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传学的定义
流传学的定义：流传学研究作家、流派、思潮在外国的影响，关注其在外国的际遇与评价，也被称为“誉舆学”（Doxologie）。
流传学的特征：属于实证性研究。
流传学（Doxologie）又叫“誉舆学”。从学科史上看，这一术语最初是由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提出来的。他在其奠基性著作《比较文学论》中指出：“（流传学）是一位作家在外国的影响之研究，是对他的评价或他的‘际遇’之研究。”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纳尔也认为“一种影响只有在被接受时才变成有创造价值的影响”。梵·第根对作者的名声以及别人对作者的意见相当关注，因此可以说流传学是以给予影响的放送者为起点，来探究一国文学流派或作家、作品在他国的命运和成就、产生的影响以及接受的历史境况的研究。
流传学属于传统的影响研究范畴，而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最早的研究方法，后来则成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它的产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历来联系密切，就大规模的文学交流而言至少有三次：文艺复兴时期，启蒙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特别是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促使文学批评界悄然兴起一种新的比较文学思想。它主要秉承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同时又接受了法国浪漫主义先驱斯达尔夫人的某些观点，表现出注重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方法代替古典主义的纯文学批评等特征。这引发了当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一股新风气。例如法国浪漫派强烈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主张文学超越国界，颇为注意文学的国际性，而且注重探索作者的环境、性格以及不同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同时强调描写异国风光，表现异国情调，重视搜集中世纪故事和民间文学作品。这不仅促进了民俗学的兴旺发达，也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规模。
又如德国的格林兄弟搜集、整理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格林童话》），并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欧洲的民间故事，探索它们共同的神话源头，还对诸如唐璜、浮士德等典型人物在各国间的流传、假借、变形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无疑对比较文学有很大的启示，其中一些也成为比较文学中“流传学”、“渊源学”、“主题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日本比较文学学者大冢幸男指出的那样：“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掀起的浪漫主义潮流，因其国际特征的缘由，形成了即便是研究一国文学之际，也不能无视它同外国文学关系的风气。这样，便催发了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的萌生。”
大冢幸男：代表作是《比较文学原理》，他继承了法国学派的观点，主张深入分析具有因果、渊源和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
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文学现象，虽然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但它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却有着深远的影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为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与此同时，实证主义哲学成为影响研究（也是流传学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实证主义重视事实、注意现象间的外部联系和擅长运用比较的方法，更成为法国比较文学的几大法宝，对法国比较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证主义哲学对法国比较文学的影响远不止这种催化作用。应该看到的是，即使在法国比较文学发展的雏形时期，实证主义也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影响研究的本质特性——实证性。可见，尽管盛行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思潮在具体内涵上颇有相悖之处（如前者注重事实和关系，后者宣扬想象和个性），却共同形成了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本质特性——“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
二、流传学的实证性特征、研究范围及研究的影响类型
（一）流传学的实证性特征和研究范围
简而言之，流传学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因此，它的特征表现为具有实证性，研究对象是文学关系。首先，当属关于流传学的“文学关系”，梵·第根把比较文学研究对象限定在“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上”，他说“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是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美国学者韦勒克曾援引法国学者巴登斯贝格的观点：“‘比较文学’的另一种含义限定于对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关系之研究。”流传学正是沿着从“放送者”、“传递者”到“接受者”三点一线的经过路线，着重研究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在欧洲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流传和变化，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文学关系”。如上所述，这种关系是两者或两者以上的多元关系，这就决定了流传学研究的多元文学关系特性（同时也奠定了其跨越性之基础）。其次，流传学具有实证性。这是与它所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离的，因为其研究的“文学关系”只有建立在事实性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否则就无所谓“关系”。因而关注事实、搜集确凿的资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审慎细密的考证，是流传学研究的必然途径和方法，而这就形成了流传学研究的实证性特征。