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朋友，我们在人际交往中，遭遇最多的就是小人。小人为人阴险，表里不一，让人防不胜防，稍不留心，就会被搅得人仰马翻。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慈禧太后，因此这场争斗使光绪帝的处境非常危险。光绪帝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就在大家张皇失措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而袁世凯又是荣禄的手下，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所以，光绪帝和康有为、梁启超都极力拉拢袁世凯。在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袁世凯也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
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所以康有为等人见袁世凯来到，都大喜过望，能够完成杀荣禄任务的人只有袁世凯。于是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明来意后，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是皇上下的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当谭嗣同嘱咐他要谨慎时，袁世凯却拍着胸脯向他打包票。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实际上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的人，他善于看风使舵。可是在当时，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自然没有对他做出任何防范措施，这在今天看来实在失策，把一个革命至关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并不明了的人，实在过于草率。
袁世凯心里非常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和她的心腹，而且他早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他如此答应谭嗣同，只不过想先稳住他，再向荣禄告密。这样的一个人实在是阴险至极。
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刻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气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藏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示众。
做大事之前，一定要细细甄别赋予重任的人，只有那些老成持重、做人真诚、同时又有能力的人，才堪以重任。维新变法失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对于袁世凯这个阴险小人没有识破，却导致了变法的直接失败。
小人是很险恶的，历史上有多少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在辞别人世时所痛恨的并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恰恰是那些令他们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像阴影一样挥之不去的小人。因此识别“变脸术”就是识别小人的一种方法。小人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顺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
除了识人，我们还要识己，很多小人，都善于察言观色，调节与人相处的方式，顺着别人的性子。所以你要时刻警惕，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成为别人利用的对象。如果你不想被别人控制，就得先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必要时伪装自己，深藏不露。
因为小人的手段非凡，他们往往通过察言观色，而作出下一步的决策。比如：一听到别人的奉承就面有喜色的人，有心者便会以奉承来向他接近，向他要求，甚至向他进行“软性”的勒索；一听到某类悲惨的事，或自己遭到什么委屈，就哀感满胸，甚至伤心落泪的人，有心者了解你内心的脆弱面，便会以种种手段来博取你的同情心，或是故意打击你的情感的脆弱处，以达到他的目的；一听到某类言语，或碰到某种类型的人就发怒的人，有心者便会故意制造这样的言语，指使这种类型的人来激怒你，让你在盛怒之下丧失理性，迷乱智慧，失去风度；一个易因某事而“乐不可支”的人，有心者便可能提供可“乐”之事，好迷惑他，以遂行其意图；有人也比较痛恨这种不能痛快发泄的隐藏，觉得似乎世人没有一个可靠，而人生也充满痛苦；诚然，连喜怒哀乐都不能自由表达，这种人生没太大意思。
如果仅仅因为表情而招来无妄之祸，那人生不是更没意思？因此，明白人应该稳住自己的心神，不可当众表露自己的情绪，以免被小人利用。同时要做好各种防范措施，将危害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