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岩：月月，你不是答应和潘小伟一起走吗？怎么又进了公安医院呢？难道在这种——请原谅我用一个难听的词——在这种带有极大叛逆性的私奔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去看老焦的病吗？你是想和他告别吗？你是想通过他，和你的亲人和你的战友告别吗？
吕月月：直到今天为止，你是第一个用“私奔”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出走的。我不否认这个词有一定的准确性，因为它至少包涵了我当时的某种内在的感情和突发的冲动。在那一刹那间我真的爱上潘小伟了，我承认在那个刹那我确实是产生了一种以身相许的激情。他那么漂亮，他的个性那么有魅力，这样一个年轻英俊而且富有的人竟能如此义无反顾地追求我，冒着坐牢的危险来找我，这确实是个童话，是个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式的童话。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地方来的女孩，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幽会的时刻，我的精神防线就瓦解了。我无法使自己拒绝他的拥抱，他的热吻，他的海誓山盟。
海 岩：一个二十出头的，什么都还没有尝过的女孩坠入爱河时的心态，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我还是想不客气地问一句，你跟他走，对你的身份来说，是不是一种背叛呢？或者我说得再深一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一种犯罪呢？
吕月月：好像这个事情的性质后来并没有被人看得那么严重，你不要忘了那把小提琴已经被我拿在了手里。如果说，面对潘小伟我是个昏了头的女人，那么，在面对这把小提琴时，我仍然是个清醒的警察。
我是一手执琴，一手拉着潘小伟，走进公安医院大门的。
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焦长德正熟睡着。我俯身端详着他的面容，竟比十几天前苍老憔悴了许多，眉头紧锁，仿佛睡中也有无尽的心事。一个同室的病友告诉我，老焦自上次发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比发病前大大地下了一个台阶，在病房里常常一睡一天，还是胸闷疲劳。那病友以前见过我，于是主动帮我叫醒老焦。他说嘿，老焦醒醒，醒醒，你看看是谁来啦。
老焦醒了，睡眼矇眬地注视了我一会儿，没有表现出我预料的那种兴奋，口齿不清地说：“啊，是月月呀，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着老焦，心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于是眼里不由泪花闪闪。可潘小伟就站在我的身后，我不能拖延。我把小提琴放在老焦胸口上，以为老焦会一眼认出它来，因为他几年前就已经从照片和资料上熟知了这琴的每一个细部和每一个特征。但是老焦只是看了它一眼，糊里糊涂地完全没有反应。
“老焦，你多保重，把这个带给伍队长。”
“啊，是给伍冬冬买的吗？你要上哪儿？他是谁？”
潘小伟上来拉我，催我走，我转身又对老焦说了一句：
“老焦，我要出一趟远门，告诉家里，我会和他们联系的。”
焦长德此时像是渐渐清醒了，他怔怔地看我往门口走，疑虑地问了一句：
“月月，你这就走了吗？”
我永远都能记着他说最后这句话时的语气，是不解的、抱怨的、关切的、依恋的……
我没有回答，甚至也没有回头，我像个不懂事也没礼貌的孩子，就这么一句话也没说地推门而去。
病房外的走廊是漫长的。中午送饭的车子哗哗作响地推过来了，送饭的护士取饭的病人看护的家属们都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和一种说不出的气息。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用一种和这里的节奏极不相称的快步疾行，穿过人群穿出走廊，一直走出医院那令人压抑的晦暗和窒息，一直走到明媚的蓝天和太阳刺痛我们的眼睛。
那时我满心里都洋溢着异样的轻松和希望，由于提琴已经回归祖国，我们这个案子终成正果，得以善终了。死去的人可以瞑目，活着的人可以卸责。我祈求一切人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胜利而原谅我、忽略我、饶恕我！