最后，这种研究既然是以事实为依据，就必然要强调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既注意文学现象、观念、作品、文类的纵向发展、流变，又要注意这种传承流变与横向的各种关系，也就是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些特征也同时决定了流传学研究的范围。按照梵·第根的观点，流传学属于影响研究范畴，而影响研究的关键就是考察经过路线的放送者、传递者和接受者这三者之间的传递与互动。影响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研究：从接受者出发，对作家、作品、思想感情等受到的影响追根溯源，这就是所谓的渊源学；从传递者出发，研究沟通放送者与接受者的媒介，如翻译、改写、模仿、引述等，这就是属于媒介学的内容；从放送者出发，研究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等对他国文学、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这正是流传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可以把流传学归纳为以下问题：
1.接受者国家和作者对作为放送者的外国作者的认识（包括其评价、介绍等）。
2.接受者受到放送者哪些具体作品的影响及对放送者的评价。
3.接受者是否模仿放送者，模仿了哪些方面，如文体、风格、思想、情感、主题、背景等。
4.接受者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作品，是直接阅读原文，还是通过译文或评论了解作品，译本在其影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5.文学界、出版界、读者是怎样接受这些作品的，他们的反应和情感是怎样的。
6.作品的传播情况如何，哪些阶层受影响最广。
7.影响的程度是浅层的，还是深层的。
8.影响的时间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
9.是什么帮助人们接受影响并使影响成熟，是什么造成接受者对影响的选择。
10.是什么影响确立了放送者在接受者眼中的形象和地位。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作家、一批作家或一国文学出发，也可以从一国文学的某些成功点出发，或从批评界接受的态度以及从别人对“他者”模仿的角度出发，等等。总而言之，其目的是寻找影响的“终点”（而非渊源学寻找的起点），但它与渊源学又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二）流传学研究的影响类型
在寻找终点的过程中，梵·第根将以上种种影响分成“一般的关系和集团的影响”，“一位作者对于另一位作者，对于一个集团或一个派别之影响”，“一位作家在外国的际遇和影响”，“传播，模仿，真正成功的影响”。简而言之，这些影响就是群体的影响与个体的影响，可以归纳出几种研究类型：
1.放送者特别的精神、人格、气质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通过著作来实现的，其一是表现在整体上，如卢梭的作品以其坦率和对人类的爱、为人权而战的勇敢热忱及对理想的追求影响了全世界；拜伦诗歌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忧郁、孤独而冷嘲的独特风格，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诗人。其二是表现在个体上，如巴金与屠格涅夫的关系便是如此。他们出身、经历相似，屠格涅夫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激烈的反农奴制倾向，与巴金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一拍即合，而且他们都善于体察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善于把自己的热情化作或炽烈、或抒情的文字流淌出来。
2.技巧的影响。指放送者在创作中所形成的文体或艺术形式的技巧性的因素，对接受者造成的重要影响。从个体来看，例如鲁迅就接受了不少俄国作家的艺术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果戈理、契诃夫和安特列夫的影响。他的《狂人日记》在作品体裁（日记体小说）、人物设置（狂人形象）、表现手法（反语讽刺、借物喻人）和结局处理（“救救孩子”的呼声）等方面，都与果戈理有相似之处；他创作时平淡中的冷峻和含蓄、平凡细微处的深刻和凝重，得益于他最喜爱的契诃夫；他小说中现实与象征交融的手法、悲愤沉郁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安特列夫的影响分不开。茅盾却倾心于托尔斯泰，他认为“读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要做三种工夫：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这正是茅盾从托尔斯泰那里得益最多的三个方面。
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例如16世纪中期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情节结构上已经初具近代小说规模，对后来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先驱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的结构布局、18世纪英国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19世纪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早中期创作如《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等，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尤其明显。另外，法国19世纪诗人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歌、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运用的艺术技巧，都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3.艺术形象的影响。这里指的是作品所塑造的形象的流传，如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唐璜的形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欧洲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皆是唐璜这一形象。唐璜最初是以否定宗教的禁欲主义的反叛形象出现，以后发展为放浪不拘的花花公子，甚至成为极其个人主义的艺术形象。其中较著名的有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唐璜》，有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唐璜》，还有西班牙剧作家蒂尔索·德·莫里那的剧本，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长诗，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的歌剧等，以唐璜形象为主题的文学和音乐作品达一百多种。当然，这些形象的流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或者变异。
