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奥登布罗的看法相似的人并不是少数。Ola Wong是瑞典Sydsvenskan报驻中国的记者。提起“龙门”，他马上联想到了瑞典卡尔玛的凡尔顿。对于Ola来说，这座在2007年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国商贸城就像是瑞典的“义乌”。他说：“‘龙门’和凡尔顿一样，加强了人们对中国‘廉价’的印象，人们嘲笑它们。”
曹可臻
邢善驾着他的商务面包车带着我们在欧洲4号高速上飞奔。路面限速120公里每小时，他有时能开到200公里。我们的目的地是斯德哥尔摩往北130公里处一个叫“龙门”的地方。
一路上邢善和我们闲话家常。他是龙门武术馆的总教头，3年前因为龙门项目被温州商人王积锋从伦敦请到了瑞典。在教授武术之外，邢善还帮助王积锋打点一些生意上的事务。
汽车像是在森林中穿行，两旁多是高耸的杉树。偶尔，在森林的间隙会冒出一小片茂密的草坪和几座房屋。一个多小时后，路边出现了一块粉色的牌子，上面写着“China，4km”。中国？还有4000米？“这指的就是龙门。”邢善看出了我的疑惑。一年前，正是他把这块牌子从中国背到了瑞典。
森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开阔区域，一座青砖灰瓦，带有宝塔尖顶的中式高楼跃入眼帘。虽然早已见过龙门主楼的图片，但在连片的森林后突然看到如此宏伟的一座中式建筑，我们还是不由地被震撼了一下。
下了匝道，邢善径直把车停在了“龙门”的入口边。入口是一座简易版的“天安门”城楼：它不仅在尺寸上比天安门小几倍，而且一眼看去便知道城门所用的材料也与真正的天安门相去甚远。
“天安门”的装饰是各种中式风格的混搭：城楼上挂着灯笼、插着旗；城门外蹲着两尊石狮；城门里伫立着两个兵俑，左右各站一边。
“天安门”内是一片开阔的广场，中央坐北向南矗立着一尊巨大的白色观音像。广场东面是被称为“龙门大宅”的餐厅，餐厅的外立面采用了北京王府的建筑风格，石瓦石墙，浮雕装饰。门框上还刻着一副对联：“天开化宇赐福禄，人在春台添寿禧。”门堂里则立有一个蓝底红框阳刻金色倒“福”字的石屏风。“天安门”的正对面是一座黑瓦红墙类似寺庙的建筑。邢善告诉我，那里是龙门博物馆。
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这种为吸引游客而建的仿古建筑。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象在瑞典会出现这样一座“中国特色”的建筑。
“龙门”是什么？
“龙门”的确切位置位于欧洲4号高速旁，瑞典乌普萨拉市和耶夫勒市之间的森林中。5年前这里还只有一座方方正正黄灰色的旅馆，而现在，它被一群来自中国温州的商人改造成了一个兼具酒店、博物馆、休闲中心、武馆、商店等多种功能的中式建筑群。
李经春是第一个发现并着手改造这里的人。他是个神秘的温州商人，创立了中国本土规模最大的蚊香生产企业——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但国内媒体上鲜有关于李的报道，中国人对他知之甚少。李字集团的官方网站除了对公司业务的介绍外，其他一概没有，连联系电话都是空号。
不过，和在国内的低调相反，李经春在瑞典却小有名气。因为投资建设龙门，他曾多次接受瑞典媒体报道。我们还是从瑞典的报道中得知，李经春农民出身，1988年白手起家，把李字蚊香从一个注册资本仅27万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了年产值超10亿元的集团公司，下属有化工日用品厂、蚊香研究所、彩印包装公司、汽车运输公司、娱乐公司、矿泉饮料厂、广告公司等多个企业。
2000年左右，李经春开始在瑞典做一些小投资，比如购买小超市、投资营业店面等。随着生意越做越多，对瑞典越来越熟悉，李经春开始筹划更大的运作。他曾计划在布胡斯省（Bohuslan）的塔努姆市（Tanumshede）建一个大型商场和一个教武术的寺庙。当地政府甚至给他预留了一大块地，但最终他只在那里买了一个加油站。他也曾准备在上卡利克市（Overkalix）建3座工厂，最后也不了了之。
2004年，李经春从他的瑞典朋友爱尔兰德·奥格林（Erland ？gren）手里买下了一块地和一幢建于80年代的老酒店。在李的计划里，这块之后被称为“龙门”的地方将被建成一座中国文化城。具体地说，“龙门”除了可以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景点外，还可以为想去中国投资和做生意的商人提供培训的场所。
“疯狂”的中国商人
不过大多数瑞典人都很难理解在偏僻森林里建一座中国城的商业逻辑。恰巧李经春又对“风水”颇有研究，他就将中国的“金木水火土”解释给瑞典人：因为他的命里火太多，要平衡火，就必须找一个冷的地方。在另一次采访中，李又说，整个斯堪迪纳维亚地区的形状就像是一条龙，龙代表火，是他个人命格的象征。他第一个投资的地方塔努姆市在龙眼的位置，而“龙门”所在的位置正是龙的肚子，这也是“龙门”名字的由来。
于是，“风水”成了瑞典人理解李投资行为的唯一方式。“是风水指引李经春到了乌普萨拉。”瑞典报纸说：“在那里，李发现了最合其命理的风水。”
李经春关于“五行”以及风水的说法给龙门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个疯狂的中国人准备投资上亿瑞典克朗在偏僻的高速公路旁建一座巨大的中国式酒店。”这引起了瑞典人的好奇。李经春的创业史被大幅报道，他成了瑞典人最熟悉的中国商人，甚至连瑞典国王都邀他共进晚餐。
