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象学的定义和特点
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言：“后现代主义文化也被称为形象文化。”事实上，形象学（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所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形象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它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是“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通俗地讲，形象学是作家对作为他者的异国和异民族的想象。“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所以变异成为必然。比较文学对于形象学的研究必然注意这一形象产生变异的过程，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来分析其规律所在”。由此可见，我们应从两个层面把握形象学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方面，形象学中包含着变异学因子。形象学与译介学不同，并不是与传统截然对立的新兴学科，早在19世纪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初期，法国影响研究的渊源学分支中就隐含着形象学研究的规则，如路易·雷诺的《德国影响在法国》（1922）、班克斯的《尼采在法国》（1929）等。但这一时期的法国学派过于拘泥于考证，也使国际文学交流中的“媒介学”、“誉舆学”、“渊源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卡雷提出研究者的研究重心应当是“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以此，比较文学通过形象研究途径为以往难以把握的影响研究赋予了直观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20世纪50年代，卡雷的学生基亚在《比较文学》中首次专章探讨了形象学，阐明了卡雷的理论，从而揭示了形象研究中的跨学科特征，亦即形象学研究极具“跨越性”或曰“渗透性”，为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早期的形象学中虽然已包含了变异因子，但总的看来仍主要关注“一个形象与‘被注视’国相比是否‘错误’或其‘忠实程度’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象学研究重心转向形象制作主体或注视者一方及其对他者的创造式阅读与接受。巴柔对此的阐释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这里的“重组、重写”实际上已经是变异研究中的形象学。在创造式想象和变异理论观照下，他者形象不是客观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他者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它指涉的是作家创作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对异国的看法。它是在本文之外展开的，它要求研究者对文学形象进行一种扩展了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作家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主要构成引导、复制、批判三种关系形态。作家可以通过塑造异国形象将有关异国的神话强加给本土社会的公众舆论，影响本土民众对异国的想象。例如，18世纪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欧洲思想家们就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给了本国社会，使专制的中华帝国幻象在他们的本国社会流传开来。作家创造的形象还可以复制一个已经产生的关于异国的神话。如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中专制的中华帝国幻象在西方社会产生后，经过马戛尔尼的《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不断传播和重复，这种幻象逐渐形成一种程式化和稳定化的特征。作者也可以背离集体想象物。在19世纪，歌德建构的理想化的中国幻象，就是一种对社会集体想象物保持批判的产物。
另一方面，形象学体现出综合性研究的特质。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形象不仅是作家个人的产物，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阐释和想象。他者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它要求研究者的聚焦点不局限于文本、修辞和话语上，而要对“其生产及传播条件，且要考虑到人们写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进行考察，从而使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地理学、心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交汇，也使文学事实材料与非文学的事实材料，通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联系起来。由此，比较文学就与当代活跃多变的文化空间联系起来，在面对现实与未来的挑战时，就能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然而，虽然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是在文学和文化交叉层面上生成的产物，但我们仍不能将比较文学形象学等同于文化形象学。文学形象研究不能让文化淹没了文学性和审美性，但文化形象研究的介入则会使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在一种内生性和外生性相结合的层面上拓展出充满生机的发展道路。
二、形象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中，他者形象与注视者总是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他者形象的建构和表现必须依靠注视者，而异国作为他者形象的存在为注视者的注视提供了必要的源泉。既然形象学重点在于关注他者与注视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就有必要对他者、注视者及其二者的关系作进一步界定。
