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过年，心里都会掠过一个遥远的年影。
记得小时候，过年不叫过年，大人们都叫年关，因为穷，多数人家过不起年。
许是一九五二年的那个年关？到了大年三十，没有过年的气氛，家里什么也没买。半夜，听父亲跟母亲说，上街卖担草。并说带我去。
听父亲说带我上街，高兴得不得了！离我家大约十多里地，有一个小镇，叫伍佑，乡下人叫街。听上过街的孩子说，街上很热闹，我特别想去，巴不得父亲早些上路。
父亲摸黑去草垛旁，嚓嚓啦啦，捆起一大担茅草，担到场边来，叫我跟他走。
父亲的那担茅草捆得好大，挑在肩上，看不到人，只看到两个大草捆往前移动。没挑多远，父亲就出汗了，脱下那件上街才穿的灰布褂子，让我抱着。我知道，父亲为什么带我上街。
进了街头，天才放亮。
街巷里，女人们提着马桶往茅厕走，看见我父亲的草担，问草卖不卖。
“不卖！”父亲知道提马桶的女人穷，不是真心买草，直往前走。
说不卖，那草捆，就叫女人们在后边往下拽。等街头走完，草捆明显小了，父亲很心痛，问我咋不看着。我看见拽也不敢叫，街上女人又漂亮又厉害。
父亲又往前挑不远，在一个糖麻花店门前，放下草担。喊：“三九伯，草！”
我父亲跟这个叫三九伯的人很熟，一喊，那个秃顶小老头就出来了。先给我父亲按了一袋旱烟，然后叫伙计往店堂后边搬草。转过脸，看到我馋馋地看他大盘子里的糖麻花，就哄：“谁家小瘪三？走走走！”
我父亲叫烟呛得直咳，对我说：“五子，过来！”父亲不让我看。
三九伯知道我跟父亲上街的，一笑说：“你家的？”顺手拿起一条黑红黑红的三股大糖麻花给我。
我吓得不敢接，光对父亲脸看。
父亲有了一担草钱，就上街办年货。先在南货店买了香烛纸马，酱醋盐糖。又到北货店挑了两刀薄薄的黄钱。过年，这黄钱是一定要买的，上坟祭主，送灶神接灶神，必须要用。
走到烧饼铺前，父亲抓抓口袋，想给我买个饼。没钱了。看看我手里那根抓出汗来的糖麻花，也不叫我吃。说：“带回家分分。”
回到家，太阳快落山。
我又饿又冷，脚上走起红疱。父亲接过我手里的糖麻花，一股一股掰开，分给哥姐弟弟。
那个年关，过得很高兴。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是童年中的年关，那是一个真实的年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