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中西文明差异的认识，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格外告诫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传统中国的夷狄眼光去看待西方，今天的夷狄不仅不是过去的夷狄，而且他们可能还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大方向，中国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西方，这样才能克服中国在重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尴尬和不适，才能转祸而为福，才能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严复强调，生当今日世界，不能看清西洋富强的效用，那真是一个瞎子，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假如认为中国可以不讲富强，可以安于贫困，那更是一个浑人。而要讲富强，还去强调中体，强调西用，担心西洋之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胡说。严复指出，西洋之术只是西方人的创造，并不是西方人的私有，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可以借用这些东西寻求富强走向富强。这不仅是未来中国一条不需讨论的不归路，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经环节。100年多的历史反复证明严复的判断，可是中国人就是在这100多年间总是耍小聪明，抄近道走远路，总想超越，总想保留特色，结果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依然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这不能怪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而应怪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太聪明，太自以为是。
基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严复在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之后，一发不可收，根本不再顾及自己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中国旧传统，评判中国旧文化，呼唤维新，呼唤救国，为中国搭建一条通往富强文明的康庄大道，那就是严复独具思想创造的“三民”主义，即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
严复“三民”主义的提出，主要见于其《原强》，其理论上的依据，就是西方近代的格致新理，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斯宾塞的群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严译《天演论》开始于哪一年，但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进行观察，当严复1895年发表《原强》时，其实已经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已经在考虑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去拯救中国。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深耻大辱，不可讳言。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之众，一战而翦我清国最亲之番邦，再战而陪都戒严告急，三战而夺我清国最坚固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清国30年国力建成的北洋海军。现在，和议不成，而京畿且有旦暮之警。我清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惨境，是我清国民不知兵而将帅乏才，是人才短缺所造成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与关键。
严复指出，对于人才匮乏，我皇上也曾赫然震怒，也曾发奋调整，然而由于我清国特殊的政治架构，内之则殿阁宰相以至六部九卿，外之至全国22行省督抚将军，乃无一人足以胜任御侮之重任。深山猛虎，徒虚论耳。于是战争进行不足一年，胜败判然。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在严复看来，就是人才短缺，中国如果继续先前的思路，求人才于有位之人，那无疑缘木以求鱼，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过去的中国如果朝廷无有用之人，或许能够从草莽中求到，或许有人才有将帅遗留在民间。现在的中国，久已不同于往昔，不仅是朝中无人，即便是草莽原野，也已无可征可用之才了。何以如此，在严复看来，主要是时移世异，先前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孔孟之道、礼仪之治，已经严重不合于现在中国的时势需求了。即便在战场上，过去的冷兵器时代的许多战法早被淘汰，而我清国依然以这种东西训练士兵、要求将帅，焉有不败之理。更可悲的是，与西方近代国家相比，我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气已困，虽有圣人复出用世，没有数十年上百年上下同德，克服痼疾，学习西方，从基础做起，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够在后起条件下赶上西方，与世界同步。岁月悠悠，四邻眈眈，中国再稍微耽搁，恐怕也就要步印度、波兰等后尘，亡国灭种，成为西方殖民地。
在许多人看来，严复的描写或许夸大了中国的危机，但在严复看来，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井底之蛙，不知外部情形。严复之所以有这样清醒深刻的危机意识，是因为他从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去观察中国处境，当许多中国人还继续陶醉在昔日辉煌时，严复就看到了中国问题，看到中国与西方日益扩大的差距。他指出，今日的西方，远不是过去的夷狄，这不是西方国家积累了多少财富，练了多少强兵，而是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套良性制度，自其自由平等观之，西方国家则不像中国有那么多忌讳、烦苛与壅敝，西方人在一种良性政治体制下，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君民犹如联为一体，上下同心，君民一致，因而也就形成战无不胜的团体力量，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百姓不以为烦，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近代国家建立了一套制度，有一套完整的办事规则。
严复强调，西方国家建立了这套制度和办事规则，也不是圣人制作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一种学术的考量，有着学理上的依据。而西方近代学术，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推求其故，严复认为也就只是一句话，即西方学术的根基，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社会如果不能接纳吸收西方文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根本精神，不能建造与西方社会一样或者说相近的社会形态，那么怎能指望中国有办法有可能与西方在同一竞技场上一决雌雄，分出胜负呢？这就是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精华，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则。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原则，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标本兼治，上下其手：不治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治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这就是严复标本兼治的基本看法。
标是什么呢？严复认为，就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强大的军队。至于其本，严复认为就是民智、民力和民德。他的判断和推理是，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丛林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至于在民德、民智和民力这三者之中，严复认为一定要分出先后或轻重缓急，而民智为最急。所谓富强，不外乎就是利民，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而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民，而必自民自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简单说来，就是中国人只有实现了自治，才能获取自由；只有获取了自由，才能实现自利；只有实现了自利，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国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使人民成为正常的人民，才不会被西方人视为异类视为怪物。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严复在发表《原强》之后，又发表了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檄文即《辟韩》，对传统中国知识人高度崇拜的中古圣人韩愈给予严厉批判，以为韩愈所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臣民观等都有很多问题，从现代学术立场看，都是违反人性违反人伦的，是一种非道德的观念，也是一种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主张，不合乎近代政治的自由平等理念，是一种愚民政治。严复认为，君主的设立只是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总是会发生相互欺诈、相互掠夺之类的事情，而一般百姓虽然是社会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但他们的个体力量不足以抵御外来掠夺和欺诈，于是人们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君。其意不外乎就是让这些君主出面保护这些百姓平和的生产平和的生活，是人们选择了君主，用劳动养活了君主，而不是相反。
在严复看来，西方近代国家不断走上强盛，主要在于西方社会不断逐渐尊重人民的选择，其民尊且贵；而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走向衰微，主要也就在于中国社会太不尊重人民的选择和尊严，中国之民，其卑且贱。那么用这样不同的两群人去打仗，其结果不言而喻，西方人为公产公利而战，中国人为其主而斗。驱赶一群奴隶去和贵人决斗，那怎能不望风披靡，一溃千里呢？中国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其根源就在于一般中国人不知为谁、为何而战。
中国人的奴隶性是渐渐养成的，而在这渐渐的养成过程中，以八股文为主要特征和主要内容的科举教育体制又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严复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在稍后发表的《救亡决论》中明白表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要变法，那么究竟从哪里着手呢？曰莫急于废八股。严复指出，不是说八股本身害了国家害了朝廷，而是八股盛行使天下无人才。八股之害，根据严复的归纳，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差不多都要亡国，而中国竟然三者兼有，那真是一个奇迹，所以近代中国逐渐走向衰落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要救国要救亡，那么第一步就应该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这就是严复在甲午战后得出的结论，所以严复在后来也就被视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重要代表人物。
严复的这些看法在1895年的中国思想界无疑是震天惊雷，引发国人对传统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思考，许多对中国未来充满关爱的读书人慢慢意识到，严复对中国文明的批判、对西洋文明的推崇可能是对的，现在的中国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东西洋各国已经完成他们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他们需要外部市场，中国必然成为争逐的猎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遵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只有暂时放弃中国人的王道理想，走向富强，用“力”而不是“理”去和东西洋各国说话。这一点对后来中国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严复本人稍后都觉得自己的这些说法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是不是离开人类应该遵守的一些底线太远了，所以他在后来很长时间似乎有点悔意，于是喋喋不休谈论中国传统和东方文明的现代价值，期待人们对他先前的鼓吹有个比较柔性的理解和全面的认识。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