所谓注视者也就是形象的想象者和创建者。建构他者形象是注视者借以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注视者在建构他者形象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视者与他者相遇时的先见、身份、时间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注视者创建他者形象的基础，决定着他者形象的生成方式和呈现形态。注视者是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所在，注视者的先见、身份和时间是形象学研究首要涉及的问题。先见是历史与传统所形成的前见，其先于注视者而存在并为注视者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环境。18世纪开始，中国一直以停滞、专制的帝国形象出现在西方视野中，落后的中华帝国“形象一旦确立，在不断传播、重复的同时也不断确定、丰富，逐渐普遍化，自然化为一种‘常识’，作为话语将全面地左右着西方社会的中国视野与个别文本的话题与意义”。在传统“常识”作用下，西方国家先见地凭空创造着中国形象。对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者来说，认识到这种偏见是可能的，但消除偏见是困难的，恰当的做法是努力促进注视者的有益偏见，并将其与歪曲理解的错误偏见加以区分。相对于“先见”的集体心理来讲，“身份”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差异。然而，个人离不开他人和社会，任何个人与他人和社会进行交往时的身份总是不同的。注视者在注视和建构他者形象时，也总是以一定的身份出现。注视者的身份有些是天赋的，比如血缘、种族、性别等身份；有些则是后天获得的，比如职业、社团、休闲、隐私等身份。而无论是天赋身份还是获得身份，它们在赋予注视者特定合法权利时，也往往要求注视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诉诸相应的、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当然，因为身份的差异性和局限性，关注者对于他者形象的塑造和表现不可避免地有所侧重，个体视角的局限也导致对他者形象认知的局限。同样，注视者作为自然人，在观察他者时无法否定时间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者形象的历史感是更深层的浸润在时间中的东西，注视者对他者注视、观看得愈久，他者形象表层的东西就会日渐剥落，而注视者体现在历史文化中的个体反思精神就会愈为强劲。时间是一个开放系统，注视者的关注能在最大程度上整合历史与现实，时间的存在。使他者整体化、多维化的东西在注视者的视野中日益凸显。
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关注他者形象的塑造。何为他者形象？由于形象学研究已深入到异国文化的深层，展开对异国的地域环境、民族心理、文化机理构成的分析，所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他者不仅仅指代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异国人物形象，同时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等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范围。异国地理环境是关注者对于他者最宏观的感受，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以及人的生理特征、性格心理都有着不同的制约作用。相对于地域环境的宏观，异国形象更具体而实在。异国形象往往以工艺品的形式呈现在关注者面前，如异国绘画、瓷器、挂毯乃至园林等，尽管对于关注者来说是静态感受，然而比语言交流更为直观地表现了他者形象。世界上的人因为地域环境、文化机制的不同，而存在种族、民族、体貌、性格、心理方面的种种差别，经过世代相传与积淀，异国人的差异更强化了异国地理的划分。所以，研究者既要注意异国人的气质类型与生理——遗传基础的关系，又不能单纯地从生理——遗传的角度去解释异国人的行为。
早在《山海经》中，我国就已有对异国异族的描绘，学者们公认，《海外经》中所述山川风物民族，在中国地域之外。远古人类的神话幻想能力，使得人们把异国异族想象为“异形异禀”，于是有了女子国、一日国、反舌国等。历代王朝强化一点四方的中土观念，使得当时的社会群体想象力难以超越“我为中心，他为蛮夷”的认识。
他者作为注视者的想象建构的产物，必然带有注视者的文化印痕，不可能是他者现实客观地再现，但注视者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地凭空捏造，而是以某种体验为依托的再创造。因此，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是注视者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互动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文学变异性。简而言之，注视者与他者之间是相互发现、相互证明、相互补充的，而二者大致构成狂热、憎恶和亲善三种特异关系。歌德曾对爱克曼说，在中国，“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于道德”。注视者对他者的狂热表现为乌托邦幻想。狂热产生的原因在于注视者“把异国现实看成绝对……优于本土文化的东西”，而其直接结果就是“提高异国身份”和“对本土文化的否定和贬抑”[。与此相反，当关注者以一种“优越的本土文化”高高在上的心理审视他者时，“异国现实被视为是落后的”。于是，注视者极力丑化、妖魔化他者形象，同时也建构出一种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无比美好的本土文化幻象和优越感。与狂热和憎恶两种极端心理不同，亲善心理认为“异国文化现实应被视为正面的，它来到一个注视者文化中，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注视者文化是接受者文化，它自身也同样被视为正面的”。注视者与他者之间处于对应而不是对立角度，构成一种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交流的关系。
《马可波罗游记》或许是欧洲最早详细描述中国的作品。马洛的《帖木儿》、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卡内蒂的《迷惘》、卡尔·迈的《孔丘·诺言》、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都描绘了中国形象。西方作家除景仰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英雄、古代智慧，宣传其异国情调外，也有民族偏见和殖民主义思想在作祟，对现实场景的中国人很少正面描写，甚至多诬蔑、诽谤、妖魔化。
三、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及前景
目前学界一直认为，实际操作层面上可以将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归类为两大部分，即文本内部研究与文本外部研究。
（一）文本内部研究
