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半百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太好，心率每分钟才40来次；有时感觉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医生诊断为“心动过缓”。1989年2月5日（旧年除夕）夜晚，我感觉身体不适，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节目都没看完，就早早睡下。半夜发现左边肢体不听使唤，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缓过劲来。这种半身不遂的症状一天要发作三四次。9日（大年初四），我即去医院就诊（是出版社派车送我去的；因我偏瘫发作，由司机陈师傅背进门诊部的），诊断为左脑梗塞并要我住院治疗。经半月治疗，病情好转，我就出院回家休养了一段日子。3月27日上班，又重新投入繁忙的编务工作中。三年后，1992年3月3日我又住了近一个月的医院，这次还是头晕目眩手麻，血压高，经诊断为：高血压病Ⅲ期，心律失常——窦性心动过缓，陈旧性左脑梗塞，最后结论是我有隐性冠心病。
就这样，一直到1998年8月退休，我仍然坚持上班和出差，不过从那时起每天的药物没有断过。退休后在家赋闲五个月，出版社又返聘我，让我到宁夏出版史志编纂办公室（简称史志办）继续搞出版史料的编纂工作。2001年我的身体状况不好，脑梗塞一再发作，先后住院两次（5月和8月）。每次出院后，我都带病坚持上半天班。
此时，险恶的身体状况才引起我真正的重视：我究竟能否顺利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撰写宁夏出版志的任务？今后，我能否像一个健康的老人那样正常地安度晚年并发挥余热？有时甚至悲哀地揣想：我还能活多久？老伴也为我焦虑万分。她有位中学同学刘小方是自治区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专家，老伴一再催我去找他做一次仔细的检查，彻底的治疗。2002年元月8日她陪我去门诊部找刘大夫看病。他认真地看了我以往的病历，询问了病情，建议我住院治疗。在征得同意后，他立即开住院单并说他明天在住院部，让我住他分管的病房。于是，当天我就住进了附属医院心内科的5病室27床。接下来是做各种项目的检查，后来又让我做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造影的确神奇，将我那颗跳动的心脏和四周粗细血管的情况在荧屏上显露无遗。随后，刘大夫和另一位魏大夫来病房向我说明我的心脏情况，认为我的心血管狭窄，要放置3个支架将狭窄的血管撑开。又来一位贾大夫告知，3个支架最少要7万元。于是老伴忙着四处筹钱。宁大中文系张安生等六位朋友来看我并塞给我1200元钱；多年的旧交高嵩给我送来了甜甜的沙田柚和贴心话。一切就绪，就等着做这更为神奇的手术了。21日下午3时，我躺在担架床上，护士和家属推着它，将我送出住院大楼，来到做心脏手术的小楼。这天上下午有好几位病人做支架手术，要按照顺序进手术室；只好耐心等待，等到5时许才轮到我。在手术台上准备停当，大夫们突然不做手术到另一间小屋去了。此时此刻，我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莫名其妙地被晾在手术台上，无人理睬，感到十分孤单和无助。过了大约十来分钟，他们出来跟我说，支架手术对我效果不大，不做了。
回到病房后，老伴才告诉我说，刚才刘大夫他们在小屋研究我的病情，北京来的专家（附属医院定期聘请的专做心脏手术的专家）说我的血管比较狭窄，支架手术对我效果不大；针对我的情况，还是先安装心脏起搏器，效果可能会好些。刘大夫还从侧门出去请我老伴进屋，向她说明情况并征求她的意见。她当然同意。第二天贾大夫来告知，装个双腔的起搏器，5万多，可用七年左右，拟将我的心率调整到每分钟60次。又过了一周，28日下午我重进手术室。这次手术并不复杂，在我右胸腔上端划一小口，起搏器植入皮下，将起搏器的导线与心脏连接，再将划开的皮肤缝合，最后在体外用仪器调整心率到55次。到此，手术大功告成。一周以后，上午拆线，下午回家。不久，春节到了，我庆幸自己能赶在春节前顺利回家。但愿从2002年开始，我的病体出现转机；我不愿病恹恹地活下去，还想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
春节刚刚过完，我还在休养期间，出版社派人到我家传达社里的意见：出版大厦尚未竣工，目前调来新人较多，出版社旧楼（在公园街口）的办公用房紧张，要收回史志办。闻后，我大为惊讶，感到迷惑不解：这不是撤销史志办吗？难道这个机构不需要了吗？
