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殿侍讲后，宰相韩琦明白，神宗的刀要出鞘了。一个刀光血影的时代呼之欲出。
不过，首先开始发飙的不是韩琦。
而是唐介。
在这个朝堂上，唐介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只不过，他不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因此他的突然发飙很给人一种酸葡萄心理。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唐介同志是经常要发一发飙的，就像有些人经常以裸奔显示自己的存在一样，唐介的发飙有某种类似作用。
在唐介的发飙史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向一代名相文彦博开炮。唐介认为文彦博问题很严重，不配为相，结果仁宗查无实据，便很生气，将唐介流放到边地以观后效。还好文彦博宰相肚里可撑船，又将他捞了回来，以便他继续发飙——由是，唐介获得了硬汉的美名。
只是这一次，对神宗来说，唐介向王安石发飙纯属没事找事。唐介说王安石这个人虽然好学却泥古不化，经常高谈阔论却不切合实际，让他主持中央工作，帝国的明天将岌岌可危。
神宗冷笑：那你主持中央工作怎么样？
唐介说没问题啊，我早有此宏愿。
神宗继续冷笑，觉得此人应算得上世间第一厚脸皮人物。
几个月后，唐介——这位神宗眼中的世间第一厚脸皮人物不再发飙了。
因为他，死了。
是气死的。死时背疮发作，其状惨不忍睹。
唐介死前做了一个重要工作：他跑到宰相曾公亮府上，断断续续地说，老兄，我快不行了，临死前拜托你一件事，把王安石看牢啊，此人是我大宋的公敌，当下也只有你老人家可以制约他……
不过让唐介死不瞑目的是，曾公亮竟无力制约王安石，他向神宗提出了退休申请。曾公亮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王安石要变法，那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的事情。
何况天王老子根本就没打算拦。大宋人都知道，神宗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
何止是支持？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似的，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唐介之死让神宗好一阵轻松。
但很快，他就轻松不起来了。
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此起彼伏。
赵抃就看王安石不顺眼。
赵抃的职务是主管纪检工作的副相。这位与仁宗朝包拯差不多齐名的铁面御史三天两头弹劾王安石，搞得神宗不胜其烦，最后没办法，神宗让他离开了中央，到杭州市做市长去了。
还有一位反对者是官员吕晦。吕晦写了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指责王“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一下神宗生气了，神宗暗想：你用这些词骂王安石不等于骂我吗？人是我提拔的，难道我眼睛瞎了？！于是，神宗下手条要吕晦撤回弹劾的奏章，没想到吕晦不仅不撤还又新写了一份措辞更强硬的奏章，神宗一气之下也让他走人了。
事情走到这一步，韩琦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顺王者昌，逆王者亡。
这个王，既是王安石，也是神宗。
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啊！韩琦心里一声轻叹。
作为大宋政坛的不倒翁，韩琦其实对“改革”两个字并不陌生。
说起来，大宋的改革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就有范仲淹改革了。但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就收手了。
仁宗时代的包拯则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的情况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他的铡刀再锋利，也铡不了一个国家的软弱和彷徨啊。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了大宋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对这一点，韩琦的体会可是深了去了。他在大宋政坛至今屹立不倒，就在于其对种种所谓的改革有深刻的认识，并且保持一定的距离。
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韩琦以为这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但这一次，韩琦发现自己的认识出现了问题。
准确地说不是他出现了问题，而是神宗出现了问题。在一个人人避谈改革的时代，只有神宗他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这很可怕。
因为这是要人头落地的。
是要“顺王者昌，逆王者亡”的。
作为改革派的理论大师，王安石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毫无疑问，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在神宗看来，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的性格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却是很难的事。
所以，神宗有意要让王安石来主持改革大计。在清除了种种绊脚石之后，神宗开始问计宰相韩琦，王安石当宰相怎么样？神宗问韩琦这话的时候后者正在打点行李。这个三朝元老明白，自己该跑路了。主动跑路，还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否则，会死得很惨。
果然，韩琦主动让贤的态度让神宗觉得心有不忍。他开始半真半假地挽留，韩琦则半真半假地要告老还乡。两人推让之间将一场君臣情谊深的活报剧演绎得催人泪下。最后神宗留不住，只得准他辞职，并同意让他还乡，做相州节度使。毕竟是老干部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他一撸到底不合适。韩琦则停止了动作，抬起他饱经沧桑的双眼，一字一句说了以下一句话：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居宰辅地位则不足。
这句话，让神宗呆在那里傻半天——唉，活报剧还是演砸了，韩琦到底是负气出走，看不起王安石啊。
负气出走就负气出走吧，这样的时代，改革是想得通要改，想不通也要改。神宗豪迈地作如是想。他这样想的时候，心里甚至产生了悲壮感。
公元 1069 年也就是熙宁二年，在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铺垫之后，王安石获得了他此次回京以来的第一个重要官职——参知政事，并主持中央工作。
的确，这样的时代是王安石的时代。
尽管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声一向淹没在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甚至苏轼等人中间，更别提年长于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 1069 年，在文德殿讲过课又官拜参知政事，主持中央工作的王安石就像一颗大慧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