海 岩：那么，这琴老焦后来认出来了吗？他是怎么把琴交给伍队长的？
吕月月：这琴有非常明显的标记和特征，老焦当时没有认出大概是因为实在想不到。我们走以后他清醒了，回想刚才的情形，恍若一对金童玉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送来这把提琴，梦境一样。后来我们听那个同室的病友说，老焦先是坐起身来看着小提琴发愣，后来突然喊了一声，就连滚带爬从床上滚下来，像发精神病一样抱着小提琴跑出去，冲向值班台上的电话机。走廊上很多人都听到了他兴奋的呼喊。
“啊——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
他们还看到了老焦眼中那回光返照似的亢奋的光芒，紧接着他们又看到了他冲向电话机的步伐突然蹒跚，突然踉跄，站在电话机旁的值班医生愣愣地大声问：“焦长德，你这是干什么？”可老焦已经无法回答，他磕绊了一下就向前扑倒了。他倒得那么重，以致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砰”的一声闷响，几个离他最近的人伸手要扶都来不及了。
小提琴护在老焦怀里，安然无损，他倒下去时抱着它没让它受到半点磕碰。
焦长德死了。
等伍队长他们赶到公安医院时，形式上的抢救工作早已停止，老焦的家属也刚刚赶到，急救室内外正是一片嚎啕。抢救的医生把伍队长叫到办公室，向他介绍情况。
“……他发病的时候，值班医生刚好在场，所以基本上没有耽误，马上做了抢救。抢救的方法和措施都是恰当的、及时的。应该说，医院是尽了力的……”
伍队长作为死者单位的负责人，当然希望从医生这里了解更详细的死因和病情，以便对家属有个交代。
“他上次发病抢救以后，不是恢复得还可以吗？”伍队长问，“上次你们不是说病情还可以稳定一段时期吗？怎么这样快就又恶化了呢？”
这话在医生听来，多少有点指责质询的味道，于是医生马上正色道：
“这种心脏病就是这样，可能几年不犯，也可能朝夕不保。特别是这种大面积突发性心肌梗死，一般很难抢救。病人这几天恢复得是不错，我们估计可能是受了意外的刺激，你看，他死的时候就抱着这把小提琴，而且死前还不停地在走廊里冲别人喊：‘小提琴，小提琴……’”
医生把放在椅子上的小提琴拿给伍队长看。
海 岩：伍队长怎么反应？
吕月月：具体怎么反应不知道，不过可想而知。
海 岩：在惊奇之余，恐怕他还想不到这琴究竟是如何从天而降的。
吕月月：恰好这时处里来了不少同志，居然在这里看到小提琴，无不惊异得目瞪口呆。队长就叫小提琴专案组的刘保华、薛宇几个人暂时不要忙乎老焦的后事和家属工作，组织他们立即着手开始了现场调查。
他们在医院里临时找了个办公室，把和老焦同室的那位病友请了来，先是长吁短叹地说了些为死者惋惜和遗憾的话，然后介入正题，队长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了。
“这把提琴您见过吗？这琴是老焦的吗？”
那位病友几乎都没有再辨认一下就说：“这琴是别人送给他的。”
“什么时候送的？”
“就今儿上午呀。我就琢磨这琴跟老焦准有点什么故事。你们是没看见，老焦一瞅见这琴就跟疯了似的。”
“是谁送他的，送琴的人您见过吗？”
“我当时在屋啊，来的是一男一女，琴是那女的送给老焦的。”
“男的多大岁数，什么模样您还记得吗？”
“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挺精神。”
“不是北京人吧？”
“看着不太像，那男的一句话没说，所以也听不出口音来。”
“女的呢，多大岁数？”
“也二十来岁，差不多吧。哎，就是以前每次来给老焦送工资的那个，以前常来。”
大家全都傻了，连队长也愣住了，几乎中断了询问，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半天薛宇才哆哆嗦嗦地从自己的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我的照片，送给病友。
“是她吗？”
“没错，就是她！”
所有人都震惊了！
薛宇慌了，不知是反驳那位病友还是向队长证明，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不，队长，不会的，我昨天晚上还和她在一起，我们还约了今天一起去您家给伍冬冬过生日呢。对，她说过要先到医院来看老焦……”
对这个说明，伍队长未置一词，谢了那位病友，送他走以后，才转身厉声责问薛宇：
