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重振“文学浙军”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浙江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一部分浙江作家、学者、评论家开始面对浙江现代文学的辉煌和当代文学的平庸之间的巨大反差，思考如何“重振文学浙军”。具体来说，在1994年11月全省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浙江作协以组织的形式正式提出了“重振文学浙军”的口号，此后，1995年省文联文学月刊枟东海枠开辟“重振文学浙军”专栏，召开会议，邀请相关领导和文学专家，对如何“重振文学浙军”展开了广泛讨论；之后，枟浙江日报枠也介入了这场讨论，围绕这一话题，枟浙江日报枠在“钱塘江”副刊上开设专栏，进行了为期大半年的讨论。这里所说的重整“文学浙军”是指这次围绕振兴浙军文学所展开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主要发生在1995年前后，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重新回顾这次大讨论时，我们会发现新时期浙江文学的发展与这次大讨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因而对这次重振“文学浙军”大讨论的研究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重振“文学浙军”提出的缘起、重振“文学浙军”的历程和基本方案、重振“文学浙军”的影响和效应、重振“文学浙军”的启示和文化对策这四个方面对这一关涉浙军文学发展兴衰的事件进行考察。
一、重振“文学浙军”提出的缘起
为什么要重振“文学浙军”？在1995年前后浙江的作家、学者、评论家们为什么会集体出场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重振“文学浙军”的缘起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浙江现代文学曾经辉煌过，而新时期浙江文学与其相比，辉煌不再，更显平庸，因而需要振兴浙江文学；另一方面，在新时期文学发展格局中，“陕军”、“湘军”、“晋军”、“豫军”和“鲁军”取得了非常显要的成就，而“文学浙军”则显得要贫瘠一些。因而，无论从纵向历史发展来看，还是从横向的省际文学发展来看，新时期浙江文学都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因而需要振兴浙军文学。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谈为什么要重振“文学浙军”。
（一）浙江现代文学的辉煌与表现形态
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在此时间段，中国文学经历了一次与传统的断裂，但文学的脐带并未彻底割断，不可否认，中国现代文学的蜕变和阵痛过后所展现的新貌，传统文学的精髓是铸就现代文学优秀品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浙江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基本上亦遵循此发展规律，与中国现代文学保持着一致的前进步伐。
回溯文学的发展历程，仅取近代文化积淀的优秀成果便可获悉传统文学对近代文学的滋养和影响。作为“文化之邦”、“鱼米之乡”、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的近代化进程明显走在前列。与此同时，文学亦凸显出其反映时代、书写历史的功能。借助于一批早期思想启蒙者之口、之手，如龚自珍、夏曾佑、黄遵宪等，这些受启蒙文化思潮浸染的有志之士，痛陈流弊，倡言改革，积极投身于文学的新潮当中，使得近代文学散发出不同的光彩，而且他们的远见卓识也为早已滋生的启蒙文化思潮打上了近代化印记。如王嘉良所言：“这一时期浙江文学之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近代化造就了文学的诸多新质，尤其是经交融在世界文化大潮中的近代文化思潮的洗礼，积储了一支文化新军，他们已开始向文学的‘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这对于未来浙江文学的发展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新文学’时期形成一支壮阔的作家队伍，是基于这一积累；浙江文学在其后数十年保持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一积累。”①这一切为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和传承的内容。
厚积薄发的浙江文学吸收了传统文学的营养乳汁后开始在20世纪初大放异彩，绚烂夺目。20世纪初叶，在前述的启蒙文化思潮之洗礼和外来文化的撞击下，新文化以及新思潮的流动和传播更为迅速，也加速了一场酝酿已久的新文学运动在其后的时间内终于以不可遏制之势在中国大地上掀起。感应此浪潮的浙江新文化之人，如钱玄同、周氏兄弟、沈雁冰等浙籍学人在随后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将其秉承的启蒙思想和新的文学观人生观等通过文字努力彰显于世人眼前，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也于无形中催生着浙江文学现代性的潜滋暗长。
在汉语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浙江作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人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现代神话，不仅出现了像鲁迅、茅盾这样的文学巨擘，而且涌现了大批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家，如郁达夫、叶圣陶、艾青、丰子恺、徐志摩、戴望舒、夏衍等，可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上百名。不仅在数量上，浙江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学品格、质量等方面来看，浙江常常居于中国文学的制高点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浙江作家引领着中国文学的走向。浙江自“五四”新文学以后，许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团体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鲁迅成为汉语文学向现代挺进的主将，郁达夫、茅盾等作家则是紧跟其后的斗士，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开拓了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
浙江现代文学为什么会如此辉煌，这种辉煌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能够为今天重振“文学浙军”提供借鉴意义。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是不可忽视的。
（1）吴越文化的传承。浙江土地上流动的是独具其地域特色的吴越文化。“东南财赋地，浙江人文薮”是人们对中国东南、浙江地区文化发达的赞语。浙江文人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生长、发展。吴秀明从吴越文化的诸多方面观照其对文学浙军的影响：一是吴越之民勤劳又机巧、富于创造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二是吴越之民重乐轻礼，酷爱自然，富于想象，为文学艺术提供了较好的心理基础；三是吴越之民性主和谐，包括奢靡民风，艺术多呈阴柔秀美。① 吴越文化发展到近代，为后起的本土作家提供了启蒙文化思潮的洗礼。中国现代作家在两浙地区的大量涌现，可谓是其本土文化不断发展演进的必然产物。
