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峻教授，当代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家，湖南零陵县（今永州市）人。1916年10月生，1999年4月逝世。石先生1938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获多有，建树颇丰，为中国哲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石峻先生，字柏宓，人皆称之为石公。据我所知，被称“公”的是北大、人大治中外哲学史的几位教授，有任公（任继愈）、石公、齐公（齐良骥）、苗公（苗力田）、庞公（庞景仁）、杨公（杨宪邦）、钟公（钟宇人）。自从我认识这些前辈学者后，一直分别以“公”尊称他们。石公长我17岁，是介于兄长和父辈之间的长者。他于1955年从北大调来人大组建哲学史教研室，我于1961年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人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此后约近40年，我和石公工作在一起，共同参加各项运动，一道下放江南“五七”干校，后又一起被合并到北师大，人大复校后又回归同一单位工作。我们之间工作来往和生活交往密切，相处融洽，从未发生过摩擦、争执。石公对我关怀备至，提携有加，始终热情地扶助我长进。石公对我的人生价值取向、修身处世、治学方法乃至生活习惯都有影响。石公对我德厚恩深，义重情长。我早就应当写点东西来追忆，感念他的生平事迹，感悟他的为人品格，感激他对我的无私帮助、如山师恩。
二
1961年8月下旬，当我来到人大时，石公已不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的工作，但他初次见到我却依然表现出对晚辈的关怀，他对我说：“人大要求高，分配到这里工作不容易。”简短两句话，使我立即意识到，在这里工作要有责任心，马虎不得。
到校不久，一次决定科研分工的教研室会议上，我表示今后愿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研究。会后在返回宿舍的路上，石公主动对我说，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大段的哲学思想很重要，难度很大，搞的人很少。过去胡适因不通佛学，《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上卷，下卷没写下去。冯友兰先生二卷本《中国哲学史》也对僧肇的《不真空论》理解错了。你年轻，要好好搞。后来我因为补佛教课，想到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中国佛学院去旁听，征询石公的意见。石公说，现在主持中国佛学院教务的周叔迦先生曾担任过北大的教席，讲授佛学。你去听课，有益处。又说信仰者讲课和大学老师讲课是不同的。其后，石公碰到我时，总会关切地问我听课情况，鼓励我把佛教知识学到手。
大约从1961年冬至1962年五一节前后，我在中国佛学院旁听8个月后返校。此后一边教学，一边从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重要人物的个案研究，并撰写了关于道安、慧远和僧肇的四篇文章，自1964年始发表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上。这些文章投稿前我都呈石公指正，他不仅对文章的优缺点做出了分析，对个别文字也做了修改。这些文章的撰写和发表，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生涯的开头一步、重要一步，石公对我的帮助是一个重要的推动。
三
我自1965年春在北京西郊农村参加“四清”工作，至1966年夏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间，我和石公往来频繁，此时谈话内容已很少涉及中国哲学和佛学的专业范畴，而是一些关于“文革”的小道消息。当时彼此都有虚度年华、浪费光阴的感慨，但又都没有明确表露出来。1969年冬石公和我都下放到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石公分到二连，搞农业，我分到基建连，打石头盖房子。劳动纪律很严，我和石公平时接触很少。有一次休假日，石公来约我同游地处江西贵溪的道教正一教圣地。我们徒步到余江刘家车站，后乘车到上饶，再转赴贵溪上清镇。上清宫、天师府规模宏大，蕴涵丰富的民间信仰，但偌大的建筑，除石公和我外，空无他人，令我产生无限的怅惘。又沿白塔河乘竹筏游览龙虎山，两岸景色秀丽，令人心旷神怡。当晚我们住在上清镇一小旅店楼阁上，晚餐要了两角钱一碗的红烧肉和几个素菜，每人一大碗米饭，吃得津津有味。
1972年年底，石公和我都从江西返回北京。此时中国人民大学各系被分别归并到北京的几所大学，哲学系保持原有建制划归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直至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在这段日子里，石公和我平日到北师大或在人大西郊原住处参加政治学习、“大批判”、体力劳动。系里除了办过短期的学习班外，既无教学任务，更无科研任务，生活松散，聊天时间较多。我印象较深的是，一次讲到各地武斗，你斗我，我斗你，石公神色凝重地说，这样对国家很不利。石公内心是很关心国家命运的。又有一次我们讲到释迦牟尼，石公说，释迦牟尼提倡人的行为要合乎正道，也提倡过清净的生活，他是一位历史人物、思想导师。后来因为佛教要与教外的思想流派斗争，就竭力宣传释迦牟尼的权威，一步一步地把他神化了，佛教的原来面目也变了。石公接着说，中国人不太信仰上帝，但在民间喜欢造神。
