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教授早年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为《大纲》），近来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大纲》从脱稿到初版曾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途程。此书是作者在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抱着学术救国的幻想，奋发努力，集中三个年头（1934—1936），系统地潜心钻研中国哲学史的成果。嗣后，商务印书馆曾做就纸型，拟予出版。奈因战事关系，未能刊印。1943年原稿曾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印为讲义。1958年，即距完稿后22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利用旧存纸型，正式印刷出版，而此时作者已年过半百矣。此后隔了24年，即当张先生已到“古稀之年”时，才获再版重印。《大纲》经历了一代人的长期考验，时间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终究会持久地引起学人的注目。事实上，它还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泽田多喜男先生把《大纲》译成日文，这不仅表明张著的学术价值，重要的是也为中外学术交流增添了新的内容。
张先生是一位长于哲学理论思维、拥有丰富的资料知识而又严谨谦虚的学者。他经常说，研究中国哲学史，首先必须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坚持真理的勇气。他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商务印书馆决定正式付印《大纲》时，作者特意写了长篇“新序”，副题为“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序文除了说明《大纲》写作原委和情况外，着重对书中所包含的缺点和错误，做了深入的批判，并且就原书所略而未谈的古代各派哲学学说的阶级分析问题，做了系统的必要的补充。这次再版重印，作者除对原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删改外，又为旧本加了一些“补录”，如补充“形神问题简述”和“志功问题简述”这样重要专题的论述。还增加了大量的补充性的“附注”，这些“附注”涉及了各类哲学问题的实质性内容。同时，还把原宇宙论的第三部分“法象论”删去，将有关内容归并到相关的篇章中。又改原人生论的第三部分“人生至道论”为“人生理想论”。原书缺乏对哲学史中两种基本倾向的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情况的阐述，作者为此专门在“再版序言”中做了简要的系统的补充说明。这样，就使再版《大纲》以增添许多新成果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书中所做的批判、修改和补充，生动地表明了作者勇于自我批判和热爱真理的学者风度与高度的学术责任心。作为张先生的学生，笔者每念及此，都是由衷地钦佩和景仰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每一时代的精粹哲学思想，都是当时精神文明的光辉璀璨的结晶。《大纲》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哲学诸问题，内容充实，行文洗炼。它必将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发挥有益的作用。《大纲》有助于人们批判古代哲学思想中封建性、蒙昧性的糟粕，深刻认识其中的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继承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优良传统，锻炼理论思维能力，从而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水平。
《大纲》是一部52万余字的巨著，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有其重要特色。这也正是它的学术生命力之所在。
在体例方面，《大纲》以哲学的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所以又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它不是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套中国历史上的哲学，而是充分重视中国哲学的固有特点，从中国哲学实际出发；对中国古典哲学做一种分析的研究，细心考察中国哲学的脉络，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探寻出来，并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用中国哲学的固有概念范畴，叙述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以显示中国哲学的系统与条理。全书结构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宇宙论（天道论），其中又分本根论（道体论），即关于宇宙之最究竟者的理论，和大化论即关于宇宙历程的主要内容的探究。第二是人生论，其中又分为四部分：一是天人关系论，即关于人与本根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探究。二是人性论，即关于人性的研讨。三是人生理想论（人生最高准则论），即关于理想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理论。四是人生问题论，即关于人生的各种问题，如义与利、兼与独、欲与理、情与无情等等的讨论。第三是致知论，包含两部分：一是知论，即关于知的性质、可能、标准的理论；二是方法论，即关于求道之方、名言与辩等等的理论。这三部分互相关联，自成体系。这种体例结构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的系统和条理，从形式上做了分明而严整的处理。读者自会发现作者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安排该书的体例系统，并且以唯物主义观点来实现这一体例所规定的内容的。这是因为作者早年就是在辩证唯物论的影响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在流行的约十多种中国哲学史专著，都是按时代以人物为基本单位撰写的，这无疑是一种可取的体例，它特别有助于初学中国哲学史者的入门。但它也绝不是唯一的体例。张著的体例与众不同，使人有别开生面之感。体例的优越性是相对的，不同的体例，都各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张著体例的明显的长处，在于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哲学史做专门的、纵深的系统化了解，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哲学诸问题和思想学术的演变过程做深入的研究。