“你是不是把前天咱们开会的情况告诉吕月月了？”
薛宇一头冷汗出来：“我没告诉她，我什么都没说，昨天我走的时候她情绪挺好的。不过……”薛宇迟疑了一下，“不过，她早知道会议的情况。”
伍队长环顾在场的人，特别狠狠地看了刘保华一眼，“谁告诉她的？”
没人吭声。
就在他们在医院里进行这场调查的时候，我和潘小伟乘坐的出租车已经全速开上了京密公路，带着激动和恐惧、幻想和不安、充实和迷惘，开始了我们危险的逃亡之旅。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离开大路，拐进一条树木掩映的山间小径。除了车轮沙沙的响动，路上静得只有树叶的婆娑，越往前走越见山深林密，道路崎岖。经过十多分钟的辗转盘旋，我们到达了潘氏兄弟的那个临时藏身之所。
这座乳白色的别墅在槐杨郁郁的簇拥之下，宁静而又一尘不染。潘小伟付了司机多一倍的钱，然后领我跳跃着踏上台阶。别墅的大门意外地锁着，潘小伟用力敲了敲，无人应声。他匆匆地围着房子绕了一圈，发现那辆面包车也不见了，不禁疑惑。愣了一会儿，他翻上阳台，阳台的门是虚掩的。他拉着我爬上去，从阳台进了房间。
房间里悄然无人，我们从客厅走到卧室，再到厨房，到处凌乱不堪。潘小伟脸上强作镇定，可声音中却带着不能掩饰的颤抖。
“他们走了吗？”
我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心像死一样灰暗无力，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恐惧！
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我们茫然相对，谁也不知该怎么判断我们眼前的处境。屋外林中，不知什么响动，惊起一片飞鸟，我们屏息不动，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但鸟飞走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还是潘小伟先开了口，“没事的，”他说，“我大哥可能出去了。你饿不饿，我去弄点吃的。”
他跑到厨房去，把冰箱翻得叮咣响。我虽然从早上起来到现在水米未沾牙，到此时竟不知饥饿。我在窗前找了把椅子坐下，看窗外地面的泥土上闪动着被树叶筛碎的阳光，心乱如麻。
这时候，身上的BP机突然嘀嘀嘀、嘀嘀嘀叫起来，在寂静中显得异常尖锐。我心惊肉跳，手忙脚乱地拿出来看，冷汗咕隆一下就出来了。
——是队里的电话，呼叫人姓伍！
潘小伟端着饭出来了，有面包、黄油和火腿，还有汤。汤是剩的。他把食物放在桌子上，站在那里看我。
“是你的BP机响吗？”
“啊。”
“是谁呼你？”
“是我们队长。”
潘小伟沉默一下，说：“他们一定是拿到琴了。”
我也沉默了一下，说：“可能吧。”
“他们也一定知道你现在和我在一起了，”潘小伟平静地说，“那个生病的老伯会告诉他们的。”
看着那么平静的潘小伟，我心里却抖动着强烈的不安。我说：“小伟，说不定他们会很快找到这里来。”
潘小伟安抚地对我笑一下，“不会的。”
“我看你大哥他们已经走了。已经抛下你先走了。”
“不会的，你先吃点东西吧，我马上去打电话。”
“你给谁打？”
“给我大哥打，我想起来了，他有手持电话的。”
我哪有心情吃东西，我说：“那你快打打看。”
他出乎意料顺利地挂通了他大哥的手持电话，他们用广东话简单说了两句，就挂断了。潘小伟一脸轻松。
“他没走远，很快就回来。”
我的心也略略放松了些，“他没问你小提琴吗？你没对他提起我吗？”
“没有，”他高高兴兴地搂住我，说：“他说在电话里别多谈，你应该知道这种大哥大并不保险，很容易被人偷听的。”
他把我搂得紧紧的，把我的头贴在他的胸前，“亲爱的，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有我在，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刚才我都想好了，如果警察真的来了，我就对他们说你是被我用枪逼来的。我跟他们走，去坐牢，哪怕罪加一等，也不会连累你的。”
我的眼睛湿了，我忍不住也用双臂紧紧抱着他的身子，我知道我真的爱他了。他轻轻地亲我的脸我的嘴唇，我闭着眼觉得非常激动，非常融入，那感觉令人震颤！
一个小时以后，屋外响起了汽车的声音，潘大伟他们回来了。其实他们早就回来了，因为怕潘小伟的电话有诈，所以没敢径直取道上山，而是先派了个随从一路徒步侦查，到别墅前又暗暗观察良久，才用手持电话通知山下汽车里的潘大伟。潘大伟一踏进别墅的大门就扑向弟弟，揪住他拼命地前后摇晃，潘小伟单薄的身子几乎被他晃散了架。