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大家都心情舒畅，并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工作。石公原来住在人大林园楼四间一套的房子，“文革”时被勒令腾出一间给别人住。此时，学校为了落实政策，临时在红三楼一层东边拨一间房子给石公，他在1980年前后大约在此住了两年光景。当时我住在红三楼一层西边，往来更为方便，向石公请教的机会就更多了。此后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石公发病前约20年间，石公在业务上对我启发、教诲、帮助最大，我受的教益也最多，期间许许多多的往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在我撰写《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时，对于如何确定底本和参照本，如何通过注释使读者能读通原文，如何分析、揭示《华严金师子章》的思想结构与逻辑、局限性与合理性，以及现代价值，石公都认真地帮助我斟酌、敲定。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时任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同志撰写了书评，肯定了我的校释方法和长篇“前言”。石公得知后十分高兴，鼓励我说，学问就是要这样做，这样研究佛教才有意义。后来他在某一篇文章中似乎还提到此事。
我自研究佛教以来，一直对慧远的僧格特质与佛教思想以及历史影响很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有关论文的基础上，撰写了《慧远及其佛学》书稿，石公对这本书稿也是细心审读，逐字逐句修改，并作序奖掖，给我很多鼓励。
1983年上半年，哲学系安排我为全国高校哲学原理进修班讲授“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课程。考虑到学员从事哲学原理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我建议改为讲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石公不但非常赞同我的建议，还拨冗听了我讲的第一堂课。课后我征询石公的意见，他说了两个字：可以。后来，讲稿经过加工整理，以“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为题，交中华书局出版。在全书的编写过程中，张岱年先生和石公都帮助我反复酌定全书框架，石公对每篇的细目都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宝贵意见，还审读了部分书稿。该书的出版是和石公的多方帮助分不开的。
在我完成《佛教哲学》、《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和《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三部书稿后，撰写一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书稿的意愿日益强烈，思路日益清晰，布局日益具体。经过认真的长时间的准备，我开始有步骤地撰写书稿，并以《论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6））、《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载《历史研究》，1992（3））、《试论中国佛教哲学体系》（载《哲学研究》，1992（10））专文形式发表全书的框架，借以征求方家的高见。石公对这一框架的要点与结构给予了反复的指导，这些文章也都经过石公的审读修改。在后来围绕本书撰写和发表的相关专文，石公也都一一过目，直到1996年因石公患脑血栓，我就不再麻烦他老人家了。
回顾20世纪后期近20年时间里，石公为我审读文章、书稿，大约百万字之多。石公为此要花费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为扶助我的进步付出了多大的心血！每当回忆起当年石公指导、帮助我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不敢松懈，我必须向前，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石公对我的关怀和期待。
五
石公和我在科研上也有过具体的合作。如我为宏观地把握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以及隋唐佛学，更好地向石公学习相关知识，特地向他提出合作写几篇文章，他一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先拟好题目和大纲，交予石公，他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后，由我起草并修改两遍后送给石公。石公对文稿的内容和文字做了过细的修改后，我再改一遍送石公过目，他稍做修改后定稿。这就是我们两人共同合作的成果：《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载《哲学研究》，1980（10））、《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载《哲学研究》，1981（8））和《论隋唐佛教宗派的特点》（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4））。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我从石公身上又直接学到不少东西。
四卷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是由石公、楼宇烈、许抗生和我等人共同编辑的，石公除对由他负责选编的部分非常认真以外，还对我选编的部分有所指点。此书由楼宇烈兄策划与通稿，他出力最多。
六