我任总编室主任期间，兼任着史志办主任，虽没让我做具体工作（离休的副总编辑徐庄和史志办唯一的工作人员沈克尼二同志具体负责），但我知道前期工作的艰辛，除了出外调研和开会，还收集了不少资料。不久，小沈调离史志办，到总编室当副主任。1993年初，社领导出于对我身体状况的关心和照顾，免去我的总编室主任职务，任“巡视员”，并让我接受新闻出版署下达的参与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的工作任务。在局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编辑室和离退休部分老同志的密切配合下，忙了大半年，进展顺利，提前完成了交稿任务。年底，我于是全力投入史志办的工作（当时小沈还没调走，不久就调走了）。我首先做宁夏出版志的基础工作。花了一年多时间，编辑出版了有456个页码的本版书的总书目（1958—1993）；又为编写宁夏出版大事记搜集材料。因为此时史志办仅我一人，搜集材料的工作难度较大，工作进展缓慢。我只得尽力而为，一直干到1998年退休。前面已经说过，返聘后又重回史志办工作，并给我配备了一位新来的大学生。尽管这位大学生待的时间不长，但还是做了不少工作。这样，就加快了工作的进展。在我于2002年初住院之前，我们陆续编印了几集征求意见稿，有：《宁夏出版大事记》（1949—1995）10万字、《宁夏出版志》（古代编）10万字、《宁夏出版志》（民国时期）5万多字、《宁版图书举要》（1958—1992）17万字。这样，就为编纂《宁夏出版志》打下了基础。此时，我对社里收回史志办的决定想不通，告知徐庄同志，她说再向社里反映。我是一个退休的返聘人员，才做完手术出院不久，怎么挡得住办公室的一再催促。在老伴的陪同下，我慢慢走到出版社去办移交手续。在向办公室的小侯、小杭办理移交的过程中，一位新上任的郭副社长还进屋来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语：“老何，不容易，收集了这么多图书资料。”还叮嘱他们要妥善保存。因为没有接替我工作的专人，我就挑选了其中重要的有关出版活动的手稿、资料和图片装箱打包，打的回家，自己保管。我盼望社里有一天派专人来接受我手头的这些材料，能早日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我自己是伤心透了，即便是恢复了健康，今后再也洗手不干了。到2004年尾，社里才委派贾平同志来我处索要材料。小贾是我长期共事的老同志，材料给他，我很放心。物尽其用，这些材料在床下沉睡了两年多，现在终于可以发挥作用了。
伤心事不再提它，下面说些愉快的事。出院以后，头一两个月，我多走些路或多做些家务活，会感到气不够用，体力不支。过了一段日子，情况有所好转。2002年六七月间，老伴陪我去了一趟成都探望我的二姐，一路感觉尚好。国庆节期间，我独自一人又去了一趟隆德，专程拜访了六盘山麓的一个村庄（见《重访水磨》），还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长期以来，我虽然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和其他工作，但一直爱好着中国的传统书画艺术。2002年下半年起，我上了宁夏老年大学，专攻书法和绘画。这样，每天就忙了起来，不是写就是画，有时还与人下下象棋。几年来，陆续购买了不少书画艺术类的图书和古今名家的画册，不时地浏览和欣赏。自己满意的书画习作，还请人装裱起来，书房的墙上挂满了又挂在卧室。自我欣赏，自得其乐。朋友来家，有的开口索画，一般我都不送；不是小气，而是自知水平不高，拿不出手，说是再等两年。我至今已经欠了两位友人的画债了。我常常自勉：好好学习，勤奋练习吧，别辜负了人家对自己的厚意和期望。
自2002年去了成都和独自去了六盘山麓的水磨村以后，我游兴大增，每年都要出外旅游一两次。我觉得这样有助于锻炼身心、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画艺，还能丰富老年生活，加强和增进与亲友的联系和感情，所以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要坚持下去。这些年，我游览了哪些地方呢？2003年7月，“非典”疫情解除不久，我去了趟上海，向在上海居住的中专同学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支持他们的想法——搞一次同学聚会的活动；2004年10月16—17日，我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专同学入校五十年的纪念活动；2005年5月，随宁夏大学对外汉语教育中心的师生游览了麦积山和太白山，6月下旬与本社同人老毕随旅行社到九寨沟、黄龙、万象洞、麦积山作七日游；2006年3—4月，与老伴去温州、福州、厦门、宁波、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旅游，清明节时还去泰兴为父母扫墓；2007年4—5月去洛阳参加牡丹节活动，随即游览了少林寺和开封、郑州，返程在北京妹妹家小住，又去了承德避暑山庄。此外，出版社组织的离退休老同志的各种活动，我也积极参加。
现在的我，好像又多少恢复了五十岁以前的活力。这要感谢现代医学的进步，感谢心脏起搏器的发明者，感谢刘小方和其他几位大夫对我的认真诊疗。长期患病，使我获得不少医学知识。我知道，人工心脏起搏，现已成为症状性心动过缓的唯一标准治疗方法。自心脏起搏器在临床应用以来，使近千万严重症状性心动过缓的患者的心脏跳动得以恢复，挽救了濒于死亡的生命并恢复了他们正常的工作及生活能力。正如刘大夫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提高了生活质量”。我就是一个受益者。虽然高血压和冠心病不能根治，需终身服药，认真对待；但是，我不再悲观，心里充满着对未来日子的憧憬。今年，我已年届七旬。我相信自己还能继续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的事情。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激励着我永远向前，向前！
2008年1月7-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