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那么，我说了也没有用。如果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就无法了解，你们需要一些准备，但是目前你们完全没有准备，我说了也是白说，所以我不说了。”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回教寺院。
村民一听都傻眼了，怎么办？他们说服他下个礼拜五再来。
下个礼拜五他又来了，这次他又问同一个问题，这个时候，那些村民都准备好了。
他说：“你们知道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吗？”
他们说：“当然知道。”
他说：“那么就不需要讲了，如果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就可以结束，为什么要这样麻烦我，并且浪费你们的时间？”于是，他就离开了那个回教寺院。
那些村民觉得非常困惑，到底要怎么样来对付这个人？现在他们对他的兴趣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他们认为他一定隐藏了某些东西，所以用尽办法再度说服他。
他又来了，再问同样的问题：“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村民变聪明了，说：“我们有一半的人知道，一半的人不知道。”
那个神秘家说：“既然这样，我就不必说了，那些知道的人可以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
不是说道家没认识到欲望对人的长期作用和各种可能的恶果，恰恰相反，道家的认识非常清醒。大家可以来看下《清静经》，它篇幅虽短，内容却很丰富。此经教人遣欲入静的修炼要领，为道士们日常诵习的重要功课之一。除了《周易》和《道德经》以外它是最精辟的道学著作之一了：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静，常清静矣。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悟之者，可传圣道。
老君曰：上士无争，下士好争；上德不德，下德执德。执著之者，不名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著万物；既著万物，既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但遭浊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
4
相比之下，儒家尽管也以阴阳道学为根基，但在人的内在问题上，并不像道家那样具备足够的深度，所以整出了一个“子不语怪力乱神”搪塞一番。
儒家的大部分的精力是用在道德教化和办学普及上了的，而精微的学问并不是古典儒家的擅长。在《庄子》里就描述过孔子见到老子以后被震得不敢说话的事情。事情的原貌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庄子讲述的时候是否根据自己的立场进行了夸张和剪裁，也值得疑问。但从可以考察的典籍来说，《大学》更像一个校训。而《道德经》则完全不同。《道德经》里面既有本体论，又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而且在根本上说，老子讲述的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而不是在那里喊口号一样地空讲“修身为本”，文字上老子尽管没有明明白白直接说怎么修道，其实满竹子刻的都是怎么下手，怎么“用心”，可能遇到什么情况，然后怎么办。就切实的“道德水平”来说，老子那不是那些空的，那些想象，那些幻觉，而是讲的是实实在在的真境。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老子是真懂内在生命的大师。
所以在人生的根本矛盾那里，孔老只能嘀咕一句“发乎情，止乎礼”！就像我们现在的校训一样：“听话，刻苦，博学，创造！”哈哈哈。至于怎么弄，老师提供给你的只有一样，你看大家怎么整，你就怎么整吧，要合乎“礼”！而礼这种东西就是仪式，就是表演而已。明明就是告诉你：大家一起，装吧，只要是大家一起装，那就不是装了。
可见在这点上，原始儒家是比较简单化的。
相对儒道来说，佛教是外来的。但后来佛教渐渐势力大增，儒佛二家明枪较量不多，因为儒家的水平不足以对佛家构成宗教的挑战，不像佛道一直在竞争。
我们知道宋末元初的道家全真教势力一度非常大，出了丘处机丘真人。但是到了全真教第二代的时候，就没谁是有真本事的了，一群搞理论学术的人替代了功夫超绝的“真人”，所以在与佛家的较量中失败了。
情况是这样的：元朝统治者很现实，既然你们都说各自很强，那你们佛道两家各派能人论道得了。那时候论道不是凭嘴，而是要动真格的，动真格的就是支一口大油锅，什么也别说，谁有本事谁就下。结果佛家代表团里的西藏喇嘛就下了，而且全身而出，全真教大眼对小眼，腿肚子都在那里转筋了，他们都是一群嘴厉害的，是一群失去了“真人”本事的凡人，七子早已经不在人世。不是道家没本事，而是后学都是窝囊废，只能对着牌位泪流满面，无地自容。不是道家真的不行，而是真道难传，才输给了佛教。至少在那时候，道家的势力开始了一段逐渐没落的历史轮转。
平心而说，佛家的戒律非常详细，而且法理宏大精微，其境界几乎高不可攀。对大众来说，多是只有顶礼膜拜的份。照道家攻佛的说法，那些“玩意”有点“顽空”的嫌疑，注重修性不注重修命。这点倒确是真的可以找到明显证据：和尚并不太注重身体的锻炼，所以多是胖子，而老道多身量精干，高道也必然身怀绝技，能保持着青春时期很酷的体型。
内行人都说，其实儒释道三家在本质上是一家。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三家在后来有渐渐合流互补的意思，它们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文化精神。
佛家和道家在法门上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至少佛家不像道家那样显得“通情达理”。佛家在道理上明确主张严格禁欲。尽管佛家的禁欲并非是无差别地全面推而广之，而是针对教团里面的人（和尚和尼姑）。但对大众来说只是苦口婆心，或者只是用“今生造孽，来世报应”劝说一下。
在中国古代比较开通的社会时期里，佛教也不得不容忍“居士”的婚姻，纳妾，甚至狎妓。很有意思的是：自从佛教在中国落地，就一直都有民间的关于和尚尼姑偷情思春的各种各样的段子广为流布，就因为中国真切的民间文化，甚至包括庙堂文化，其本质都是属于凡夫俗子的。所以传统并非我们现在简单化理解的那样。
大多时候，我们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如果要求很高，但在实际上难以做到，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很像一门课程，在学期末考试的时候得一百分的人少之又少。
因为得道非常有难度。有难度，就不太容易真正做到，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假道学”。因为真伪的混杂，黑白的共处，正直与曲解的铺陈，让我们就对传统的精神实质会发生误会，乃至在传统自身气息微弱的历史时期会产生文化冤案和某些委屈的标签。
有一次，一群性学专家在北京开一个“性文明与艾滋病”的研讨会。其中还专门就所谓“建设性文明的四大主张”展开了讨论。四大主张的主张一：打破“只能做不能说”的性禁忌，变为“能做也能说”。主张二：成年人同样需要性教育。主张三：尊重中国优秀的性传统（如婚前杜绝性行为，婚后对伴侣忠贞等）。主张四：预防艾滋病的根本是提高大众的性文明程度。
结果北京某大学心理系的一位教师这样评价：“至少措辞上有太多不妥，而且许多也是不可能的。如婚后对伴侣忠贞等，这不是‘中国优秀的性传统’，中国的性传统是男人三妻四妾……”
在中国，哪怕是后来最严酷的封建礼教，在性上面，比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来，连当学生都不够格。
中国人表面上喜欢礼仪，爱面子，喜欢装，但实际上是一群很开通和很容易满足的人，这和我们本土的古典知识分子全信阴阳之学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