石公开启了中国人民大学佛学、宗教学教学和研究的先河，在宗教学学科的建设上具有开创之功。早年石公师从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并一度担任汤先生的助手，佛学造诣精深。早在1940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上，他就提交了《玄奘思想的检讨》一文。1944年又发表《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载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5卷第5期）。1958年又在《历史研究》第10期上发表《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石公的专业结构和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学脉的形成。
1981年，在全国首次博士生导师评选中，石公被评为首批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开始培养佛教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石公培养的学生，成了高校教学的骨干和科研战线的生力军，这对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石公一直关心佛教与宗教学的研究，在他的支持下，1987年成立了宗教教研室，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开展独立的宗教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举措。
1991年石公和我又联名上书学校，申请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并很快得到袁宝华校长的批准。后来他还当面嘱咐我们要搞好宗教所的工作。宗教研究所由学校哲学、历史、文学等系有关教师组成，联合全校相关师资力量，共同举办学术讲座、展开对外交流。石公推动了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开展。
1999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校成立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申请成立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应该说，这也是石公心之所系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因石公病情加重，为了不打扰他养病，我们没有向他汇报申请的事。2000年7月教育部批准了我们的申请。石公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为研究所的成立而欣慰。
七
石公治学广博，好学深思，述而有作。由于对学术水准定位极高，因此相对而言，述多作少。又因受20世纪50年代后期某些政治运动的影响，后来更是谨言慎行，惜墨如金，不再轻易动笔，带走了他的满腹学识，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的。
作为一位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学者，石公有丰富的治学经验，这也是在长期交往中，石公对我教诲和启发最多的方面。
石公常对我说，治学没有什么捷径，首要的是要读懂原著。原著不是读一两次就能读懂的，要反复读，深入领会。他说自己读《肇论》不下50遍，我听后心头不禁一震，顿悟了反复阅读原著的重要性，增强了埋头读书的自觉性。
石公不止一次对我说，搞学问，要热爱专业，但要有分析的态度，那种研究什么就吹捧什么的态度，是一大毛病。石公说，写文章不要说过头话，什么“最”、“非常”等词要尽量少用。他在修改我的文稿时，经常把“最”、“非常”改为“比较”。
石公自觉接受马列主义思想，一直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但他对某些搞马列主义而排斥宗教研究的现象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对研究马列主义是很不利的。他常对我说，哪有搞马列主义不重视宗教研究的？
对于写文章，石公强调要有思想性。他常说，好文章是观点和资料的结合、统一，引用资料要少而精，要用典型资料说明观点。他不赞成冗长的引文，说文章要写得精练。他还说文章引用第二手资料不好，引述资料应该是第一手的、原始的。
石公主张写论文也要讲究布局谋篇，讲究文采，他说文章要写出起伏变化、引人入胜。石公常称赞冯友兰先生文章写得好，说冯先生文章清楚明白，文词恰当，是写文章的高手。
佛学研究是石公一生治学的重点之一。在这方面他也给我许多提示。
对于佛教研究，石公首先强调要“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要进去又要出来。进去，要把握其思想，出来，是进行分析。那种进去而出不来，不是学术研究；没有进去，就分析批判，也不是学术研究。石公说，研究佛教有两类人、两种情况，一是佛教信徒，二是学者，不同人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是不同的。
石公反对脱离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孤立地研究佛教，尤其是研究中国佛教。他强调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的演变，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石公说，有的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佛教的不懂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不懂中国佛学，这就很难真正地了解中国佛教。又说有的外国学者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外来佛教的制约、改造，没有深入了解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联系与区别，简单地把中国佛教当做印度佛教的附庸，把印度早期佛教当做“真佛教”，贬低中国佛教的独特贡献和历史意义，这是不可取的。