（2）经济的迅速发展。19世纪末叶，随着西方势力的逐渐渗透，中国的自然经济模式开始解体，民族工业已发展起来。浙江由于其沿海的地理优势，民族工业已有相当规模，这不仅有利于酝酿新的思想文化变动，也为文学的向前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如当时出国留学的学子中，浙江学子占据很大的比例。出国留学，带来异域新风，也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当时的浙江社团林立，社团的经费来源大多来自社员的社费，这无疑与当时浙江优越的经济地位有关。由此可见，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文化文学的发展，为文学的繁荣景观创造了物质条件。
（3）出版业的发达。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现代印刷业、出版业的繁荣促使现代文学的传播更迅速，范围更广，文学与市场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因此，这种商业操作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毋庸置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出版业最发达的地区当属上海，浙江毗邻上海，受其辐射，出版行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浙江文学的传播与发展。另一不争的事实是当初整个上海出版业浙人占78%，在出版行业浙军掌有绝对的资源优势，相对发达的现代传媒促使浙江文人及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功名。
（4）同人的互荐与扶携。“在新文学发生时期，由于某种历史的偶然机缘，浙江文人得以建构其强大的以浙江地域为维系根据的人际网络，这种人际网络在当时又恰好掌控了中国新文学的话语权，从而为以后‘浙江潮’形成蔚为大观之势奠定了厚实的基础。”①显然，这是促使浙江现代文学辉煌背后相对偶然的因素。例如当时作为新文学阵地的北京大学，其首任校长便是浙人何鹬时，之后，便有大批浙人涌进北大任教：朱希祖、黄侃、刘师培、周氏兄弟、钱玄同等，成为日后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另外，以社团形式出现的浙人团体和流派等，同样发挥了地域人际关系的作用。如“浙江乡土写实小说”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迅的帮助，还有后来的语丝社、沉钟社等都与鲁迅的扶持有关。现代文学史上浙籍文人彼此间的交往，互荐无形中壮大了浙军的队伍与实力，推动文学的发展。
当然，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比较笼统，难以说全面总结了浙江文学辉煌的原因。不可否认的是，浙江文学的辉煌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并且在这种作用下产生了丰富的文学样式和高品质的文学内容，留下辉煌的成就。
在叙述完浙江现代文学辉煌成因之后，我们再简略的论述一下浙江现代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等领域的具体表现，这样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浙江现代文学辉煌的表现形态。
（1）小说领域。鲁迅的小说创作，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根本性的革新。鲁迅的小说与“五四”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相互辉映，彪炳史册。鲁迅开创的乡土写实派小说导致了后来文学史上有名的“浙东乡土作家群”的形成。在鲁迅扶持和影响下走出来的这批浙籍乡土作家，在试图超越前辈的努力中对鲁迅有继承而又有所超越，在地方色彩的描绘和地域风情的展现方面，显示了独特的文学与流派意义，一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更贴近民族化的浙军队伍就此崛起。同时期的另一位影响深远的浙籍作家郁达夫却开创了另一迥异于乡土小说的新流派，即以抒发自我感情为主的“自我”小说。他一生所作近五十篇小说中，有近四十篇是自叙传小说。他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典型，即“零余者”人物形象。作者借助“零余者”之口浇自我心中块垒，描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挣扎、苦闷以及不懈的追求。他的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作了深度开掘，记载下了“五四”时代人性觉醒的历史。他的浪漫抒情风格直接影响了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开创了小说艺术的一个流派，其余波至今犹在。① 在理论建设方面，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毫无疑问是对“人的文学”补充和进一步深化。“平民文学”理论充盈着“五四”作家的平民意识。周作人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同时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在当时获得诸多同人的回应，其中便有其胞兄鲁迅。鲁迅的文学创作历来注重面向大众，强调文学的启迪与启蒙作用。周氏兄弟的文学理论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潮相契合，对新文学的启蒙功能作出了具体的诠释。进入30年代，茅盾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诸多气势阔大、具有“史诗”品格的社会小说，开我国社会剖析小说的先河。另有左翼作家柔石、王任叔、楼适夷等反映尖锐阶级对立、农民反抗斗争的小说，在艺术上极大地提升了左翼小说的价值。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等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带有独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又有鲁迅、郑振铎等深入开掘历史题材领域。浙军在推动现代小说的成熟过程中首建其功，以上所述的仅是一部分代表性人物，另有众多如俞平伯、汪敬熙这样的作家，他们对中国现代小说品格的建立与迅速走向成熟，有积极的意义。
