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图书馆、中国藏学中心等单位一些有志于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学者，采取研究班的形式，分工合作，共同收集、整理、研究散佚在汉文大藏经以外的佛教文献，令人无限感佩。他们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环境下，甘于寂寞，沉潜笃实，筚路蓝缕，以巨大毅力、坚定意志，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正式推出了《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它既反映了编纂者们对学术的执著追求精神，也是对佛教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值得赞扬，值得祝贺！
佛教是东方文化的主要体现者之一。经过印度和中国两大国的佛教学者各长达一千几百年的结集、撰写、积累，构成了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源，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它是人类有史以来诸多宗教、学派、流派中拥有文献数量最多的一家。佛教文献蕴涵着宗教、哲学、道德、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自然科学、民俗、心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内容，这是东方文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结晶。
佛教大藏经主要有三大系：南传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甘珠尔、丹珠尔。这三类佛藏均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然因汉文大藏经所包含的数量最多，经文所涉及的历史最久，流传地域最广，自然也就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
约在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冲突、交融、合流，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的“三教”之一，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巨流。在南北朝经隋唐到五代长达五个多世纪里，佛教在信仰、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实在儒、道之上。要掌握、熟悉中国文化，尤其是汉代以来的文化，不了解、研究佛教，是难以贯通儒、佛、道，窥视中国文化之全貌，更难以真正深入堂奥，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
汉文大藏经是印度佛典的汉译与中国佛教学者撰述的总汇。然而，“我国的汉文大藏经种类虽多，仍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文献散佚在藏外。例如：近代以来从梵文、巴利语、藏文、蒙文等各种文字翻译的佛教典籍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大量佛教典籍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保存的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古代佛教典籍正史、地方史志、从书、类书、个人文集中保存的佛教资料与佛教有关的金石资料近现代的佛教著作与资料”（《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卷首语）。这一些数量浩繁的藏外佛教文献，经过收集、整理、研究、编辑，都将汇集在《藏外佛教文献》中，陆续出版。
《藏外佛教文献》的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它将分散的藏外佛教文献收集起来，加以整理、研究，并便于入藏，为以后新编《中华大藏经》提供丰富、准确、完善的文献资料这对于文化积累具有重大意义。随着《藏外佛教文献》的相继问世，必将在佛学、哲学、文献学等领域开拓出新的天地，对某些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也将重新刊定，即推翻旧结论，确立新观点，而且还有利于调适当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丰富当代新文化的内涵，在文化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对于国内外的文化交流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总之，在文化积累、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诸方面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藏外佛教文献》意义重大，但要系统编辑出版又谈何容易！要把散布各处的原始资料收集起来，其中的种种实际困难就会使人望而却步。比如说，《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中的《头陀经》是依据五号敦煌遗书校勘定稿的。这五号敦煌遗书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日本、北京、天津。最终把它们全部找齐，确实不容易。又如《佛母经》有四种异本，《天公经》有三种异本，需要一一辨析。至于收集到的资料，有些或残缺不全，或模糊不清，或错讹变体，或鲁鱼亥豕，等等，如何校勘和标点也绝非易事。在整个收集、整理、研究、编辑和出版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资金又如何启动、运作和完成？摆在《藏外佛教文献》编委会面前的困难，真有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没有百折不挠的克服困难的精神，是难以有决心承担如此艰难重任的。
值得称道的是，该书编委会为了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完善的文献资料，采取研究班的形式，发挥个人的创造和集体的智慧，对整理者提供的每一篇文献初稿，都安排专人逐字逐句地核对底本、校本，并集体进行审读、修改、定稿，这对于保证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编委会还强调整理者必须尽量收齐所整理典籍的多种文本，慎重确定底本，并以各种文本作为校本，进行全面的校勘，这就保证了本书整理文献的完整性。此外，该研究班的成员认识到，整理文献只是研究班的任务之一，通过文献的整理，提高大家的学术水平同样是重要的任务。所以，他们提倡静下心来，坐在冷板凳上踏踏实实地读一点经。遇到论述义理的文献，则在整理的同时，还由成员轮流逐段串讲，大家一道补充、讨论，务必真正理解这些文献的思想实质。这的确是值得提倡的好学风。
在录文校勘体例方面，先题解后录文。题解内容为经名、异名、定性语、著译者、卷数、内容简介、学术价值、流传概况（包括历代经录有无著录）、异本、整理本所用底本校本情况等，从而使读者对录文及其整理情况有一扼要明确的了解。录文加以校勘和新式标点。有的整理者对录文做文献学方面的考证研究，其成果则作为附录置于原录文之后。
《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共收十五篇佛教典籍，其中有敦煌禅籍四篇、密教典籍一篇、三藏论疏三篇、疑伪经八篇（内含禅籍一篇），此外还有一篇研究论文。本辑收录属于最新发现并首次公布的有《禅策问答》、《息诤论》和《行事钞中分门图录》，所收八篇疑伪经大多也属首次公布。《大正藏》收入的《天请问经疏》是残本，《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是节抄本，而本辑收入的是完整的全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辑提出大藏传本《俱舍论》的一个错字——“可”。这个字应该是“所”，但由于草书字形相似，所以大藏传本写错了，而且连错了三处。（参见第一辑第247页的校记）“可”字在原文中虽然也能够讲通，但模糊了佛教很注重的“能”“所”关系。《俱舍论》是一部重要著作，大藏本是千年传本，竟然有这样的错误而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也说明佛典整理工作的重要。这些文献的公布必将推动相关专题研究的开展。收入本辑的典籍有的系在西夏故地发现，对研究西夏佛教有一定的价值有的则便于粟特文和汉文的比照研究。辑中《关于〈禅藏〉与敦煌籍的若干问题》系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文章指出，唐代宗密确实编辑过《禅藏》，其中相当一部分就保存在敦煌禅籍之中，根据敦煌禅籍复原《禅藏》是可能的，作者强调，一旦完成这种复原，必将揭开禅宗研究的新篇章。
此外，据了解，该书第一次样书在今年年初就印刷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印出的样书有一些错误。为了对读者负责，编委会毅然决定将已经印好的书全部报废，再行重印。编委会这种宁肯承担经济损失，也要对工作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十分值得称道。
最后，我们再一次热烈祝贺《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公开问世，我们衷心希望编委会诸同道，能够一如既往，同心同德，和衷共济，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崇高精神，排除万难，使《藏外佛教文献》一辑一辑相继出版，以嘉惠士林，造福子孙。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诚功德无量也。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