李经春自己也说，很多人都觉得他建这个项目是疯了。不过他认为疯狂并不等于愚蠢，商人的身上总会展现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冒险精神。
与很多瑞典人认为“龙门”是个注定要失败的投资，相反，参与项目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一桩靠谱的买卖。
“龙门”的总经理李刚就觉得商业模式没有问题，这个内向的内蒙古人对于瑞典人的质疑并不太在意。李刚与李经春有十几年的交情，2001年便开始帮助李打理其盘下的一家小超市。
“瑞典之前有过类似的成功案例。”李刚说。他指的是葛卡斯购物中心（Ulared Gekas）。这座集旅游和商贸于一体的购物中心也建在远离大城市的公路旁。从20世纪60年代开业至今，它克服了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将旅游与商贸有效结合，获得了不错的效益。李刚告诉我们，龙门的管理层曾专程去葛卡斯取经交流，回来后大家更加坚定了发展龙门的计划。
说起未来，邢善信心满满。他告诉我们，对于龙门项目，乌普萨拉当地政府一直给予欢迎的态度。他说，瑞典社会对于华人的接受度很高。在瑞典人心目中，中国人勤劳能干，和索马里人在瑞典靠生孩子拿政府津贴来养活一家相比，要更受尊敬。
事实上，瑞典政府与民众对外来投资一贯秉承开放的态度。早在17世纪上半叶，瑞典人就把正对着皇宫的港口租给了一对波兰兄弟建造船只。几百年来，瑞典鲜有地方保护主义出现，中国商人也从未因种族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
然而，龙门的发展还是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为了节约成本，龙门项目所用的建筑工人都来自中国。先是中国工人按习惯在工地焚烧建筑材料，违反了瑞典的环境法；继而又因为中国工人所获酬劳未能达到瑞典最低标准，违反了瑞典的劳工法。因为对瑞典法律的不熟悉，李经春支付了一笔不小的罚款。而被改造的酒店也因为未能通过瑞典的消防安全条例，至今没能走完正常安检程序，无法营业。
李经春对龙门一期的总投资额是个谜。坊间流传着各种数据，其中数额最少的是中国商务部网站报道的近1亿瑞典克朗（将近1亿元人民币）的投入，最夸张的说法是瑞典地方媒体所报道的15亿克朗的投资。
我们到达龙门时，正值瑞典的国庆假期，是瑞典旅游旺季的开始，但在“龙门”的1个小时里，我们见到的游客不超过10个。李刚告诉我们，龙门的日平均游客流量在200到400人，最高峰时能达到500人，平均每人消费138克朗。
即使我们采用1亿瑞典克朗的说法，以每日500人的客流量、每人200克朗的消费额来计算，龙门要收回成本也至少需要27年。
“龙门”的商业逻辑
不过，质疑、罚款、违法事件以及投资回报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影响中国人投资瑞典的热情——龙门二期的报批手续正在进行中。
中国温商科技集团是二期项目的开发商。海外经商，温商有抱团的传统。该集团由5名温州商人投资成立，其中王积锋是二期背后的主要推手。
今年只有33岁的王积锋也是一个传奇的温州商人。他18岁投身商界，从温州的苍南县办武术培训学校起步，10余年间，逐渐建立起涵盖教育、地产开发、矿业、实业、金融、文化产业园、科技园区等多个领域的集团公司，身家过亿元。
采访中，王积锋并不愿意过多地透露二期项目的细节，而只笼统地告诉我们，“龙门”目前的面积规划在2000亩，一期占地500亩，二期还会引进“清明上河图”的概念，建设包括孔庙、明清古宅等具有强烈中国元素的建筑，计划投资5亿元人民币。
虽然表述有保留，但说起龙门，王积锋还是显示出了商人遇到好项目时常有的激动。“你看到龙门，就会振奋。目前全世界没有哪个华人做得像我们这样。”他反复说。
在王的发展蓝图里，龙门很快就会成为欧洲华侨的聚集地。王计划通过打造4个节日（5月的端午节、6月的国际武术比赛、9月的中秋节以及2月的春节），为龙门聚集人气。同时，龙门还计划开办孔子学院语言培训、中医推拿、针灸、中餐和武术学校。
当被问及龙门之前所遇到的问题时，王依旧表现得踌躇满志：“我们是遇到了一些阻碍。中国人走出去，碰壁、困难在所难免，但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龙门建了起来。”
对如何取得投资回报，王积锋解释说：“第一期是没有收回成本，因为‘龙门’实际上是一个民间博物馆。”他认为民间的文化交流中心可以提升华人企业的形象。一个商人不求名不求利，只为了弘扬中国文化而投资上亿元？这和李经春的风水论一样，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
再追问下，王积锋最终道出了投资“龙门”的战略目标：“通过打造文化，推进商贸。”他把龙门的商业逻辑表述为：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人气；通过创造集群效应招商引资。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李经春、王积锋这些温商所打造的龙门实际上是一个商业地产项目，只是披着一层文化的外衣。