（2）诗歌领域。中国新诗起步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浙籍诗人的创作丰富了新诗的内容和形式，并且推动了诗歌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五四”白话诗人群中，浙籍诗人鲁迅、周作人、沈尹默、刘大白、俞平伯、陆志韦等对新诗的催生有过积极的助威，在创作上进行呼应。20年代初诞生于杭州的湖畔诗派以流派的方式显示了浙江诗歌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湖畔诗社成员主要有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汪虽是安徽人，但大半生在浙江度过，与浙江有着不解之缘。“‘湖畔’诗人多写青春的苦闷和内心的欲求，同时也写自然风光和人生情境的诗，深化了‘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①他们的诗意象轻盈优美，带有浙江地域文化中特有的柔美。另一位从“柔情似水”的吴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诗人徐志摩身上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名士气”和西洋现代文人的“绅士气”，这种内在的独特性在其诗歌创作上表现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其后又有邵洵美、方令孺、陈梦家等新月诗人紧随其步伐，共同为浙江诗歌在中国文坛赢得了重要地位。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在浙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戴望舒为主的现代主义诗人的合力推动。施蛰存主编的枟现代枠杂志，戴望舒主编的枟新诗枠和许迟主编的现代诗杂志枟菜花枠等为浙籍现代派诗人提供了写作的平台，另外还有穆旦、袁可嘉、钱君匋、孙大雨及赵萝蕤等人，他们共同将现代主义诗潮推向高潮。与现代主义诗潮相对的是现实主义诗潮，当时浙江的许多诗人也偏重于写实，从五四时期以刘大白为代表的白话诗，到20年代中后期的无产阶级优秀诗人殷夫，再到抗战时期的艾青、冯雪峰、阿垅、赵萝蕤、赵瑞蕻以及莫洛与温州的海燕诗社等，都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现实主义力作。②
（3）散文领域。20世纪的浙江散文创作出现壮观景象，与其庞大的散文创作队伍密切相关。在中国现代散文创作队伍中，浙籍作家依然占有明显的地位。可以说，引领我国散文发展新潮流，推动散文的整体发展，浙籍散文家功不可没。文学革命开始后，现代散文以多种样式呈现。首要的便是鲁迅创作的带有其犀利特色的杂文，并且形成后来我们所说的“鲁迅风”。其次是周作人提倡的美文，对现代散文进行了初步定位，在散文体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周氏兄弟开创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散文体，给中国散文提供了优秀的典范。另外，还有一批散文家如钱玄同、徐志摩、孙伏园、郁达夫、俞平伯等同样在散文题材和审美上有着开拓和创新之功。与此同时，作为社团而存在的语丝社，给中国文坛留下了颇有影响的语丝派散文，并且对散文文体的革新使其贡献更为突出。30年代写实散文的代表作家是茅盾，他的创作增添了浙军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的分量。他的散文反映了社会真实的一面，具有深刻性和战斗性。此时另一个有影响的散文流派是“白马湖”派，其中丰子恺，夏丏尊的成就与影响最大。除此以外，浙籍散文家还有鲁彦、苏青、陆蠡等，一同构筑了浙军散文作家的队伍。
（4）戏剧领域。新文化运动初期，有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对旧戏进行批判，介绍大量西方戏剧作品与理论。在日后的发展中，有杭州女剧作家濮舜卿、宁波的袁枚之、吴兴的宋春舫以及诗人徐志摩等在戏剧的题材和风格上有所开拓与丰富，扩大了戏剧的传播。在30年代，戏剧的发展明显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当时浙籍左翼剧作家有楼适夷创作了诸多贴近工人大众生活的戏剧。40年代在戏剧形式探索上取得不菲成绩的徐、陈楚淮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现代主义剧作家。另外还有邵荃麟、尹庚、夏野士等也在戏剧创作上共同丰富了浙江文学的文学形态。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浙江现代文学无论是在创作水平上，还是在创作队伍上，还是表现领域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新时期的浙江文学与之相比，确实是略逊一筹，这就是重振“文学浙军”提出的一个缘起。另外一个缘起则在于新时期浙江文学发展与国内别的省际文学相比，也没有优势，下面我们将从这一方面分析重振“文学浙军”的另一缘起。
（二）新时期浙江文学发展历程及其瓶颈问题
新时期浙江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是在经历了痛苦与磨难之后产生的，由此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断裂使得新时期之初的浙江文坛显出一种与整个中国文学相似的创作趋向。一批中老年作家复出文坛后表现最多的就是“十年文革”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以及对这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浩劫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时不仅生活在域外的像艾青、夏衍、徐迟、茹志鹃、林斤澜、张抗抗等老一辈作家沿着全国文学发展的主潮不断创作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生活在浙江本土的作家们也迅速调整创作心态，使文学回归于真实的生活，回归于人的内在心灵和情感世界，抒发他们对那些在人们生活中已渐趋疏远的“爱与美”的追寻和讴歌。
（1）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与“爱与美”的赞歌。汪浙成、温小钰这一对夫妻作家重返文坛后笔触对准的即是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知识分子。其创作的枟积蓄枠、枟吉符枠分别从经济和政治层面关注着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他们似乎把自身的情爱融入笔端，满怀深情的谱写着一曲曲“爱与美”的歌。其代表作枟土壤枠主要写了魏大雄、黎珍、辛启明三人在“文革”前后交叉碰撞的生活道路。从社会题旨上可归入“反思文学”，但小说打动我们的不仅是其深沉的思想力量，还有辛启明、黎珍、刘子磐、玉玲彼此间交葛纠缠而又美好的爱情。可以说，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爱与美”是不会被扼杀殆尽的。这一作品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其另一篇以孩子升学问题为视角的小说枟苦夏枠获得了第二届中篇小说奖。这一时期，叶文玲的枟心香枠则超越了对“文革”伤痕的控诉，直接抒写了一曲“爱与美”的纯情之歌。在叶文玲以后的文章中，我们最鲜明读到的就是她的这种“爱与美”，美的意境衬托着美的语言和美的情感，“爱与美”的艺术追求像“过滤器”一般过滤着融入她艺术视野中的一切，对美的追求已经成为她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同时期，龙彼德的长诗枟祖国，你应该富枠，则以诗人的敏锐表达了对祖国富强的极度渴望，以诗的形式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这些作家把这种融审美理想和道德理想为一体的“爱与美”的文学信念视作一种生活理想，无怨无悔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他们的作品一出文坛便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今天看来，仍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张廷竹的枟希望枠、叶九如的枟一对忘年交的遭遇枠、王旭烽的枟人精枠、王克俭的枟被遗弃的人枠都在全省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和讨论。浙江作家是全国创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2）寻根文学的崛起与浙江地域文化的发掘。80年代中期，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逐渐复归和深化，韩少功、郑万隆、阿城、李杭育、郑义等一批具有强烈文化意识的文学青年不满足于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叙写，他们借助外域文化的开放性思维，开始深入探寻传统文化，努力开掘本民族文化之根，这些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寻根文学作品，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寻根”的热潮。