“你这个鬼！你到哪里去了！你说，你把琴放在哪儿了，那把琴在哪儿？”
他猛然看见了靠墙站着的我，怔住了，好一会儿才恶狠狠地说：“就是她吗？就是为了这个臭女人，你要害死我们大家吗！”
潘小伟拼力想挣脱大哥的手，脸红脖子粗地反抗：“大哥，你说话放尊重些！”
潘大伟猛地抡了弟弟一下，把他甩在地板上，粗声问：“琴在哪儿？”
潘小伟站起来，直说：“我交给警方了！”
几个人都愣住了，紧接着屋里出现死一样的沉寂。我看得出来，不管他们事先做了多少类似的猜测和估计，在听到潘小伟这个回答时依然惊呆了。潘大伟眯起双眼，目露凶光，从牙缝里嘶嘶地吐出一句话来：
“这么说，警察马上就会赶到这里，对吗？或者你们早把他们带来了，就藏在这个屋子里，对吗！”
阿强和几个随从霍地拔出手枪，抢占门窗，四处张望。
潘小伟说：“阿强，没事的，小提琴我是托人带给警方的，他们要的是琴，只要拿到了琴，他们对我们就不会再感兴趣。”
阿强们疑惑地看看潘小伟，又看看潘大伟，潘大伟拍案怒吼：
“你有没有搞错，为了这把琴我们死过人！要给警察送礼也轮不到你，潘家现在是我说了算！”
潘小伟依然和他顶撞，他们的争吵全是咿里哇啦的广东话，我默默地靠墙站着，半懂不懂。潘小伟一瞥间突然看见了我惨白的脸色，立即住了口。他拉着我进了一间卧室，搂着我说了句“对不起”，就又出去了。兄弟二人的争吵声在客厅里继续忽高忽低你来我往地延续了半个多小时，渐渐平缓下来，像吵累了要喘息一样，我的心也随之安稳了一点。静息想要去听，他们的声音仿佛约好了似的，一齐低得难以入耳。我感觉他们好像谈到了我，不出所料。潘大伟的声音又陡陡地吊了起来。
“什么！你有没有搞错！你昏头啦，竟然带个警察回来！你知道不知道她是不是专门派来卧底的呀！”
显然，潘小伟把我的一切都明说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卧室的门咣一声被撞开了，阿强和另两个人闯了进来，拿着手枪喝令我举手别动。我全身发抖地站起来，举手，面对突变的事态，我孤立无助只有顺从。然后他们粗暴地搜我的身，潘小伟冲进来，拦住他们，热泪盈眶地喊道：
“大哥，你这样逼我，我走！你们不要动她。我们走，我们不会连累你们！”
潘大伟跟进来，见弟弟这样一副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走？没有我你能走到哪里去！”
潘小伟被愤怒和无助煎迫着，泣不成声，“我走……我去自首，冯世民是我杀的，我去认罪……我不连累你们，求你们别伤害她！”
兄弟相煎的这一幕，使阿强们也无所措手足了，个个缩在那里进退两难。潘大伟转了身，咽着恶气说：
“好，算你狠，那把琴算我送给你了，你记着这笔账！”
他一摔门就出去了！
阿强他们默默无语地也相跟着鱼贯而出。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潘小伟坐下来，手捂着脸，肩头抖动，他哽咽着说月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走过去抱着他的头，摸着他的短发，他的脸颊，我说也许是我害了你，为了那把琴，你的家庭可能永远不能接受我了。
阿强又回来了，他敲了一下门才进来，进来后，毫不掩饰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对小伟说道：“老板说马上走，再待在这里会出事的。”
潘小伟拉着我的手，走出卧室。我们看到潘大伟已经板着面孔站在屋外的台阶上，几个随从正手忙脚乱地把一些要带走的食品物品装上汽车，阿强逐屋检查着有无遗漏的东西。潘小伟拉着我一起走出这栋别墅，我们上了汽车。我紧挨着他坐在一起。阿强是最后一个走出屋子的，他锁了大门，跑上汽车，汽车随即仓皇地发动起来。
要去哪儿，我不知道，从他们的表情和只言片语的口气上，我感觉我们要离开这里往南远行了。绚丽的晚霞从宽大的屋顶上倾泻下来，把一切都辉映得大放异彩——绿的树，白的屋，车轮卷起的尘土，都镀了金似的壮美无比。对我来说，这也许是北京最后的一个黄昏了，怎不依依！
汽车的噪声惊起了林中暗藏的飞鸟，那不是好鸟，是一群黄昏的乌鸦。它们阴郁地飞离林梢，尾随着我们的后尘，惨惨地叫，使这个骤然闹起来马上又要安静下去的山林里，充满了不祥之兆！
在我们开上大路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听到了BP机的鸣响，我按住，悄悄地看。
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电话号码。呼叫的人是我的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