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清末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翻译的《天演论》风靡一时，使得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深入人心，导致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数千年遵行的“儒教”。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回顾的那样：“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此外，严复还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福州开风气之先的第三点是最早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创办于1866年，它引进西学，培养人才，开启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开创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实践的先河，通过实际锻炼和专业培训，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创造性人才。福建船政建立起近代东方最大的造船基地，开导我国近代工业的先河，推动造船事业和相关工业的迅速发展；开始了近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奠定我国近代海军的基础。近现代飞机制造、电报应用、电缆铺设、兵器制造、铁路建设以及台湾的矿山开发、公路修筑等皆由此发端。从船政学堂走出的毕业生，从各类新式学堂造就的年青学子，许多人锻炼成为杰出人才，成为时代骄子。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有创造发明与卓越建树。
三、改革开放和第三次全球化对闽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十年动乱”的失误不仅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到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不仅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人民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正如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4月他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因此，迅速改变人民生活贫困的迫切愿望，特别是开眼看世界后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
而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以信息化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则又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期。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加上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的冷战结束，在最近的30年里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终于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里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机遇。中国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里使得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国民经济总量从1977年的3200亿增加到2011年的47.2万亿（均为当年价格），由世界的第8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今日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其中就文化来说，基本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兼容并蓄、与时俱进、充分吸纳人类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在这个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则成为其两大主要推动力量。
就闽都文化来讲，在这个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福建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属于敢闯敢试、走在全国前面的。这里以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为例。
据项南回忆：1980年的冬天，中央领导同志把他找到中南海，说福建省是一个侨乡，有几百万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福建省的省长，没有一个是福建人，华侨感到很遗憾。所以中央考虑，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会讲闽语的，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去主持工作。1981年底，以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是“唱山海经”。他说这个山林啊，都开荒，都砍柴，都给搞秃了，他说就把它包给农民，一包包它个几十年，结果就那样。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他坐着车到外面去听农民讲，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决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这样。项南主政福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具体政策环境还并不乐观，项南却已经在福建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
早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各自划出一定的范围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刚开始的时候。项南提出要引进外资进行特区建设。可是这样的设想，既没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当时的福建，也缺乏引进外资的资源环境。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项南就提出，要在福建修建一条由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公路，改善特区的交通状况。在当时的中国，项南是第一个提出“高速公路”这种设想的人。项南还是第一个引进国外程控电话的，当时国内是不同意的，因为要花很多钱，但是项南说这个是方向，程控电话的声音特别清晰，说现在国际上已经都用程控电话了，如果我们福建想吸引国外来投资，外商打个电话这么困难，谁还来投资啊。1981年，在项南的建议下，几十位港澳记者应邀到福建参观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开先例。在这次访问中，来自港澳的记者们，第一次听说福建要利用外资，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据项南的女儿回忆：“福建怎么能修机场呢？福建面对着金门，面对着台湾，那炮打过来，不一下就把你机场给打了？我记得我爸爸当时为了修这个机场拉了杨成武，杨成武是军区司令，他们跑到北京，又找国务院，又找军委，就是修一个机场，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我记得我爸爸当时特别有智慧的一段话，我爸爸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就是金门，究竟是金门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金门？所以后来他就提出这个，结果后来真的就是每一层、每一关都是这样批下来的。后来就是用科威特的贷款，修了这个厦门的国际机场，而且修的速度特别快。”从1982年1月10日动工，到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厦门国际机场的这项工程，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此后不久，晋江假药案逐步升级，矛头指向了福建的乡镇企业建设。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项南坚持认为，假药案应该处理，但是绝不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乡镇企业。我爸爸给晋江提了一句话，叫‘乡镇企业一枝花’，就在这风口浪尖上，我爸爸去了晋江，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要去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爸爸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所以晋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后来是保住了。”
项南的身上，体现了林则徐提倡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精神。
四、闽都文化的演变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自从战国以来实行地主制经济并在此经济基础上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2000多年来绵延不断地发展，到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前，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人口在清朝中期就达到了4亿，而国内生产总值，按照麦迪森的估计，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都居于世界第一。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33%。正是在这种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即高度中央集权下的依靠庞大官僚体系实施统治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和文化体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因此一个社会处于统治地位或称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必然适应和服务于其经济基础、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因此与这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并得到不断发展完善的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这种价值体系概括起来，其核心是“三纲五常”，体现出重视血缘和忠君两个特点，即“亲亲”、“尊尊”。这种价值体系适应了整个社会宏观层次的大一统政治制度、微观基础上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和家族制度、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方面的以科举为入世的官僚集团要求以及以农业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的需要，因此其个人的道德和价值追求目标就被定为“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价值体系，当遭遇到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冲击之后，立刻显示出其不适应性。首先当然是经济基础不断受到新兴工商业所具有的强大生产力侵蚀和瓦解，其次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皇权和士绅统治也不断落败，显示出其无能，最后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被动摇。这就是李鸿章所惊呼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由于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4亿人口、高度农业文明和完备的中央集权大国，加上反对侵略、反对掠夺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因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的坍塌来看，是一个被动的、相当长的过程，尤其是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入世”的价值观，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学习外来文化的动力和与时俱进的心态。马克思主义成功地中国化，并由此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是证明。
2008年，经过福州市市民推荐与专家评选，福州市确认以林则徐的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城市精神的表述语。有人解释说：福州自古以来是移民社会，其人口构成即源于吸纳各方人士，接受各种文化（如学术的、艺术的、宗教的、民间信仰的、习俗的等等），古今中外，汇于一炉。移民更多怀旧，故重视传统教育，继承儒家文化，涌现许多诗礼之家；又因自古外向开放，面向世界，广纳兼收，接受域外文明，形成“开先”风气。我觉得很有道理。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如何充分利用文化的这种反作用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我们今天研究闽文化、探索地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共同促进中华民族文明走向更加辉煌。
〔作者简介〕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