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马英九是道貌岸然。如果马英九涉贪，我必须讲“如果”，因为我现在只有合乎逻辑的、合理的怀疑，证据还没有出土，没有出土的理由还有背后的因素在里面。那比方说这两个人涉贪，他们的形态完全不一样。陈水扁的涉贪是一个家族企业，家族的人搞的小企业，夫妻、父子、亲家，然后找一个银行来洗钱。如果马英九涉贪，这问题大了。他可能是一个马迷的集团，马氏核心集团涉及的。
邱震海：这是您的感觉，还是您现在已经有了一点证据在手里？
施明德：我跟你说，我已经有了相当的、合理的怀疑、推论。
邱震海：OK。
施明德：我可以这么解释，因为他的知识水平都很高，不像陈水扁一样，自己搞家族企业。他搞的是一个集团的，知道整个法律的程序应该怎么走，然后也懂得市场经济，利用政治权力。比方说公司必须要破产，必须要警示，然后必须要增支。为什么要警示，然后允许谁增支进去，那当然是财团的。所以这个行为你看不出来，一下子抓不到他贪腐的证据，但是他外貌整体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邱震海：您现在手上掌握的可以爆料的证据到底有多少？
施明德：我不是一个名嘴，我也不是一个侦探，当然我也不跟特侦组有任何往来，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社会工作者而已。我想在“九合一”选举之后，我接受的第一场访问，我对于马英九的批评，其中包含贪腐这个项目。我连带说马英九无能，这大家已经知道。那一天我增加一个无耻，因为如此惨败之后，党主席没有不辞职下台的。
邱震海：但恕我直言，您刚才说他无能、无耻，我们大家都可以尝试去接受，但是由此您不能推导出一个数学的公式说这等于贪腐。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情。
施明德：OK，不对。
邱震海：贪腐您是要有证据的。
施明德：不对。我要告诉你就是，我是讲他的政治献金，他把政治献金完全推得一干二净，说他没有拿魏家一毛钱，那只要有一个证明他有拿到政治献金，他马上破供，否则你为什么要撒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关于他两次“总统大选”领的4亿多资金，他说都进入国民党党库，结果现在证明他2009年就拿了大概三十几万美金寄到美国给女儿了，也在撒谎。还有竞选经费的部分，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报的是7亿5000万，马英九选举，国民党的钱一定是更多的，他说他只花了3亿4000多万，甚至比民进党还少。这都是在作假，在金钱上面作假，为什么在金钱上要作假？当然另有目的。
邱震海：如果有一天特侦组查出来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怀疑都被厘清了，怎么办？有没有可能？
施明德：我要告诉你，我们台湾领导人的权力是很大的，特侦组都可以掌控的，所以我必须讲为什么当年陈水扁任内的时候，他的太太会被起诉，就是因为“红衫军”起来了。“红衫军”起来，让特侦组有胆敢办。所以在马英九掌权的时候，人民对特侦组的那种信心是不足的，很可能就是只有在政党轮替之后，或者在“倒马”的群众走上街头后，就像当年“红衫军”一样走上街头，特侦组才敢去办。所以现在你说特侦组办了，人民就会接受吗？我跟你讲，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因为这些数字都是非常合理的，马英九拒绝回答。他回答我的问题是什么？叫“总统府”回答，叫“党中央”来回答，而且都没有实据，就是空口说白话。
邱震海：听您刚才这么说，您好像不一定会让他做到2016年的3月份，因为1月8号您在电台采访的时候也说，他的任期不一定会做满。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未来，2015年您会有所动作？
施明德：不排除，不排除。我的确就像之前的“红衫军”。我面对的很多，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群众给我这个压力，甚至“联署”也会这样骂我，你还不起来，还不站出来。
邱震海：但在此时此刻，您把马英九拉下来，会不会是助长了民进党的选情？同时到了2016年3月份，您会不会把一个同样您并不很满意的蔡英文推上了政治舞台？所以我后面这个话可能有点尖锐，您会不会沦为台湾政党轮替中的一个工具，被人利用？
施明德：我反对的是贪腐，不管你是谁，我反对贪腐。贪腐之后，至于谁出来，人民做决定。你不能把我反陈水扁的贪腐跟马英九的画上等号。
邱震海：关键是时间，时机很巧合，施先生。您2006年“倒扁”正好在2008年选举的一年半前，现在又在2016年的一年零三个月之前。
施明德：完全无关。2016年，国民党已经无可挽回。如果没有任何改变，蔡英文绝对当选，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位会减少。
邱震海：您此时此刻，有没有可能出来，2016年？
施明德：我只能说不排除，我不排除。但是我实话说，必须要了解大问题在哪里，核心价值是什么，台湾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杀青本书的时候，正是2015年1月中旬。2015年，台湾是否会出现“倒马”风潮？马英九能否顺利做完最后一年的任期？他卸任后，是否会步陈水扁的后尘？陈水扁获释后，对民进党是祸还是福？所有这些，都仍是开放的问题。
二、台湾特工：那些只能遥望大陆的人们
