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和任老有师生之谊，昨天任老仙逝，您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方立天：是的。任公是我的老师，季老也是我的老师，但我没有上过季老的课。我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时候，任公给我们上过课，不过上得不多。任公是我学术上的导师和榜样，他走过的学术道路，也是我所走的路。我们都是从搞中国哲学研究转到搞佛教研究，我们的学术道路是一致的，所以我把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他是我的老师，是我治学方面的榜样。
任公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我国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
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等，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主导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范本。他发表的一系列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
他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期间，我先后担任副会长、常务副会长，配合他做了一些工作。他很敬业，很多事情他都很具体地抓，很注重落实。他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工作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担任会长期间，对推动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研究队伍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我们搞中国哲学的后辈学人，都受益于他。除此之外，他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有开拓之功。
方立天：是的。在宗教研究方面，任公的涉猎面也很广，包括佛教、道教，还有儒教，他都有所涉猎。
我个人认为，任公是新中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开拓者。他是开拓者，也是组织者、推动者，对新中国的宗教研究影响非常大。
记者：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方立天：是的。因为他当时写了几篇研究佛教的文章，被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评价很高。毛主席做了批示，后来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他是第一任所长。这个所的成立，是中国宗教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记者：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
方立天：是的。这标志着中国宗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宗教研究。任公在这方面的开拓、组织、推动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他的专长是佛学，在佛学研究方面，贡献更大。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
记者：如《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方立天：对。我还为他这本书写过书评呢。他的佛教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研究佛教，这是很重要的，在当时可以说开辟了佛教研究的新道路、新方向。今天仍值得我们肯定和继承。
记者：他对道教也很有研究。
方立天：是的。因为他研究《老子》，而道教和《老子》又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主编过《中国道教史》，还有大部头的《道藏提要》，这些都是道教研究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他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值得我们怀念。
记者：任公提出的儒学是宗教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但有些学者并不赞同。
方立天：这是他的一家之言。我曾经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那是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太原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中午要吃饭了，在电梯里，我问他：“任公，你怎么把儒学说成是宗教？”因为我和他交往较密切，说话随便一些。他开玩笑地回答说：“大概因为我是研究宗教的，所以就把儒学也算成宗教了吧。”他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论证这个观点。我尊重他的观点，但直到现在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个问题还涉及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等对儒学的看法，他们三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这个属于百家争鸣，很正常，但很重要。
另外一点，在宗教学的整体研究上，他强调要对宗教进行批判，并重视无神论的宣传，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见解。
总之，中国宗教学研究今天发展繁荣的局面，和任公的努力、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对他应该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有些人不赞成他的学术观点，但我们应正确看待他的贡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07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