在这场寻根文学的大潮中，浙江作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努力深入吴越文化的内部，寻找地域文化中的种种本质特性。如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叶文玲的“长塘镇风情”小说等等。这些作家从各个角度展示了浙江这块地域中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各种形态，这使他们在全国文化寻根小说中占有显赫的地位。李杭育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在当时文坛独树一帜，被认为是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李杭育亲眼目睹了葛川江及葛川江沿岸的变迁，他80年代的大量作品，如枟葛川江上人家枠、枟最后一个渔佬儿枠、枟沙灶遗风枠、枟珊瑚沙的弄潮儿枠、枟船长枠、枟土地与神枠、枟人间一隅枠、枟流浪的土地枠等等，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他自身与葛川江农村及农民的那种渗入血液的无以摆脱的联系。他对吴越文化的追寻不只是满足人们通常意义上的江南水乡风情，而是带着强烈的反思力量，超越了江南水乡的阴柔气质，以期还原这块土地上远古的阳刚之美。枟葛川江上人家枠展现的是秦寨人雄劲的生命强力。枟最后一个渔佬儿枠通过精当的选材、细致冷静的白描手法和对葛川江风土人情的描绘，塑造了柴福奎这个渔佬儿形象。这是一个朴实、固执而且带着点原始的浪漫与狡猾的打鱼人。他似乎是上一代的遗民，在整个社会已经受到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的时候，他仍然迷恋着传统的、古朴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其生产方式、心理状态还是道德观念，都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渔佬儿们纷纷上岸改行了，他却仍然在江里打鱼。文字中透漏出孤独与苍凉，表现了作者对吴越文化的叹惋和追悼。而枟人间一隅枠塑造的是一个倔强、自信、冷峻的苏北汉子。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与韩少功、阿城、王安忆等人的小说一道，成为众多批评家解析的对象。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则着眼于浙江温州地区的风俗民情，着意于地域文化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方式，以及传统地域文化对人性的制约。叶文玲的“长塘镇风情”小说也是立足于她的故乡，以乡风乡情来叙述那里一些极为平凡普通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李庆西则以新笔记体的小说形式进入文化寻根的内涵。此外，还有赵锐勇的“沅江系列”、沈贻炜的“绍兴市井系列”小说？ ？均以吴越文化为依托，着力于表现吴越之地的风土人情，营造吴越地区的文化氛围，体现出鲜明的寻根特征。在诗歌创作上，以王彪、王自亮、李越、陈云其、丁竹、厉敏等为主的东海诗群，则把自己的诗情述诸于深邃的海洋，努力探寻神秘博大的深蓝所包含的各种生命和人性的气质，寻找另一种文化内涵。以柯平、伊甸、宫辉、力虹、沈健、程蔚东以及后来的莉佳、沈方、石人等为代表的“南方生活流”诗派从1982年开始形成，在1985年之后形成顶峰，在全国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寻根文学”不仅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浙江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转折点，在这场文化寻根过程中，直接触动了当代小说在文化内蕴上的转变。在其过程中，浙江文学界呈现了十分活跃的态势。在90年代市场经济潮流中，虽然经济发展对文学有着巨大的冲击，但浙江的“吴越文化”风情创作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1992年浙江省召开了一次规模颇大的“吴越风情小说研讨会”邀请了全国创作界和评论界的许多主要人物就“吴越风情”小说进行多层面的学术交流。翌年，浙江作家创作、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以“吴越风情小说书系”的一套丛书：以陈军的枟东方闲情枠、杜文和的枟牧野津古渡枠、金学种的枟驻跸三怪枠、陈小萍和胡小远的枟太阳酒吧枠、刘文起的枟梅龙镇三贤枠等五部作品从各个角度对吴越地域文化进行了探索。女作家王旭烽是浙军的后起之秀，她在枟断桥残雪枠、枟王谢堂枠、枟南方有嘉木枠中表现出了吴越文化的内蕴。项冰如、王旭烽、沈治平、谢鲁渤等一批较为活跃的老作家应枟西湖枠杂志的倡导，创造了诸如枟孤山梅魂枠、枟倦倦游子归枠、枟风波亭岳飞全传枠、枟花非花雾非雾枠等一批新历史小说。90年代中期，袁大梁、陈军、杜文和、王旭烽等作家以“茗古屋闲话”为栏目创作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也是对吴越地域文化的审美发掘。以费淑芬、汪逸芳、白虹、莫小米、赵福莲、苏沧桑为代表的浙江女性散文作家，几乎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顺承了吴越文化的精髓，文章中透漏出一种自成的江南情调。在90年代末，浙江还涌现了像刘长春、张加强等散文作家对自身所处地域中的历史文化名流进行反思和追述。与这种自觉的地域文化创作思潮相呼应的是，有关吴越文化的文学评论和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和完整。
（3）现代先锋创作与新历史主义写作。与寻根文学几乎同时兴起于新文坛的是一股强劲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批批青年作家国外现代主义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并开始致力于这种现代文本的尝试，从而在寻根文学后掀起了一股强大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各种新的文学观念和现代艺术手法在浙江文坛竞相上演，诗歌以一种民间的方式走在了各种文学门类的前列，汇成了强大的民间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浙江作家也同样以各种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加入到了这股现代主义大潮之中，形成了几个具有先锋的青年诗人群：以王彪、岑琦为代表的“东海诗群”；以梁晓明、余刚、李绚天、潘维、梁健等为代表的诗人组成的“北回归线”诗人群；以柯平、伊甸为代表的“南方生活流”；以奕林、荣荣、卢文丽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群”。他们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先锋诗人，但先锋派的诗歌理念艺术技巧仍在他们作品中留有印记。80年代后期出现的海盐作家余华作为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几乎从一开始进行现代主义创作时，就努力回避对域外现代派的简单模仿，在审美观念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定位，他不愿重复别人、重复自己。