坐在香港的演播室里，我时常会感慨于世事的变幻多端，也会赞叹香港作为大中华地区独一无二的平台，迄今依然能在许多方面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
以两岸关系为例，今天的台海两岸，几乎已经没有不可讨论的话题，也没有不可往来的人员。光就这一点，你就已经可以感到世事的变幻多端：就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两岸之间互相为敌，双方人员经常透过香港从事针对对方的谍报活动。一旦身陷囹圄，那必定此生再无翻身之日。
曾几何时，两岸居然可以如此和平、自由地往来，即便是像萧美琴这样的民进党现任高官也能以参加会议的名义访问大陆，民进党高雄市长陈菊、赖清德则更可以市长身份自由访问大陆，所有这些都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但你若由此认为，两岸之间所有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往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今天的两岸间，总有一些特殊人物，由于其特殊的工作性质或身份，依然无法踏上对方的土地。但他们依然有很多话要说，也有一些信号需要向对方释放。
这些人，大都曾从事谍报工作，或曾涉及绝密军事行动。
于是，我在香港的小小的演播室，也成了这些特殊人物沟通的桥梁之一。
台湾海军中将：我是中国海军
一个经常出现在我的节目里的嘉宾，是台湾前海军中将、台湾海军前副总参谋长兰宁利。
兰宁利的另一个身份是台湾海军前情报署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线台湾海军指挥官和情报官。他从担任舰长开始，一路上升，前线军事指挥和情报搜集两条线“通吃”。
兰宁利最早引起我的注意，是他在2008年下半年提出的“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倡议。当时，他使用的身份是台湾“国安小组”成员、台湾海军前副总参谋长。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上任台湾领导人，两岸关系开始柳暗花明。是年5月20日到6月20日，是马英九上任后两岸关系大幅向前推进的一个月。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两岸的三通等一系列之前长期搁浅的难题得到解决或推进，由此，许多舆论惊呼，这是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个月”。
2008年下半年，从台北不断传来呼声，希望能与大陆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军事互信机制，英文名称是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简称CBM。这一机制来自于多年前的美苏冲突，亦即冲突双方可以保持战略对峙，但却必须在冲突前沿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直接冲突的发生。所谓军事互信机制可分成几个层面，一是抵近战略层面的军事高层对话，二是近乎中层的军事热线，三是局限于前沿的危机管控。
虽然美苏冷战最后以苏联消亡告终，但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军事互信机制对于双方保持克制，管控危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也就成为世界近代军事史上敌对双方管控危机的经典实例。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兰宁利是台湾方面首先提出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几个主要人物之一。鉴于兰宁利过去的军界身份，以及马英九上任时他在“国安小组”里的作用，因此他的倡议在外界看来自然带有半官方的性质，甚至带有替马英九官方投石问路的性质。
当兰宁利的这一提议刚一提出，我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话题可以在两岸间展开非正式的讨论。讨论当然分两种：非公开的和公开的，而公开讨论的最好平台就是我们的节目。
我从其他渠道拿到了兰宁利的联系方式，亲自打电话给他。
“我是兰宁利。”电话那头的声音洪亮而中气十足，一听就知道是军人出身。
听我自报家门后，电话那头的兰宁利显得很熟悉，这不免让我有点吃惊。
“您在新加坡发表的文章，我每篇都拜读。看得出，您对两岸关系很了解。您的一些文章我都收藏起来了。”兰宁利这样对我说。他指的是我当年经常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文章，其中确有不少是对两岸关系的论述。
对我的邀请，兰宁利一口答应。不久后，他便出现在我们的台北演播室，与大陆人士就“两岸军事互信机制”问题展开讨论。
这是台湾具有现任官方背景的军界人士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节目里。我之所以强调具有官方背景的军界人士，是因为其时兰宁利虽然已退役，但却仍担任马英九官方的“国安研究小组”的成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经常给马英九提交‘国安’政策的paper。”