4.主题或题材的影响。在欧洲文学中，许多作家创作的主题和题材都源于希腊神话。如希腊神话中“主母反告”的故事：雅典王忒修斯之妻费德尔，向忒修斯的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爱，遭拒绝后自缢，其留下的遗书反诬希波吕托斯不轨，于是忒修斯诅咒希波吕托斯致死。后来，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以此为题材写成《费德尔》，从主题上承袭并强化了男性对女人的亵渎意识。20世纪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也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同名长诗，主题上却有所改变：对费德尔的处境表达了充分的同情与哀悼，刻意强调了忒修斯的残暴和希波吕托斯的冷漠，渲染了费德尔的苦闷与无助。对于浮士德这一艺术形象，我们也可以从主题或题材的角度去探讨其流变。
5.框范的影响。所谓“框范”，指作品中展示的某种特定的空间或环境，如经典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风物、背景、社会环境等常常形成一种“框范”，对后世文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如但丁《神曲》中神秘而罪恶的地狱和炼狱，在弥尔顿《失乐园》里却一变而为融社会反抗与宗教戒律、个人英雄主义与清教理念为一体的基督教世界，到了夏多布里昂的笔下，又呈现出纯洁与野性、良知与罪恶相搏的废墟和萧条的异域。再如拜伦的《海盗》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虽非血脉相承，却都有“出逃囚徒”的刀光剑影和报恩复仇；而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出逃囚徒变百万富翁”的神话，演绎的却是弃恶从善、乐善好施、舍己奉献的悲歌；到了马克·吐温的笔下，“出逃囚徒”又演变成弱者对传统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
6.理论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可以是哲学、政治、文学理论等多方面的。如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等等。
以上种种影响往往交叉进行和相互融合，例如一部歌德的作品，既可能产生艺术形象和主题、题材上的影响，也可能有创作手法以及歌德自身精神、气质方面的影响。流传学研究的内容因而变得复杂多变，但必须遵循实证的原则，即借助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考证。
三、流传学研究的模式和实例分析
由于影响的发生总是沿着一定的方向和路线，从起点出发，指向终点，因而我们按流传的路线和“一对一”，或“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方式，把它分为以下研究模式。
（一）直线式影响
所谓直线式影响就是“一对一”的单线式的直接影响，指放送者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文学思潮、一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它表现为两点一线，即从一个起点指向一个终点，是流传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模式。如前面提到的茅盾对托尔斯泰的推崇，在创作中借鉴其史诗题材的艺术处理手段，他也承认《子夜》“尤其得益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又如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而创作的自由体小诗，恰如郑振铎在他的译作《飞鸟集》出版序言中所说：“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飞鸟集》）的影响的。”
（二）辐射式影响
所谓辐射式就是“一对多”，即指从一点出发，指向多个终点的影响，它可以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文学思潮、一国文学等对群体（多个或多国的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因而是以放送者在众多接受者中的影响和接受情况为研究内容。如泰戈尔对“五四”时期中国作家产生的多层面影响：郭沫若从其泛神论中，吸取了追求自由反对封建压迫的力量，使其诗歌气势磅礴、热烈奔放，当然他在这一点上也同时受到了惠特曼的影响；冰心接受其泛神论，则以歌颂母爱、童真、自然美为主，诗里行间流露出恬静与柔和；王统照却把他“爱的哲学”融化于诗，尽情歌颂自然、追忆童心、探索人生，但又增添了几分阴郁和晦涩；紧紧追随泰戈尔的徐志摩，则把他的浪漫主义变为自己诗歌的清新明快、飘逸空灵而又超凡脱俗的风格。这是个体对一国群体的影响。
另一种是个体对多国的影响。如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不仅对东方文学影响极大，而且对欧洲文学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欧洲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不受其影响。直到今天，它的“框架结构”和丰富的题材也常常被欧美现当代作家借鉴。
（三）焦点式影响
焦点式影响是“多对一”，即多个放送者对一个接受者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作家可能受某个外国作家的影响最大，但同时也受一群作家的影响（这群作家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也可能是不同国家的）。如前所述，鲁迅受到众多俄国作家的影响，此外日本的小说、尼采的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也对他的创作方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又如中国文学对歌德影响至深，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小说译本，如《好逑传》、《花笺记》、《三国演义》、《玉娇梨》、《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平妖传》等，看过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并受到启发写了《额尔彭罗》，还把中国抒情诗歌移植到德国，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他还非常推崇中国的儒家学说，这就是“多对一”的影响的接受和转化。
歌德在谈起自己创作所受的影响时，显得十分大度。谈到影响与被影响、借鉴与被借鉴时，他说：“我的靡菲斯特（《浮士德》中的魔鬼形象）也唱了莎士比亚一首歌……我的《浮士德》的序曲也有些像《旧约》中的《约伯记》，这也是很恰当的，我应该由此得到的是赞扬而不是谴责。”
（四）交叉式影响
由于接受主体的差异性和放送者的多质性，这两者之间的流传路线会出现交叉，其表现的特点是：从流传的方向和线路看，起点和终点之间并不总是单向流通，即作为起点的放送者同时又可能是接受者，因此它对终点的影响具有多质性。如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蒙田及其散文在“五四”时期影响甚大，故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絮语散文”以及独具风格的“小品文”。但谙熟英、日语的中国作家不是直接阅读法文原著，而是通过英国“小品文”和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中介来认识和接受蒙田的。因此，英、日两国成了他们接受法国蒙田的中介。这就形成了交叉式影响，即英、日作家既是受蒙田影响的终点，又成为传播蒙田的起点。