他曾提出自己的叙事理想是“真实”。他的这种真实是接近人精神的一种真实，余华意在这种真实的背后繁衍出广阔的意义，他以创作主题内在的精神秩序重构小说中的叙述，展示新型的小说形式。从1987年发表枟十八岁出门远行枠起，余华就开始在讲述故事中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某种形而上的思考。枟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枠、枟现实一种枠、枟四月三日事件枠、枟河边的错误枠等都以他自创的一种“无我的”的冷漠的叙述方式进行着他的颠覆性写作。余华的异军突起，使“浙军”在中国文坛格局中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浙江省也有一批作家开始站在现代主义思想的角度重新审度历史、重构历史、还历史以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张廷竹军事题材的作品枟黑太阳枠、枟酋长营枠、枟支那河枠、枟阿波罗踏着硝烟离去枠及稍后的枟他在拂晓前死去枠等“战史故事”系列小说，看似在重述历史故事，实则完全逃离了以往历史小说的写作规范，既无具体的史实资料，也无公众共同体认的历史价值观和真实观。他不注重事件的可堪证性，只强调叙事自身的真实性；不对历史的宏大主题进行诠释，只对历史境遇中人和人的生活进行生动的表达。继张廷竹之后，王彪、廉声也创作了一批相好的新历史小说。李庆西的枟人间笔记枠等系列新笔记体小说，显得独具一格。
余华在进入90年代后，写作开始接近日常生活，对作品中的人物显露出某种世俗关怀。开始回到现实、回到民间，开始重视历史。这无疑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厚重感，增加了作品的亲和力和感染力。90年代的两个长篇枟活着枠和枟许三观卖血记枠中的两个主角———福贵和许三观都来自于民间，都是极普通、极平凡的人物，他们没有神秘的出身、没有怪诞的遭遇。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中国人惯有的忠厚与坚韧，他们所面对的是一次次自己难以把握却又在常理之中的灾难，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勇敢地承受、顽强地生存，力所能及地维持自己和家人做人的尊严和生存的权利。这便是真实的生活，这便是生活的常态。余华在90年代找回了历史，缓和了同现实与日常经验的关系。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种超越。余华90年代的作品，依然有着对死亡和灾难的迷恋和描述，但其所要反映的主题内蕴却得到了深化。枟活着枠中的福贵一生中所经历的就是看着亲人一个个亲人离他而去，他从拥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到最后成为鳏夫，在一次次的悲痛中学会了振作、选择了坚强，把人类的生生不息发挥到了极致。余华要告诉我们的是：世界是荒诞的，是单个人无法掌握的，但人对世界并不是一味的顺从，人有对灾难巨大的承受能力，人可以通过努力去适应这个世界，改善自己的处境，坚韧地生存下去。这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生存体验，人旺盛的生命力和伟大的人性得到了张扬。由此，余华90年代的作品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浙江的先锋小说在90年代也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和水准，最有成绩的是被列入“晚生代”的王彪。他的主要作品枟身体里的声音枠、枟致命的模仿枠、枟在屋顶飞翔枠等小说表达了欲望作为核心动机对人类生存行为中的制约，表达在一个价值失控年代里迷失在欲望之途的心灵救赎之可能。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起便引起了文坛很大的反响，他的小说深化了作家在以往叙事中对自身成长记忆的体悟与思考，深化了关于生命、欲望、苦难、历史的哲学命题，也推进了先锋派叙事对人类存在的深层探究。出生于60年代末的艾伟是新生代作家群中的实力派人物。目前已出版的长篇小说枟爱人同志枠、枟越野赛跑枠，小说集枟乡村电影枠、枟水中花枠、枟小姐们枠、枟水上的声音枠等。其作品主要将“生命本质中的幽暗和卑微”作为叙事聚焦的对象，其作品充满了人性关怀。赵柏田以其丰富表情和想象的创作照亮了浙江文坛，他的枟历史的碎影枠、枟岩中花树枠，以及列入“浙东作家文丛”的中短篇小说集枟站在屋顶上吹风枠，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颇有艺术自信的作家不断追求的身影。
（4）新世纪的浙江文学新世纪浙江文坛异常活跃，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文学创作颇有硕果。目前湖州活跃的一批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其写作已经成为十分耀眼的文学生态之一。这些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子，普遍有着超常的智慧和创作的热情。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如今，她们或成为终日与文字打交道的自由撰稿人，或已经出落成为高等学府中令人羡慕的骄子。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人与写作间天然的亲缘关系，写出了她们这个年纪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愁。其作品风格多样、想象奇特、意境深厚。疏朗的文体十分适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她们试图靠艺术实力说话，用作品征服读者，这些作品以青春生长的顽强姿态，成为文学园圃中显著的增长点。湖州“80后”女作家群的文学潜质很好，她们是接续着“70年代”作家的脚步向我们走来的一支文学新军。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中国小说界崭露头角的浙江青年作家夏季风，在写小说之前已经是一个卓有建树的诗人了，他不仅在枟诗刊枠等国家级诗歌刊物有诗作发表，而且出版过获奖诗集枟感伤言辞枠。因而，在进行小说创作后，将浓郁的诗质关窗到了小说创作中。他的枟罪少年枠、枟世纪末的救赎枠、枟现实与传说枠、枟苏门答腊的救赎枠等小说表现出了浓郁的诗情。新世纪以来，温州青年作家群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并形成了颇具影响的“温州文学现象”。钟求是2004年度发表的中篇小说枟谢雨的大学枠在2005全国中篇小说年会暨全国文学期刊主编论坛上，获得首届“枟北京文学枠中篇小说月报”奖。他的小说的创作内容与社会生活几乎是同步的，他努力表现爱情、情感生活的各种状态。他的创作非常活跃，其作品枟未完成的夏天枠、枟你的影子无处不在枠、枟远离天堂的日子枠、枟秦手挺瘦枠、枟雪是最白的纸片枠、枟给我一个借口枠等颇受读者欢迎，一些作品还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枟零年代枠更是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王手1982年开始小说写作，他是一个十分注重艺术个性的作家。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以极先锋的精神姿态创作了一批反讽意味的荒诞小说，近年小说作品散见于枟收获枠、枟人民文学枠、枟钟山枠、枟花城枠、枟当代枠、枟十月枠、枟作家枠、枟山花枠等刊，另有长篇枟谁也不想朝三暮四枠、枟茁壮成长枠两部，中短篇枟火药枪枠、枟英雄穷途末路枠、枟少年少年枠、枟上海之行枠都获得浙江省优秀小说奖。枟西门之死枠、枟狮面人身枠在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吴玄是新生代作家中值得期待的一个，他在为数不多堪称经典的作品中折射出许多新鲜的小说经验。