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区回族诗人高深，粉碎“四人帮”以来，佳作联翩问世，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前年秋天，他随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观光团前往广州、海南岛等地参观访问，开拓了生活视野，激发了创作热情，一个来月的时间就写出二十余首描绘南国绮丽风光的诗篇。从1979年至今，他已在全国报刊发表诗作百余首。目前，他的一本儿童诗已经出版，另一部三十年来诗歌创作的选集也即将问世。我们为这位少数民族歌手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高深近年来的诗歌创作，仍然保持他先前质朴、明快的特点，但思想日趋深刻，题材逐渐扩展，笔力变得雄浑，艺术探求更为自觉。
首先，他的近作充满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闪耀着理想的光辉。“我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信念和良心，/是你栽在大西北的一棵向日葵。”（《北京》）诗人即使在被错划“右派”的逆境中，也不改初衷，对党、对人民和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始终不变。错案被纠正后，他更把这种挚爱之情倾注于作品中。熬过凛冽严冬的人，会更加珍惜春天的温暖。他写下了一些讴歌春天的短章，如《我愿与春天同行》、《诗人和春》、《春天的美德》、《春到宁夏》等，流露出诗人政治上获得新生后的欣喜心情，表现了他对春天的热烈而执著的追求和爱恋。他的诗歌唱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方针政策顺乎人心、符合国情所出现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和喜人的政治局面。他欢呼“春雷给大地带来生机”，“中华民族将重新崛起，巨龙业已复活”！决心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用生命和汗水浇灌春色”（《春雷给大地带来生机》）。
诗人痛定思痛，在回顾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时感慨地写道：“生命的早晨呀，你离去得那样急迫，/我青春的树枝，几乎没有开过花朵……”（《青春》）。青春的花朵应该说是开过的，只是它刚刚绽放，就在一场暴风雨中过早地凋谢了！诗人深知这不啻是他个人的悲剧，他的命运是同祖国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关心的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别林斯基说过，“对于只发挥自己个人哀愁的人，我们可以借用莱蒙托夫的话来说：‘你痛苦不痛苦，于我们有什么关系？’”（《别林斯基论文学》）高深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悲欢，他要做一个“对前途充满豪情和信赖”的阶级和民族的歌手。在《致诗人》一诗中他说：“我们从不会只哼一己的苦恼和欢乐，/也不曾凭着个人的脉搏歌唱或沉默”。他这样直抒胸臆：
像种子信赖土地，像江河奔向海洋，
像繁星爱恋天空，像葵花追随太阳；
诗人已抱定必胜决心和不变的信仰，
把每个细胞都化作音符献给人民和党。
这首诗比喻贴切，音调铿锵，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诗人的诗歌主张。正是由于这种庄严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使他还写下了《曲折的道路》、《为了诗和幸福而降生》、《再见》、《访孙中山故居感怀》、《不忘本的民族》等风格雄浑沉郁、寓意深刻隽永的力作。他在诗中歌颂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伟大祖国，歌颂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觉醒，愤激地抨击有碍于社会进步的保守和落后现象。错案纠正后他所写的第一首诗《曲折的道路》，情调高昂，寄寓着诗人从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的真知灼见。他在这首诗中用一连串的比喻说明了因祸为福的生活哲理，指出“曲折的道路能给人更多的智慧”。诗的结尾有如战鼓催征，读来令人心热血沸：
振作吧！勇进吧！奋起直追！
阴云散去，神州又洒满太阳的金辉。
生活中或许还有一些雪雨霏霏，
雨洗过的青山，鲜花将开得更美！
其次，高深的近作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将诗与哲理结合起来，使人读后颇受启迪。他或者把从生活中悟到的某种哲理化为形象，如《曲折的道路》、《民主》、《法律》等诗；或者将哲理在写景和咏物中画龙点睛地显示出来，如前年南下观光时写的《浪花》、《致大海》、《五指山》、《天外有天》、《适得其反》、《鹿回头》等。这些富有哲理意味的抒情诗，是他细致观察、认真思索结下的硕果，不同于有些人在生活中浅尝辄止、信笔写来的说教味很浓的所谓“哲理诗”。别林斯基说过，“庸俗的说教者根本不是诗人”。高深上述诗作就比较注意这个问题。相比之下，他的《补网》、《海浴》、《拾贝》、《海》就较为逊色，或失之于浅露，或议论较多，致使形象性受到削弱。
再有，高深的近作从多方面进行学习和借鉴，在艺术上追求创新，追求构思的独特新颖和表现方法的别出心裁。比如他并不蹈袭某些诗人把五指山比喻成攥紧的“铁拳”的写法，而把它描绘成伸展着的五个指头，说它“要和天公握手”，“要把祖国南天梳妆打扮”；他把浪花比作“一闪即逝”的“雷电的化身”，“一现风光”的“昙花的姊妹”，歌唱它“为一秒钟的自由，为一瞬间的怒放”的献身精神；人人皆知登高可以望远，而诗人在《适得其反》一诗中写道：“站得高固然看得远，/太高了也会适得其反——/生活在云端，/很难看清人间。”真是言近旨远的警策之语。在艺术形式上，他不拘一格，讲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他比较喜欢采用四行一节，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脚的形式。他认为写诗要尽量做到让人读懂，要考虑到民族的欣赏习惯和多数读者的欣赏水平，否则就不能发挥诗歌应有的社会作用，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上，他正在进行认真的探索。
高深是位中年回族诗人。他的近作表明，他创作的旺盛期已经开始。我们希望他在诗歌创作上精益求精，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为繁荣我国当代的诗歌创作，为反映伟大的时代风貌，为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写出更多的优秀篇章。
（载《朔方》1982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