比较文学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文学性，文学文本是任何文学学科研究的基石，比较文学形象学也不能放弃对于文本内部的研究。形象学对于文本内部的研究是在词汇、等级关系、故事情节三个层面上展开的。词汇是构成文本的最基本单位，也是构成他者形象的最基本单位，他者的形象就是由词汇构成的词汇场及其生成的概念的、情感的词库构建起来的。所以，在研究中既要注意区分词汇的来源，辨别是属于注视者国家定义异国的词，还是未经翻译直接进入注视者国家的异国词汇；又要注意对不同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具有深刻的文化隐喻意义的、约定俗成的词汇进行分析。在对文本描述他者的词汇进行分析后，研究者还应对文本结构中大的对立关系进行鉴别，以此关注注视者与他者之间存在的一切等级制度。宏观上讲，这种等级制度表现在我——叙述者本土文化与他者——被描述人物文化的两组关系的对立上；具体而言，则可从时空和人物体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时空范畴上，既可以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空间，也可以描绘一个与文明和现代的西方世界相对立的野蛮、落后、危险的空间。而在人物体系上，研究者应注意文本中自我与他者在容貌、手势、言谈、服饰等方面的区分和对立。通过词汇和对立关系确立文本的骨架后，故事情节则将所有骨架粘连、拼接，形成整体的他者形象。也就是说，对故事情节的研究，重点在文本是如何通过程序化和模式化的一系列叙事序列建构异国形象的。
（二）文本外部研究
文学文本的内部研究尽管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基石，但文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存在物，对于异质文化下形象学所塑造的他者形象，更是牵涉到文本外部一系列因素。文本外部研究属于文学社会学范畴，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性。具体而言，文本外部研究可区分为社会集体想象物、作家、作家想象的异国形象与客观的异国的关系三个层面。社会集体想象物指涉的是作家创作的年代整个社会对异国的看法，这一研究“代表了形象学的历史层面”。在形象学研究中，作家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主要构成引导、复制、批判三种关系形态。作家可以通过塑造异国形象将有关异国的神话强加给本土社会的公众舆论，影响本土民众对异国的想象。他者形象虽然是自我想象性产物，但其与产生形象的外部现实世界仍有着无法割裂的渊源关系。作者对异国文化的认知以及认知来源的渠道不仅影响着他者形象表现的形态，而且影响形象的性质。由于他者形象的被想象和作家个人的局限，异国形象与真实的异国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距离，异国形象与真实的异国关系也就成了形象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的关系的重点在于关注注视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在于对这种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传播与影响的探寻。所以，他者形象的真实性程度，并不能决定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
以《孽海花》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小说，以及大量的游记、札记等，在描写异国异族时，对西方世界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器物和文明，文本之中流露出包含着由衷的惊讶和震撼以及排斥、提防等复杂情绪。“坚船利炮”、“奇技淫巧”等固定词汇的形成，正是近代中国对外国器物形象的直观认识。“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与外国的联系则更加频繁，作品中异国异族形象也随之大量增加，认识也加深并逐步多元化。
比较文学形象学与译介学相比可以算是历史悠久的学科，但由于一直归属于影响研究的麾下，所以其作为对立学科被重视以及产生全球性范围的影响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除了要归功于巴柔、莫哈等学者外，也与M。卡多、布吕纳尔、谢弗莱尔等人的努力有关。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获得学界重视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才开始的。1990年“中法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以及曹顺庆、乐黛云、陈惇、张铁夫、叶绪民等编著的一系列著作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而其中以孟华对形象学的介绍与阐释尤为用功；此外，周宁的形象学研究也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不过，总体来说，形象学研究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观形象学的发展态势，形象学研究呈现出日益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方面，丰富的实践资源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可以说中外文学史描写异国和异国形象的作品浩如烟海，但是形象学研究整体上仍呈现出对个别作家和文本中异国形象的描写多于通过个别他者形象观察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的异国总体形象的现象。另一方面，充足的理论资源推动着形象学的进一步发展。形象学具有的跨学科特性，使它天然地与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有着超强的黏合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待形象学理论资源的这种扩充和丰富，我们必须警惕两种极端化倾向：一是打着避免新批评纯文本形式主义批评分析局限的幌子，过分使用历史与文化分析研究异国形象的泛学科化、泛文化倾向；二是打着反对泛文化的旗号，认为文化分析在形象学研究中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倾向。
形象学体现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熟与生命力，它使我们看到法国人善于继承传统，又不固步自封的开放性学术心态。他们一方面表示形象学研究属于影响与接受研究的大范畴，它的终极指向是国际关系史和文学史；另一方面又向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学科理论延伸，使异域形象学进入跨学科的“总体文学”研究的范畴，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请你思考
1.概述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范畴包括几个方面，研究途径又有哪些？
2.结合当下形象学的新发展，简要分析形象学对实证性研究的突破表现在哪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