有一次在谈到吕澂先生关于中、印佛学的两本书时，石公说，这两本书都好，但其中《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又要比《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写得好些。
石公常对我说，中国是个大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任何外来信仰和思想若不能结合中国实际，就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更不能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隋唐佛教诸宗的不同命运就是例证。石公说，研究中国佛教当然要研究印度佛教，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印度佛教怎样被改造而发生变异的，要研究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的特点，总结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规律。
石公十分重视从无神论者和反佛教学者的观点来考察佛教思想的变化，重视无神论者、反佛教学者的观点与佛教信仰者的观点比较，探讨其间的互动关系。他撰写的《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的评析》（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2）），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八
石公在北大毕业后，一直执教鞭于高校讲坛。他喜欢学校，钟爱学生，热爱教学，热心讲课。他多次对我说，新中国成立前北大一个班就是三个学生乃至一个学生也要上课；又说遇到英才学生是难得的好事。
1983年评职称我遇到麻烦，看得出来，石公在内心里很同情我，但口头上没有说什么。当时中国社科院有几个所想调我去工作，我有些犹豫。记得那一段时间石公有几次主动和我说，一个人的专业不要随便改动，改了很可惜。又主动和我说起在社科院和高校工作的利弊，强调高校有学生，有活力，搞教学，能教学相长，有利于个人学业的长进。当时我想石公莫非是在开导我？
石公重视总结教学经验。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讲课要注意四个字：少、精、缓、活。“少”是讲课内容不要满堂灌，内容少一点，反复讲透，让学生领会、记牢。“精”是讲课内容精练、精当，讲的内容虽少，但很精练，让学生有收获。“缓”是讲课语速不宜快，快了不利学生听取、思索、吸收、记忆。“活”是灵活、生动，要注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致。这四个字是石公常年教学经验的总结，其中贯穿着一个精神：处处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处处从讲授的效果考虑。
九
石公有一套独立的生活方式，一套比较严格的生活规律。他喜欢散步，或在校园里头走，或沿着校园外围墙走，或是出东门往南沿马路（今中关村大街）走到紫竹院。我在校园里常能见到石公独自散步的身影。我和石公经常一起散步，有时是约好的，有时是碰到的。我体会石公散步有两个目的：一是健身，二是思考问题。我和他在校园里迎面相遇，一般彼此都要主动打招呼，但也有时他竟毫无表示，擦肩而过，继续散步。我知道，其实这时他正在思考问题，思维处在高度集中、活跃的状态，自然也就对周边行人没有反应了。
爱书、买书、读书，是石公生命的重要内容。石公常去西单、东单、琉璃厂等处买书，买回后必先亲自包上牛皮纸书皮，工整方正，包书质量上乘（他教过我一次）。然后写上书名，并将新书摞在案头，逐一翻阅。买书是石公的一大乐趣。石公病后，仍坚持买书。这时多由人推着轮椅去学校新华书店买书，而且每周至少一次由保姆推轮椅带他去海淀的几间书店买书。石公买到书后总是喜形于色，很高兴地回家。
石公喜好交友。记得他曾约我陪同拜访李友义、王森、韩镜清、张岱年、齐良骥和任公等人。李友义时为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与石公夫人有亲戚关系。大约是1963年春节，石公夫人在江苏连云港值班不能来京，特嘱托我陪同石公去李先生家过年。大年初一石公和我在中央民族学院逗留了一天，我还平生第一次喝了国酒茅台。李先生说一杯（小杯）值5元钱。价格昂贵，味道醇美。石公与齐公关系很好。我在北大时听过齐公讲授外国哲学史课达两年之久。齐公有胃病，在课间休息时都要吃点点心，先生带病上课的敬业精神令我十分感动。石公和齐公曾同游山西大同。石公有时星期天去齐公家，在齐公家午餐、午休，齐公也常来看石公。两位关系好似兄弟，令人赞叹。
有时石公也约我出去逛书店，吃顿饭。石公生日，有时也约我出去吃长寿面。吃饭似乎形成了一个模式，二两酒，两个菜，一碗汤，两碗饭，从不过量从不浪费。我们去的饭馆以海淀“仁和酒家”居多，酒家售的“莲花白”白酒，石公颇为赞赏，他说这是颐和园的藕粉酿制的。时过境迁，现在酒家与莲花白也早已不见踪影了。
十
任公与石公同年、同窗、同事、同志，相处、相交65年，因缘殊胜，情义深厚。任公以对石公的深入了解、丰沛感情，用凝练的笔触，准确、生动地对老友的为人做了“经典性”的描述；“石公生活朴素，无任何嗜好，喜喝酒，但量不大；喜散步，每天必散步一小时；喜旅游，全国名山大川，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不多。他履幽谷深涧不怕险阻，有似徐霞客；他率性恬淡，有似陶渊明；他目空千古，而口不臧否人物，有似阮籍；他善处师友，而不善于理家，又有似我的老师熊十力。”（《石峻文存》序）
北大老师中对我治学影响大的，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是冯友兰和张岱年，在佛学方面是汤用彤和任继愈。十分幸运的是，我到人大后又有石公的指导、点拨，石公虽不是我授业的老师，但我向他直接请教的时间最长，实在是胜似授业老师。
“深相忆，莫相忆，相忆情难极。”往事如烟，离情难尽，先师仙逝，情谊常存。石公的恩情永远深藏在我心中。
2007年2月8日于京郊时雨园
[原载《石峻文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