在早期的枟玄白枠、枟西地枠等中篇里，他曾试图彰显一种富有深度的文化精神，探究人物内心深处无法剥离的文化质色，以及它们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强力规约。但是，随着时光的流失，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构主义的泛滥，吴玄开始越来越怀疑任何“意义”建构的价值，并进而向虚无和无聊的生存境况发出诚挚的邀请，创作了枟像我一样没用枠、枟虚构时代枠、枟同居枠、枟谁的身体枠、枟都没意思枠、枟陌生人枠等一系列回避“意义”追寻的作品。在这些小说里，吴玄以巨大的叙事热情，不断地展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本质———取消人物的理性思考，取消生存意义的探寻，以无边的逃离和游走实践着伯林所强调的“消极自由”，以人物自身的内部分裂突显自我的陌生与存在的虚无。可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中，也很少发现像吴玄那样对空虚和无聊的精神征兆有着极为独特的审美体验的作品。从早期的王朔到后来的卫慧、棉棉，都曾被一些学者贯以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创作并没有完全脱离意义的追寻，只不过是借助一种边缘化的价值系统来反抗主流的价值谱系而已。而吴玄则深入到了虚无的内部，不断地展示了现代人在生存上的分裂和无聊，凸现了现代社会越来越流行的各种精神病理学的特征，从而使他的创作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标本。东君的枟树巢枠以其文化韵味深厚、叙事内容独特、语言幽默犀利而在家族小说是独树一帜。他有别于其他家族小说的特点在于用流浪汉体的结构来写，他不是着重放在对一个家族中所有成员进行整体的、常态的推进地描述，不讲究所有人物交织在一起地连贯性的命运追问，而是对之进行了夸张、虚构、变形，呈现出一个似乎是超现实主义的、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从这点说，枟树巢枠既是一部家族小说，又是一篇讽喻宗法社会的寓言。如此胆大妄为，只有枟红楼梦枠敢如此着笔。因此，作者从枟树巢枠出发，在写作上获得了飞翔的姿态。
新时期以来浙江文学有很大的发展，对推动浙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半壁江山”的浙江，进入当代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其文学发展似乎并不如人意。这种不如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领域———因为当今的文坛上，一种不成文的观念便是：大凡提到文学，主要是指小说。尽管浙江也曾涌现过叶文玲、汪浙成、温小钰、张廷竹等在新时期初期便享有一定声誉的小说家，涌现过李杭育、李庆西等寻根小说的代表性人物，涌现过余华、艾伟、王彪等一些新锐作家，但是，面对近年来的文坛格局，尤其是与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江苏、上海等省市相比，其衰弱之势似乎不可避免。针对这一现实，特别是在1992年前后，“文学陕军”以整体高水平的姿态在中国文坛亮相之后，浙江文学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1995年前后浙江文坛发起了“重振文学浙军”的思想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必须正视浙江文学的现状，找出了浙江文学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主要在于一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浙江文学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群体力量的匮乏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无论是中年还是青年，都缺乏一批具有较强写作实力的作家群。二是吴越文化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多年来，浙江作家的作品总给人以一种阴柔的感受，缺少了那种大气磅礴、纵横捭阖的作品，就是沉重与悲凉也不多见。许多作品珠圆玉润，精致小巧，其中虽也裹以小隐痛小感伤小苦涩，但终究难成大气候，更是难以成就大作家。下一节我们主要讨论重振“文学浙军”大讨论的发展历程、来龙去脉和提出的基本方案。
二、重振“文学浙军”的历程与基本方案
（一）重振“文学浙军”的发展历程
从“五四文学”到“30年代文学”，新文学“浙军”领先全国的优势地位是非常突出的，然而此种优势在后来的新时期就难觅踪影，同国内同时期崛起的“晋军”、“陕军”、“湘军”、“鲁军”相比，又何尝可以比肩而立？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同样是浙江人，同为文物之邦的后裔，何以相距如此之遥？因此，认真总结浙江新文学前辈的经验，寻觅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以“重振浙军雄风”，实在是十分迫切又有意义之举。
针对这一现实，浙江文坛发起了重振“文学浙军”的大讨论。1993年10月浙江省作家协会在杭州召开规模颇大的的“吴越风情小说研讨会”可以看做是振兴“文学浙军”的一次预演。因为就那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来看，它已颇多触涉到“文学浙军”的一些主要的或基本的特征，可以说是为“文学浙军”口号的提出奠定了文化学的基础，做了必要的理论铺设和舆论传播。
1994年11月，由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省作家协会共同组织的浙江省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全省的110名青年作家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家协会处书记张锲、中宣部文艺局领导刘玉山以及省委、省委宣传部等部门领导都参加了本次大会，并在会议上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鼓励浙江青年作家们要继承“五四”以来浙江作家的辉煌业绩和光荣传统，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为重振浙军雄风而努力。这次会议以组织的形式正式提出了“重振文学浙军”的口号，促动了全省作家开始面对历史和现状，对整个浙江当代文学发展进行多方位的思考。
但是这次会议好像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1995年5月，随着省文联的月刊枟东海枠编辑班子的重组，新任主编赵锐勇在该刊开辟了“重振文学浙军”专栏，广邀省内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省内外的文学专家，对如何重振文学浙军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均以对话的形式在枟东海枠上不定期地发表，在全省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较大规模的沙龙性质的讨论共有四次，第一次讨论在1995年3月25日，在浙江文艺大厦，叶文玲、林晓峰、洪治刚、骆寒超等许多作家、评论家、文学教授、文学报刊的编辑和文学界的一些领导济济一堂，展开了中心议题为“浙江文学的现状和前景”的讨论，共同探讨“文学浙军”的出路。第二次是在1995年5月5日下午，在杭州好时达大酒店，由杭州市作家协会、浙江文学院、枟东海枠文学月刊社主办发起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讨论，杭州市的一些作家和杂志主编还有杭州作协的领导参加了座谈会，中心议题是“杭州的文学现状和繁荣的策略”，主要关注了杭州的文学现状，因为杭州是浙江文学发展的重镇；第三次在仅仅不到两个星期后的1995年5月18日，湖州市文联、浙江文学院、枟东海枠文学月刊社又主办“当代浙江诗歌创作的现状和前景”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在湖州举行，因为湖州是浙江诗歌发展的重镇，湖州诗歌创作队伍在浙江占据重要位置，在湖州讨论诗歌创作比较适宜，也比较有意义。