讲马上就要开始。
杰弗里·布雷斯劳上校也来了，还专为几个月前帮忙澄清美台军售的事情向我致谢。
只要基廷上将出现的场合，身旁必定有杰弗里，那一身白色的海军上校军服，显得很帅气。
但那年在新加坡，杰弗里对我很抱歉地表示，这次基廷上将不能接受我的专访了，等返回夏威夷后，过几个月再说，也许10月份可以。
他一直没有说明原因。但杰弗里很诚实，看得出他不是在“忽悠”我，而是有些为难之处。我也不便多问，而宁愿相信他确实有难言之隐。
各个闭门会议的场合，我都可以见到杰弗里跟着基廷，有时忙得没时间和我打招呼；有时见到了，会心地一笑，就算是招呼了。
看着他那忙碌的样子，我很想请他到大堂酒吧喝一杯，但想想还是算了，他应该没有时间，或是没有心情。
杰弗里返回夏威夷后，我们断断续续还有些联系。从这些联系中，我隐约感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要换人，只不过美国军方高层还一直没有选定人选而已。
到了当年的10月，杰弗里告诉我，基廷很快就要卸任，而他也将离开现有的岗位。
这大概就是四个月前在新加坡，他有些落寞的原因吧。
“杰弗里是个很好的副官，周到，贴心。他是我最好的下属之一。”2013年6月，时隔四年之后，基廷在新加坡对我这样说，“我退休后，杰弗里也退役了，目前正在做他自己的生意。”
但我与太平洋司令部的联系并未就此中断。
谁在秘密监视着我们？
2010年6月，一个名叫莉迪亚的美国女军官进入了我的工作范围。
莉迪亚·罗宾森，杰弗里的继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新任新闻官。
“Peter，我给你发了四个电邮，全部被退回来了。”当我主动给她打电话时，莉迪亚这样对我说。
“你用的是太平洋司令部的电邮账户吗？”我问她。
“是的，只有使用我的私人电邮时，我才能发给你。”她在电话那头说。
我没怎么往心里去。我经常有收不到电邮的情况，也懒得去追究原因。
但后来在我和太平洋司令部之间，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我才隐约感到，在我们之外，似乎还有另一只眼睛在盯着我们。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杰弗里离任时，显然已把我们之间良好合作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莉迪亚。因此，我们的合作，从一开始似乎就不需要任何的磨合，而可直奔主题。
“威拉德上将在新加坡将接受你的专访。”莉迪亚的信息十分明确。末了，她还补充一句：“上将在新加坡只接受你一个人的专访。”
威拉德是基廷的继任、美国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但是，和莉迪亚的电邮联系始终不顺畅。她用太平洋司令部电邮账号发过来的电邮，我多半收不到，很误事，也因此而发生了一些误解，让她以为我对太平洋司令部不再有采访的兴趣。最后我们只得商定，彼此都用私人电邮账号联系，遇到重要事情还是直接用手机沟通。
这时我才实实在在地感到确实有一只眼睛，在神秘的地方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只不过，我不知道这只眼睛是谁，它又在哪里。
2013年6月，直到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抵达香港，我才恍然大悟。如果说，按斯诺登的透露，就连香港中文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都被监视，那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传媒机构？
多年来，我几乎已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要将了解到的东西在节目中播出去。
电视主持人和评论员这个职业，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因此，无论那另一只眼睛身处何方，如何在暗中盯着我的工作，我都感到很坦然。我唯一希望的就是，那些暗中监视我的“眼睛”，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家，都不要影响我的实际工作，比如太平洋司令部发给我的电邮时常丢失，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和平，在信任中穿越
但这些小事，最终并没有成为我和莉迪亚之间的障碍。
2010年6月，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我和莉迪亚第一次见面。
这是一个已届中年的美国女性，精干而风韵犹存。我与她的第一次见面，居然是在楼下大堂的酒吧里。新任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尚未抵达，莉迪亚提前一天来打前站。
初夏的新加坡，她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裙，主动点了一杯法国红酒。柔和的灯光下，那双眼睛显示出军人特有的气质，也透出内心一丝浪漫的追求。
她直率得开口就谈自己的儿子和家庭：“你有孩子吗？叛逆吗？我的儿子14岁了。昨天我从夏威夷启程前，他还让我早点回去。”她告诉我，她的丈夫也是个军人。
看得出，她对国际性的场合还颇为陌生，所以在这方面，尤其对于如何安排与国际媒体的见面，她似乎有点倚赖我。不过，有了杰弗里的铺垫和引见，我和莉迪亚之间的合作，反倒没有任何障碍。我告诉她一些过去几年的常规做法，包括场地的选择、日程的安排，以及会议期间我们的手机联络方法等。
“你们来选择场地，并负责和新加坡特警沟通，我来协调威拉德将军的时间。”她完全不关心我将问威拉德上将什么问题，也不关心任何安保方面的措施，只关心采访的技术性细节。
这是一个让人很放松的伙伴。我们就这样坐着，手里各自拿着一杯红酒，很放松。历史的风云，战略的角逐，在这个特殊的气氛中似乎都停止了穿越。
世界本来就不该那么复杂。
我在本书前面曾提到，近年我主持《寰宇大战略》，节目中有一个战略观察员的环节设计，我坚持要启用年轻女性来担任观察员。女性，有一种特殊的人性的感觉，能使男人津津乐道的战争逻辑和思维，在刹那间黯然失色。从这几年的效果来看，我似乎是对的。
“明天早上你再见到我，我就会一身戎装，希望你还能认出我来。”走出酒吧，莉迪亚这样对我说。
一时间，我很难把一个妩媚的女人和一个身着军服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莉迪亚果然一身戎装出现在我面前。与昨天的风韵相比，戎装的莉迪亚显得干练、机敏，全然是另一副模样。
妩媚和干练，居然可以这样完美地结合。
我们很快一起约上新加坡特警，到我们选定的专访地点现场踏勘。莉迪亚似乎很满意，没有一句啰嗦的话，依然是看表、对时间、确认手机号码，然后彼此在会议期间保持密切联系，依然是对我们百分之百的信任。
到了专访时间，一身戎装的威拉德上将也几乎是踩着点似的，来到我们的专访地点。
从基廷开始，到威拉德，再到洛克利尔，这些年里，历任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都成了我的节目的常客，而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几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只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专访，那就是《震海听风录》。
但我与太平洋司令部之间的电邮，这些年依然时常出现“问题”，不是丢失就是延误。
显然，依然有一些“眼睛”在暗中盯着我们。
不过我倒是很坦然：只要不涉及军事秘密，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有利于地区和平的事情。随着地区战略格局的日趋复杂，各国的军方应该更多地学会和习惯与媒体交往。
美军：中国军人有多少战斗力？
就这样，在我与太平洋司令部一来一往的过程中，七年时间很快过去了。
这七年，世界见证了一个重大进程的发生，那就是中国军力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对中国军力崛起从恐惧、敌意到无可奈何地接受。
回想一下，2007年的时候，涉及中国军力发展，中国民间在讨论什么话题？当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究竟要不要制造航母？但七年后的2014年，谁还讨论这个话题？大家讨论的是另一个话题：中国究竟需要几艘航母才能保证建成一支“远水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