这种间接接受的状况在周作人、梁实秋的作品里尤为突出。周氏在其《美文》的短论中，明确提倡要以英国散文为“模范”，并在散文批评中运用的一系列重要审美概念，如“趣味”、“平淡”、“本色”、“苦涩”等，都蕴涵着现代英国、法国及日本文论概念的新质。然而他在散文创作实践中又更接近法国蒙田。他的“小品文”在思想上以蒙田的“自我本位”为基础，题材上专注身边庶民琐事，风格上收放自由，张弛有度，既表现自我，又含蓄节制，可以说体现了蒙田散文的神韵——对自我的关切、怀疑和反思，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追求，对社会传统、世俗偏见的反叛。兰姆在其《伊利亚随笔》中，复活了蒙田的两个基本因子——亲和的态度与自我本位，而梁遇春正是通过兰姆译介了蒙田的散文，点评了英译本《蒙田旅行日记》，并在《春醪集》中与蒙田达到了精神上的默契。
交叉式影响的另一种情况是作为终点的接受者之间的差异性，例如蒙田的文体和风格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深刻持久而又多样化的影响。比如同为英国作家的斯特恩和拜伦，前者十分欣赏蒙田亲切的趣味和知心絮语的格调，他的小说《项狄传》就采用了《随笔集》的风格，以诙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诗人拜伦却从蒙田的“我写我自己”中承袭了“自大性”，强化了怀疑论，走向了孤寂和悲观。可见，分别作为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代表的斯特恩与拜伦，虽然创作风格截然不同，与蒙田的风格也迥异，但他们都从蒙田散文中吸取了养料。不过两者对蒙田的接受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性而已。这就是蒙田对他们产生的交叉式影响。
（五）循环式影响
由于接受者的差异性和放送者的多质性，这两者之间的流传路线也会形成一种循环。这种循环式影响是从起点出发，达到终点，最后又回到起点。这种影响更突出流动性、互动性，其研究模式最能代表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它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
其一，同质文化圈内的循环影响。例如，法国的波德莱尔受到美国爱伦·坡的启发，而爱伦·坡又受到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影响，无独有偶，柯勒律治又吸取了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的诗学养料。于是，一个有趣的循环圆圈出现了，诺瓦利斯的诗学观在英美绕了一圈又传到法国，成为波德莱尔提出象征主义感应理论的重要来源。
其二，异质文化圈内的循环影响。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流传，已成为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佳话，其研究成果不计其数。钱林森撰写的《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中国精神的追寻者》一文，则是循环式影响研究的范例。作者阐述了《赵氏孤儿》法译本在法国的流传、改编和成功上演，以及约两个世纪以后它的回传：1940年张若谷把它翻译成中文在重庆发行；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即1990年，天津人艺又把它搬上舞台。于是作为起点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赵氏孤儿》，经历了在法国的改编和再创造，最后又返回到它的故乡——中国。这种流传线路就是典型的“循环式”。
然而，钱氏的研究价值远远超过了这一点。他把文学的外在事实与内在审美、思想文化内涵有机地融为一体，认为伏尔泰把《中国孤儿》搬上法国舞台，与其说是一种艺术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选择，即对儒家理性文化与道德文化的选择，进而阐述了伏尔泰在改编时对主题的重新开发：把表现春秋诸侯国内部“文武不和”的故事改编为“文野之争”，即元初鞑靼族与汉族之间的“文野之争”，进而揭示出“野蛮”必然被“文明”同化和驯服的道理；同时还分析了伏氏“英雄剧”模式中插入的爱情故事的实质——汉人藏惕之妻伊达梅与成吉思汗的爱情纠葛，实质上是归顺与反归顺的冲突。因此，剧中的伊达梅是文明与道德的象征，她身上既有中国古代烈女的影子，又有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的特征。可以说，她是儒家文化与法国启蒙思想结合的化身，而成吉思汗最后的同化则成为伏氏崇尚孔子美德、追寻中国精神的幻化。钱氏还指出伏尔泰对剧中伦理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提升，意在突出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精神匮乏和道德沦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孤儿》是“请中国人给法国人上道德课”。可见当今的循环研究不再是“法国学派”的模式，它已经发生变异，体现出双向互动的交往理论特色和跨文明互证、互识、互补的多元文化观。
20世纪末《中国孤儿》回到“娘家”，它不仅以全新的面貌再现舞台，而且“反转来影响着我国艺术家的戏剧意识和戏剧思维，从而推动他们进行新的探索，中国戏剧就这样在交流、反馈、共生、互补中向前发展”。这正体现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明比较，即强调“接受者”与“放送者”的双向互动，在异中求同。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种种研究模式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它们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往往交替出现，即使是同一个“接受者”，他的接受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总之，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从梵·第根1931年在其《比较文学论》中总结出“流传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后经法国、美国、中国等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的继承、超越与发扬以来，在众多的比较文学实践中，这类研究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兼而有之。我们既要看到昔日流传学研究在方法上的单一性与局限性，又要看到20世纪后半叶大量新的理论成果的介入所带来的活力与充满弹性的空间。流传学研究并非简单的事实的追踪和经验性的描述。不要把流传学研究简化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流水账”。要知道，事实背后总是文化和文学的根本和内涵所在。
请你思考
请结合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分析一下流传学有哪些研究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