盛子潮、李苏卿、茹茹等好几位诗人参加了讨论。第四次是在1995年6月15日上午，振兴文学浙军第四次讨论会在杭州章太炎纪念馆举行，徐岱、梁晓明、王彪等与会者进行了关于“我们眼里的浙江文学”的发言。这四次重振“文学浙军”大讨论的内容分别发表在枟东海枠1995年第6至11期。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这场讨论的深入，1995年6月11日，枟浙江日报枠在“钱塘江”副刊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枟无可否认的平庸———关于浙江文坛现状的思考枠的文章，细数当时浙江文坛怪现状，从四个方面入手诊断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从而掀起了相关讨论的高潮。一石激起千层浪，牛干的这篇枟无可否认的平庸枠一经发表便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此枟浙江日报枠在副刊“钱塘江”上开辟专栏“振兴浙江文学笔谈”讨论如何振兴浙江文学。薛家柱、项东、赵建雄、项冰如、流星雨、毛英、郑启幕等人围绕浙江文坛的现状和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枟东海枠和枟浙江日报枠的讨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浙江文学现状以及重振“文学浙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重振“文学浙军”提出浙江文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牛干给浙江文坛诊断出的四点症状可以说论之有据，言之有理，正如毛英所说，“是一份符合我省文坛实际的‘诊断书’”。针对牛干提出的浙江文学的各种症状，结合枟东海枠杂志举办的几次“重振文学浙军”讨论以及枟浙江日报枠副刊“钱塘江”发起的“振兴浙江文学笔谈”讨论，我们归纳出当时关于重振“文学浙军”讨论的主要问题。
重振“文学浙军”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浙江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牛干在1995年6月11日发表在枟浙江日报枠的文章枟无可否认的平庸———关于浙江文坛现状的思考枠中提出浙江文坛的平庸首要体现在作家灵魂的自足与浮泛和艺术人格的两极化分离。他说：“许多作家常常以贵族化的生存之态在创作中尽显种种机智与灵气，却忽视了对生命本身的深切体验和对时代困厄的本质关注，也缺乏对自我生存境遇及传统文化积淀的有力穿透。正因为如此，创作心态的日趋浮泛也就不可避免。这主要表现在许多作家都身兼数职，很少有像陈忠实、路遥之类十年磨一剑的创作心态。他认为作家的生活应该是世俗的，不然，他就无法倾听到生活中最本质的声音，但是他的人格必须是超越的。”这一观点是从作家创作自身这一文学创作主体出发，认为浙江当代文学平庸源自于作家灵魂和浮躁和艺术才情的下滑。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的赞同。项东在枟走出平庸的阵地枠中说：“不是没有人才没有本领，而是人才都不把文学当做正当职业干了。”7月23日，“振兴浙江笔谈”专栏又发表了项冰如的枟莫要甘于平庸枠，文章指出：“浙江文坛确实平庸，表现在今天的文学浙军兵多、将少；浙江作家有大作家的才华，没有大作家的气度。”她认为：“平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于平庸。”7月30日，发表读者王立的枟抵御平庸的心态枠也是认为能不能出大作品，最关键的是文人自身必须要抵御平庸的心态。毛英看到牛干的这篇针对浙江文坛的“诊断书”深有感触，于8月13日发表枟读牛干的“诊断书”枠，她认为作家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他们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作品缺乏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风采，作品已经完全不讲思想性，写展示型的作品成为时髦，只注重作品的商业性和消遣性。
第二，地域文化的负面影响。他说：“物质上的充裕使作家们常常失去了生存的危机感和生命内在的忧患意识，导致他们对生活的体验也是浅尝辄止甚至觉得写不写也无所谓，丧失了创作本身的内驱力。这样的地域特点也让作家心胸上也因此染上了某些狭隘的地域意识。”牛干的这一观点在枟东海枠组织的“重振文学浙军”第一次讨论中，文学评论家徐剑艺也有提及。徐剑艺认为浙江文坛缺少“三样”东西：“到底为谁写作还没有定位。‘湘军’就是为湖南这块土地写作，莫言就是为鲁地、家族写作，‘陕军’东征，写东西就是给我们东部看的，有一种对抗感，而浙江作家就没有，写出的东西让人流泪的没有；没有处理好面对谁写作的问题，只有弄清楚叙述对象的不同，叙述的内容和方式才会不一样；浙江作家的语言方式比较老化了。”1995年第10期枟东海枠发表的赵健雄枟一点陋见枠认为：“以杭州为代表的生活方式消磨人之处，是优裕。尽管岁月已经逝去将近千年，南宋遗风似乎依然‘吹得游人醉’。这里缺少一种粗糙的砥砺，缺少苦难，因此缺少神性，而这对从事精神创造的文化人来说，无疑是太大的匮乏。”他认为他自己归杭后就有锐气减损的倾向，在歌舞升平中磨砺自己是很难的，或许这就是缺乏大气的缘故吧。对于浙江文学所处的吴越文化，青年评论家盛子潮也做了过精辟的论述：“‘吴越文化’整体上给人一种甜软温馨的感觉。”
第三，批评家的缺席。牛干认为：“虽然浙江也有很多很有建树的教授、研究员等批评力量，但是他们常以自己的行动割裂了理论与创作的关系，既否定了自己，又废去了批评的智能，使我省许多文学新人在没有任何及时与中肯的批评中自生自灭，影响了浙军在梯队上的形成。”理论与创作的脱节，理论不能指导创作，批评职责荒废，批评家和作家各自为政，批评和创作不能形成良性互动也影响了浙江文学的发展。
第四，文学期刊的艰难维持。6月25日，枟浙江日报枠发表的项东枟走出平庸的阵地枠中说：“常听说某某省又给自己的刊物增加了多少经费，某某市又多了一家文学刊物，某某报纸的稿费又增加了多少多少了，怎么就不常听说浙江省给自己的刊物增加血液，反倒是浙江3家老牌的文学刊物枟东海枠枟江南枠枟西湖枠怎样在商海大潮中苦苦经营，还常是入不敷出的消息不绝于耳。”就拿文学刊物枟东海枠来说，主编赵锐勇为了振兴这个刊物，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但还是改变不了2000年“改组”实际上是停刊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枟西湖枠和枟江南枠也是在苦苦挣扎着，枟江南枠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头换面来维持生计。“仓实则知荣辱”，如果纯文学刊物连生存都成问题，它又怎么成为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的成长的园地呢！文学期刊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阵地，如果连生存都成问题，又怎么能在对文学发展有所裨益呢？
（三）重振“文学浙军”提出的振兴方案
在进行以上反思和提出问题后，浙江日报和枟东海枠都没有回避一个关键议题，那就是如何振兴浙江文学。解决策略总是和问题紧密相连，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根据讨论的内容，我们归纳出振兴浙江文学所提出的三大方案：
