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研究的内容，在多种领域上来说都是超前的。它最初不是按照常规的研究安排的，它不是一项社会性的研究，而是一次旨在解决各种个人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科学问题的私人性的探索。我只是力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获得教益，而不是让别人去论证。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研究对我如此具有启发作用，满含着令人拍案叫绝的东西以至尽管有方法上的缺点，为其他人写出某种形式的报告还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我思考心理健康问题是如此急切，以至任何意见、任何材料，不管怎样有待讨论，都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这种探索原则上不具备可行性，以致于假如我们要坐等惯常可靠的材料，我们将不得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样，似乎应做的唯一令人佩服的事就是不要害怕错误，投身进去，尽力而为，以期能在从大错误到最终走向真理的过程中，学到足够的东西。否则，对待这个问题就只有置之不理。因此，我在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处的情况下，将下面这个报告呈献出来，并向那些坚持传统的信度、效度以及取样等的人们表示由衷感谢。
我把自己认识的一些著名人物和了解到的历史人物以及另外一些人作为研究对象。另外，在一次对年青人的研究中，对3000名大学生进行了筛选，但只有哈佛大学生可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有一、二十名也许将来可作为研究对象。我不得不断定，我在原来的研究对象那里发现的自我实现的类型，对正处在发展中的青年来说是意义无穷的。
因此，与艾维林·巴斯金博士和但·里德曼合作，我们开始对一组相对健康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我们决定任意在大学生中选出最健康的1%。尽管这次探索在持续了两年之后，在完成之前被迫中断，但它在临床水平上却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我们也曾希望由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人物能够用于研究，但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具有现实意义（这本身就是个引人深思的发现）。
淘汰或选择研究对象所依据的第一个临床依据除了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外，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消极的选择标准使被选对象中没有神经病、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方面的强烈倾向。也许身心疾病要求更仔细的研究和判定。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给予罗夏测验，但结果证明这些测验在显示被隐藏的精神变态方面比选择健康的人更有价值，选择的积极标准是自我实现的确定的证据，自我实现仍然是一个难以具体描述的症候群。为服务于我们讨论的目的，自我实现也许可大致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努力地使自己达到完美。这使我们想到尼采所说的：“你就是你自己！”他们是一些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高度的人。他们的潜能也许是个人特质的，或者是人人都有的。
这一标准的另一层意思是，研究对象在任何时候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基本感情的需要，以及对于理解和知识的需要的满足，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种满足。这就是说，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和无忧无虑，感到被公认，感到爱和被爱，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被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者价值取向。至于基本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自我实现意味着基本满足再加上最起码的天才、能力或者（人性的）个性。
我们采用的选择技术其实是一些旧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在对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使用过。这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人或文化的说法信仰作为开始，对自我实现症候群的各种扩大的用法和说法进行比较，然后慎重地为它重新定义——在下定义时采用现实的用法（可称为词典学层次的用法），但是，同时排除在通俗定义中常见的逻辑和事实的自相矛盾。
根据重新修正的定义，第一批研究对象小组选出来了，其中一组质量高，一组质量低。以临床态度对这些人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最初修正过的通俗定义又按照现在手中的材料进行进一步的修改。这样就得出了第一个临床的定义。按照这一新的定义，对最初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筛选，一些人被保留，一些人被淘汰，再补充进一些新的内容。然后，又继续对第二种水平的研究对象小组进行临床研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和统计研究。这必然需要对第一个临床定义的修改、订正和补充。然后，又根据这一个新的定义进行再筛选。经过这样精挑细选，一个最初模糊、粗浅的通俗概念就能变得精确清晰，在特性上越来越便于操作，因而也越来越科学。
当然，一些客观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因素会影响自我调整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由于对通俗用法进行过分的苛求，以致于无人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小缺点、错误或者脱离实际而停止考虑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或者可以这么说，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就不能用完美来作为选择的标准。
另一种难题表现为这样的情况：所有事实都告诉我们，不可能获得临床工作通常要求的那种全面而精确的资料。研究对象候选人在得知研究的目的后，变得注意自己，变得呆板，对全部努力一笑置之，甚至拒绝继续合作。鉴于这些教训，对于旧的研究对象一直是间接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只有较年轻的研究对象才可能被直接研究。
既然被研究对象的姓名不能公开，那么两种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就不能得到，或者甚至说普通科学研究的要求就不可能达到。这两样是调查的重复性和材料的普遍有效性。这些困难部分地由知名历史人物的有关材料，以及由一些青年人和大方的儿童的补充研究所克服。
这里的材料与其说是对一些事实的简单罗列，不如说来自我的朋友以及相识的人的总括或整体印象的缓慢发展。很难顺利地向我们的老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与老研究对象的联系是随机的，并且是一般的社会形式。而一旦条件允许，随时都可向朋友们和亲戚们提问。
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太少，以及多数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全，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原因，任何定量描述，只有复合印象可以提供，而顾不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价值（既然调查者完全不能确信什么是描述，什么是投射，当然这些印象也就不会比有条件的客观观察更有价值）。
对于这些总体印象作整体分析，可得出最重要和最有用的总体印象，据此，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