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所位于王称堌集西，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是绝对的要害部门，民以食为天，革命战争年代，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现在很多人无法想象交公粮的时代，就是革命战争时，地主的土地被充公均分，所有的农户在耕种土地收获之余，上缴公粮，支持革命。
在80年代农村，这个规矩依然实行，我记事起，在粮所门口就排着长长的队伍，村民拉着手推车，车上有上缴的麦子，一般都是新收获的小麦，潮湿，而且肯定不会是最好的粮种，这时候，司磅会酌情克扣，有的村民为了不损失太多，就会给司磅递一盒烟、两斤点心，总之，您收下留情，见到粮食都不容易。
这还是靠前的村民，后面的队伍，有的头箍拉着推车，人连家畜一起苦熬着，这时候，腰里挂着钥匙的保管员，悠闲地走过，谁要跟他沾亲带故，就会走上去搭讪，有的村民主动上去客套，还挨顿奚落，这时候，带点礼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啥叫亲朋故旧，没有好处，也就不认识了。上财献礼，自然也就是故人了，一盒烟、两斤下水塞进他口袋，话就多了，“他亲家，你今个儿轮班？”
“啊，咋了，亲家，你来啦？”
“这样吧，别等啦！到天黑也难挨上。”
“你的粮食验过了吗？要是验过了，就直接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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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时，在王称堌乡二中，我的同学刘彦峰的父亲就是粮所的保管员，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初三刘彦峰跟同学打架，拿小刀捅伤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就是附近村子的，叫张继刚，我跟另一位同学去看他时，刘彦峰的父亲就坐在床边，还买了水果，在支持了全部的医疗费、营养费后，再象征性补偿下，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学校，这事课没完，记得一早，学校的教导主任王遂生就找到了刘彦峰，把他拷在了国旗杆下，足足一个早读时间，一个小时。
之后，家长介入，亲友说情，这事才算了结。
我还跟刘彦峰去粮所吃饭，他打了饭回到住处，有白馒头、油炸酱锅饼，还有青菜，小米粥，我们在他爸爸的住处吃饭，之后几次，他还带了酱锅饼给我吃，我那时觉得，在粮所上班真好，除了受人尊敬，还有油炸酱锅饼吃。
这事发生在1993年前后，16年后的2009年，我在市区西郊的化工园区工作，见到了三盟化工的猴哥，他跟刘彦峰是一个村的，在这里我知道了后来的故事。
刘彦峰在初中毕业后去了杭州打工，不久误入歧途，开始纠集不法之徒从事抢劫、盗窃，在一次清理行动中落网，被判入狱十年，我们说起时，他也该出狱了，猴哥还说道，刘彦峰的三弟淹死了，农村的小孩顽皮，戏水，一时没看住，这个我在刘彦峰那里得到了一丝验证，在初一时，他还兴高采烈给我说，有兄弟三个，过了不久，聊起三弟时，刘彦峰三缄其口，我也就不再多问。
在交公粮的年代，粮所储备公粮，也承担辖区内的粮油收储，这个职能在2002年时，有了彻底的调整，国家取消农业税，2300多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但粮所的职能还在，还要承担粮油储备流通的职能，这时候，很多地方的粮食局也取消了，改称粮油流通储备管理中心。
记得那时候，我跟刘彦峰去粮所吃饭，还见到了我村的金堂家的四儿，他兄弟五个，哥哥强壮无比，在农业生产的年代，身强力壮也是最大的资本和依靠，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拉车上，手里拿着赶马匹的鞭子，一边看着自家的粮食，一边跟我打招呼。
我三姨夫的哥哥就是文留镇粮所的会计，从他这里没我知道了粮所的运作，在农业税时代，粮所的职能强大，会计的作用也几乎是没有边界的，啥事都可以管，都可以问。取消农业税后，粮所全部改制成企业，原有的人员编制不变，听便退休，而临时聘用人员成了历史包袱，各所想尽办法，大体就是，谁也不得罪，愿走的一次性给予补助，愿留的单位协助补齐养老保险，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领退休金了。有个亲戚，交了4万多元的社保后，开始领取退休金，每月2000多元，过年时，他还抱怨说，有的伙计领了半年就不在了，这补齐社保，显然赔本了，这部分也有说法，后来，所里跟乡办就把没领到，还有丧葬费一并补发，也算没委屈这一代的临时工。
还没到退休年龄的正式工，就稍微麻烦了，由于粮所已改制，不会再养人了，每月就发300元生活费，没人愿意熬了，后来干脆给这批人办了低保，每月几百块，直到退休，再领取退休金。我三姨夫的哥哥就是这样。
在1998年前后，他还在市区参加三讲教育培训，给他孩子送生活费，当时我家在市区住，他孩子跟我一个学校，比我晚一届，学习不算好，最后读了大专，现在武汉谋生。
2003年时，我妈妈病了，我三姨夫的哥哥为答谢我家为他孩子上学的努力，还带来1000元慰问金，在一年后，我把这钱返还了，并表达了谢意。
很多年后听说，他孩子在武汉结婚生子了，儿媳妇还是大学教师，儿子专职伺候孩子，现在开始工作了。
粮所在每个乡镇都有，这是标配，在计划经济年代，粮食稳定压倒一切，那时候，货币经济不发达，凡事需要粮食充当交换的媒介，在我读初中时，粮食还扮演这种硬通货的职能。学校交饭票还需要以粮食兑换。
有的同学不愿意从家带馒头，就买白馍馍吃，这也需要以粮食换购，通常每一斤粮食兑换8两饭票、馍票，我在初二时，从家带了粮食，交饭票，在常庄村兑换，当时一个老头接待我，他是老板的爹，姓苏。他问我哪村的？我说，后许朋，他有问姓啥，我说，刘。他接着一直问家里长辈叫啥，问到最后，这老头摘下眼镜，端详着我，说，小子，我以前给你家当账房，回去问问你爷爷，看知道老苏不？
那个周末我就回家了，回到家就问老爸，爸爸说，老苏以前就是咱家的会计，管着上岗咱家的粮食，所有的过磅、入库、出纳都是他的活，要不是咱家给他饭碗，在那年景，他怎么可能活下来。我若有所悟，在土改前的几十年，我家一直是附近乡里的大地主，当时，粮食多得装不下，遇到丰年，还有很多蝎子，很多人不愿意管账房，这个老苏就敢干，他不怕蝎子，还敢拿蝎子泡酒喝。
土改、公粮，多么遥远的纪事，我在1993年去常庄上初一，根本不知道之前的风云激荡，那时的岁月，我不敢想象，我的爷爷和他的哥哥，望着自己的田地、房屋被充公，家具散尽，财产析分，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看着自家的房屋由别人住着，自己的锅碗瓢盆别人用着，那时何当悲凉和无助。我记事起，我爷爷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爷爷，就睁着铜铃般的大眼睛，似有所悟，似有惊呼，但最终还是默默走过，默默劳作，在自家的土地上分得一份口粮，勉强糊口。还要向新政府缴纳公粮，在粮所排队，忍受司磅和保管的克扣白眼，还要忍气吞声，形势变了，英雄需识时务。
我爷爷跟他的哥哥很早就去世了，没有活到70岁，跟那时的医疗条件有关，更与家变有关，我爷爷从小养尊处优，不事生产，很少懂的农桑耕织，就在各种运动和潮流中，逐步沉沦，最后还被世人嘲弄，他自己都迷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