显然，对兰宁利来说，他出席我的节目，不单纯是私人性质，而是为这一半官方的想法与大陆人士“脑力激荡”，而这也是我过去几年一直努力的目标。
我经常对各国、各地区有着各种背景的官方人士说：“你们都有各自的渠道与对方沟通，但还是不能替代出席我的节目的作用。原因很简单：今天的民意对决策的推动或制约很大，政策酝酿时，就必须与民意沟通，或至少让民意有所准备，这样才不致决策出台后引起民意的强烈反弹。”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想起了我与萧美琴的沟通。只不过，与萧美琴出席我的节目为民进党释放信息相比，兰宁利此举背后的周折少了很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08年后两岸关系的柳暗花明。
我还记得兰宁利首次出席《震海听风录》时，不但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而且最主要是信心十足。
2008年时，大陆对于“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是心存疑虑的。其间的原因很好理解，就在几个月前陈水扁时期，大陆方面还对台湾认真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如本书前面章节所述，2008年6月，亦即马英九上任几个星期之后，大陆军方高级将领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还时常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遏制台独势力”放在口头上。如今，马英九刚一上任，就把“军事互信机制”提上议事日程，这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
其实，不要说是大陆官方，就是换了我，对这个问题也不会没有疑问。
因此，兰宁利那次的信心十足和中气十足，乃是有原因的。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邱震海：两岸目前还是政治上的敌对关系，如何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兰宁利：军事互信机制有很多层面，最高的当然是军委主席的热线电话，最低的就是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互相通报，以避免对方因误判而导致危机的产生。
邱震海：两岸军事热线，您认为能设立吗？
兰宁利：这在可预期的未来依然难以实现。但这不等于说，两岸在前沿阵地不需要建立互信机制和危机防范机制。
邱震海：这具体指什么？
兰宁利：比如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互相通报机制。每当一方需要举行一些可能影响对方，或引起对方误判的活动前，先通知对方，以便对方做好准备。这在美苏对抗时期是常态，未来两岸之间也应该可以建立。
邱震海：但这是否需要两岸首先签署政治层面的官方文件，然后才能操作？
兰宁利：完全不需要。两岸最高层的军事热线，可能需要签署政治文件；但前线指挥所军官之间的沟通，不以政治接近为前提。恰恰是由于双方还没有政治文件作为基础，因此才需要在最前线建立沟通机制，以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兰宁利在台北演播室里侃侃而谈，显得胸有成竹，信心满满。相比之下，演播室里的大陆嘉宾却似乎有些底气不足。
如前所述，那个时候，大陆方面对于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始终有些疑虑，不是担心台湾方面的意图，就是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该如何操作。
从这以后，兰宁利就成为我节目里的常客。2008年南海风云初起时，他最早在我的节目里，与大陆方面的嘉宾一起探讨“两岸是否共同护卫南海”。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节目里明确表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领土和领海，一寸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失”。他多次在节目里表示：“我们年轻时，从当兵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被教育说，我们是中国海军。因此，虽然我们的政治符号不同，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中国海军。”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纪念活动，展出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上午11点20分，阅兵活动刚一结束，天安门广场还在举行群众游行时，《震海听风录》就直播“大阅兵：海外军方人士对话解放军”节目。参加节目的有台湾海军中将兰宁利、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松田康博和解放军少将彭光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