非常中国
我们到达龙门时，一排中式平房已经在龙门的酒店旁建了起来。“这是商铺，很快就会有中国商家入驻。”邢善告诉我们。这个夏天还会有一批中国工人到龙门。冬天到来之前，平房后面的空地上将会立起一座商贸楼。
“Bon Journo！Bon Journo！”正当我们要从“天安门”进入龙门时，一个60岁上下的意大利人激动地和我们打起了招呼。他和妻子刚驾着房车从意大利一路开到龙门。
“啊！中国！我们的米兰有很多很多中国人。他们卖鞋、卖食物、卖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这个，这个，都是中国的，便宜。”他指了指自己的T恤和鞋。
“那你觉得这里怎样？”我走到他身边悄悄地问。
“哦……very China（非常中国）！”他顿了顿，呵呵地笑了起来。
来不及细问“非常中国”是什么意思，邢善就拿来了龙门博物馆的钥匙，招呼我们去参观。博物馆目前不对外开放，因为邢善，我们享受到贵宾的礼遇。
但一进入博物馆，我们就发现这种礼遇并不美好。博物馆里昏暗、阴冷，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土腥味。欧洲博物馆大多功能明确，解释清晰，即使再小也有明确的主题，而龙门博物馆却完全不同。阴暗的过道里挂着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照片。馆中心是一个大坑，里面排列着200尊秦兵马俑的复制品。整个博物馆只是中国特色的简单罗列，基本没有解释。
迅速地参观完，逃离出阴森的博物馆，我们继续在龙门里参观。镶嵌在城墙里侧的一块块石板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走进仔细端详，原来是模仿莫高窟飞天的壁画。看着这些简单到有些粗糙的仿制品，“非常中国”这个词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我意识到，意大利人所说的“非常中国”也许不仅仅指的是“龙门”的建筑风格，也指的是品质和体验。
“龙门很大，但很明显它的品质并不高。”来龙门前，奥登布罗（Odenbro）先生就同我这么说过。他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商业律师，曾帮助过多家中国企业在瑞典经商。在他看来，“龙门”只是强化了他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廉价和低品质。
“中国商人总是想着降低成本。这是他们在中国成功的原因，所以他们到瑞典自然也这么想。”奥登布罗说这种低成本意识渗透在中国商人的每个行为里。
他举例说：“我曾向很多中国客户建议请一个重要的瑞典人进入到董事会，参与管理，帮助他们理解瑞典。而中国商人往往愿意寻找便宜的解决方法——找一个没有经验的交换生。”
“这非常中国，但也非常不幸。”奥登布罗说，“如果他们（龙门管理层）肯多花一点钱，至少请一个熟悉瑞典法律的建筑工头，也就不会违反法律被罚款了。”
和奥登布罗的看法相似的人并不是少数。Ola Wong是瑞典Sydsvenskan报驻中国的记者。提起“龙门”，他马上联想到了瑞典卡尔玛的凡尔顿。对于Ola来说，这座在2007年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国商贸城就像是瑞典的“义乌”。他说：“‘龙门’和凡尔顿一样，加强了人们对中国‘廉价’的印象，人们嘲笑它们。”
脆弱的“外衣”
参观的最后，邢善领着我们从一条小路走到了他平时授课的地方——“精武馆”。这是一座模仿少林寺建筑风格的院落，还没有完全竣工，四周零零散散地堆着些建筑材料。院子的正门对着一大片森林。邢善告诉我们，这片林地都被王积锋买了下来。因为下午要赶回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华商联合会的一个会议，只匆匆地绕了“精武馆”一圈，邢善就催促着我们抓紧上车回去。
临走时，我们去看立在龙门广场中间的观音。对于在瑞典森林里竖起的这座观音像，无论是瑞典人还是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惊讶。
观音像约15米高，坐落在一个3米高的基座上。基座的两面雕刻着观音送子的故事，观音像有8只手，一只手举着个孩子，一只手拿着麦穗，一只手握着装有仙丹的葫芦，一只手持着如意，还有两只手分别拿着瓶子和一条鱼，最后的双手在胸前捧着一具八辐金轮。根据基座上的解释，这些物品分别象征着多子多福、五谷丰登、仙丹除病、称心如意、万物共生和普降甘露。
从博物馆出来时，我曾问邢善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佛像。虽然在少林寺习武11年，但邢善似乎对这座佛像并不感兴趣，甚至连这是座观音像都不知道。
在海外做了20年文化推广工作的浦正东说：“应用中国元素要适应当地市场，要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也要迎合西方以人为本的需求，创造舒适的体验。”他认为：“许多中国创造都只有表象的元素，实质性的文化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出来。要让瑞典人认识你，了解你，再到欣赏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