在内容方面，《大纲》对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也甚有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上：
其一，重视阐发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大纲》作者早年就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的中英译本以及论述辩证法唯物论的译籍，深为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并认识到辩证唯物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在辩证唯物论的启发下，作者在1933年前后撰写了二十余篇论文，其中有些就是宣传唯物论和阐述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文章。作者写作《大纲》的主观愿望之一也是企图阐发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大纲》体现了作者的唯物主义立场，在评价哲学家方面，于先秦褒扬墨子及荀子，于近古推崇张载、王夫之、颜元和戴震。如说：“王、颜、戴之学……确实走了一个新的方向，较合于现代思潮。”（《序论》）又说：“在关于人生问题的各家学说中，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学说可以说是比较精湛，比较切合实际的。”（《大纲》，494页）在评价哲学理论方面，区分唯物论与唯心论，并肯定唯物论。如在分析中国哲学中所谓理时，作者指出其涵括甚广，并断定“心即理说是主观唯心论的，性即理说是实在论的，亦可谓客观唯心论的，理在事说是唯物论的”（《大纲》，249页）。又说：“三说中以理在事说最为得实。”（同上）这些论断，现在读起来，似乎是中国哲学史的一般常识，但写在40多年前，则是难能可贵的。还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坚信唯物论的一贯立场和科学态度。张先生认为，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在于阐扬真理，为此必须从原则上肯定唯物论的正确性，指出唯心论的谬误性。要站稳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思想贯穿于《大纲》之中。
其二，重视阐发辩证思想的传统。系统地发掘和论述中国辩证思想，是张先生撰写《大纲》的又一主观愿望。作者通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辩证法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变易、反复、两一的学说”。《大纲》第一部分第二篇“大化论”集中阐述了辩证法思想，而其中第一、二、三章则专门探讨“变易与常则”、“反复”和“两一”的思想内容。所谓“变易”，即运动变化。所谓“反复”，是事物在一方向上演进，达到极度，无可再进，则必一变而为其反面，如是不已。所谓“两一”，“两者对待，亦即对立；一者合一，亦即统一。两一即对待合一，亦即对立统一”（《大纲》，109页）。作者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反复是变易之规律，两一是变易之根源。反复的理论比较疏略，两一的理论则甚丰富”（《大纲》，162页）。对于中国哲学中丰富的对立统一原则，作者总结为五项：第一，对立的必然，即对立的必然性与普遍性；第二，对立的统一关系，其中又包含对立之相倚、对立之交参、对立之互转、对立之相齐和对立之同属五个方面；第三，对立的综合；第四，对立统一与变化；第五，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这是对中国对立统一思想的精微分析和精当概括。
十分可贵的是，作者在40年前就充分地肯定了辩证法的认识价值，说：“中国哲学中两一的观念，可以说与西洋哲学之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统一原则，极相类似。对立统一原则，是辩证法核心，中国哲人所阐发的已精而详。虽仍有不清楚不完备之点，但大体亦甚丰富而深彻。这实在是中国过去哲学中之可贵的贡献。”（《大纲》，126页）还说：“认为宇宙是变动的，又认为变动有常则，同时承认变与常而不妄以其一为虚幻……也实是在今日仍应持取的态度。”（《大纲》，100页）正是与肯定辩证法思想相联系，作者对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持批判态度，如说：“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复’有两层意义，一为终则有始，更新再始；二为复返于初，回到原始。二义不同。但古代思想家往往将此二义混为一谈，以为更新再始即是复返于初，因而陷入于简单的循环论。”（《大纲》，101页）
作者在整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遗产时，还特别注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庄子·天下篇》所载辩者学说二十一事的分析评价，学者看法分歧很大，谓辩证法者有之，谓诡辩者也有之，前者主肯定态度，后者持否定态度。作者认为“其中一部分实在是诡辩。然就其大体观之，注意于事物之分析，在中国哲学中是很有特色的”（《大纲》，158页）。既非全面肯定，也非全盘否定，而是基本肯定，在肯定中有否定。这种具体分析的方法，才能真正区别哲学遗产的精华与糟粕，这也是作者自身运用辩证法思想的体现。
人们常言“人无完人”，看来学术著作亦可说“书无完书”。《大纲》是40多年前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历史局限，以致在取材和论述范围方面，在一些问题的提法和一些观念的阐明方面，都存在着某种缺陷，这些，作者都在《新序》和《再版序言》中一再详尽地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言。此外，我认为全书纵横布局似有不平衡之感。从纵的方面说，由于作者过去把中国佛教思想当做中国哲学史中的“客流”，又以为哲学并不依附宗教，而把佛教思想全部略去，这样就使得全书内容显得两头重中间轻，即先秦和宋元明清两部分相当丰富，而汉至唐部分则显得单薄。从横的方面说，缺少了历史观方面的内容，在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部分中，致知论仅占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太少了。另外，有不少出处的注明不够具体，不便读者查阅。我想这些只是美中之不足，掩不住《大纲》的优异的学术价值。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