（1）作家创作环境的改善。创作环境的改善一方面需要领导重视，另一方面还需要作家精诚团结，这样浙江文学振兴才有希望。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薛家柱认为：“要重振‘文学浙军’，须‘老中青’三军一起上。因为老作家丰富的人生经验，中年作家的成熟，青年作家的敏锐，三类作家团结互补，才能齐头并进。”在随后的几次讨论中，省作家协会主席也是著名作家的叶文玲表示：“振兴浙军，杭州首当其冲。杭州的地域优势，人文精神如何弘扬，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杭州市文联副主席董校昌以杭州举例：“（杭州的文学创作）发展前景看好：一是市委市政府领导重视；二是作家们在调整心态后，积极性高；三是，市文联、作协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正在深入建立生活和创作基地，同时扶助重点创作等。”可以看出杭州政府的扶持对文学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还说：“杭州文学应该为振兴浙江文坛作出更大的贡献。首先要振奋精神，不要妄自菲薄？ ？同时要增强活力，多开展一些以文会友的活动。其次，要形成合力，文联创研室，枟西湖枠杂志社和作协要协力同心抓文学创作。第三，要下决心办好枟西湖枠，刊物是作家的摇篮？ ？第四，要加强对作家作品的宣传评价，让社会更多地了解作家们的精神劳动所作出的成绩。”
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产地。在1995年枟东海枠第7期上，叶文玲觉得杭州的优势非常明显，杭州的地域优势，人文精神如何弘扬，是一个重要问题。王旭烽说：“杭州人文中体现出来的寓意和思想内涵，加之它的得天独厚的美丽形式，是一个作家可以深耕细作的肥沃土壤。”洪治纲也关注地域文化中的文化感，他认为：“优秀的作品该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域文化中嗅到生命的芬芳。”
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沈志平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人对文学不像过去那么执著了。现在领导很重视，看来还是有希望振兴起来的。”
胡志毅在题为枟我们眼里的浙江文学枠的第四次讨论中说：“振兴‘浙军’，我觉得不应该仅仅着眼于振兴一支‘地方军’，而应该强调重构一个精神的空间或者说精神的地域？ ？艺术创作不应该以题材取胜，而应该以‘结构’取胜，即构筑一个具有‘原型’意味的精神空间和精神地域。”这些讨论都说明了振兴浙江文学需要改善作家的创作环境，能够让作家有自由的心态投入创作，而所谓的“文学浙军”并非仅仅是一种地域概念，更应该是一种精神领域，是一种具有“原型”意味的精神空间。
（2）作家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创作毕竟是作家内在心理的一种表现，所以作家内在的策略定位非常重要。针对作家自身问题，许多优秀的评论家和作家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如骆寒超首先对浙江现代文学的辉煌追根溯源，他认为浙江现代文坛之所以出现许多的文学大家，“首先在于他们能较快速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并在和中国文学传统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新的创作格局所致”。他建议作家应该继承由鲁迅开始确立的传统，就是“提倡把握世界和表现世界中走多条路子，但条条道路必须通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博采众长，去完成大师级的事业”。
省作协秘书长、“吴越文化风情小说”的代表作家陈军认为作家要“用现代意识、世界意识关照所要表现的东西，根本问题还是修炼的问题，人格的修炼，文化的修炼”。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章轲认为作家的心态调整非常重要，“有两种心态非调整不可，一种是浮躁，一种是媚俗。因为浮躁难出精品，媚俗会让作家乱了阵脚。其次，浙江作家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有所超越”。
评论家钟本康更加注重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批判力度，他在发言中说：“面对当今文坛新的形势，应在增长作品数量的同时，大力提高思想艺术质量，加强理想精神和批判力度，注重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使之升华到哲学层次，审美层次，在特定的人文背景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先锋意识。”评论家洪治刚的发言在我看来是对钟本康的观点的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向三个方面延伸———历史感：作家应该是穿透历史而不是简单的拆解或拼贴历史，文化感：优秀的作品应该从人类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中嗅到生命的芳香，以文化注塑人物的内在人格，生命感：它要求作家必须站到时代的制高点上写出生命本体的欲望、困境及理想，以具体的人物演绎人的共性法则。”薛家柱对作家的要求很高，他认为要想出精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对现实的关注，对时代刻画的深刻，有精辟的思想内涵，有丰富的社会意境，有新颖的艺术结构，有独特的文字语言”。
诗歌曾经在我国的文学史上独放异彩，现在虽然诗歌的创作有些衰落了，但是在浙江却有三处诗歌重镇：杭州；浙北湖—嘉一带；浙南温—台一带。所以当代浙江诗歌的创作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浙江的很多诗人也深入思考了浙江诗坛的现状和局限所在。诗人李苏卿认为：“诗歌的走势体现在两个方面：诗人现在在思考，思考如何创造诗的结构美、意境美、语言美，如何达到主题的深化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诗人在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富有特色。”实事求是地讲，诗坛的衰落也是无可回避的，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诗人周梦贤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思想的海拔决定作品的高度。我们的诗坛缺乏具有‘四大’的诗人，即大胸襟、大目力、大痛苦、大思想的诗人。”在他看来，思想还是最重要的创作因素。
梁晓明在他的题为枟关于写作的几点思考枠中就说作家的责任就是发现更深层次的、精神深处的人的死亡、痛苦和哀伤，作家应该思考和承受这份最让人痛苦又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但是他认为“不是光思考就能成功，还需要能力的扶助和支撑”。他指的是作品的形式，“形式本身也获得了它应有的尊严与更深的意义？ ？形式和叙述技巧已经形成了检验一个作家是否优秀的能力上的一个标准”。看来，一个优秀的作品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个独特的高明的形式也是很有必要的。因而振兴浙江文学需要从作家的内在精神修养上下工夫，实现作品思想与形式的有机融合。
（3）文学评论界和出版界的大力支持。在“重振文学浙军”第一次讨论中，省作协主席叶文玲说：“评论界把作家推出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学评论家卢敦基讲了三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提到的话语中心问题，他以枟钟山枠为例，认为：“枟钟山枠现在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用了一个策略，创造了一个话语中心，占据了一个制高点，评论在这里的作用非常显著。这是一个旗帜的问题，旗帜竖起来了，大家就会对它关注。”洪治刚很赞同卢敦基的话，认为旗帜问题是一个理论口号的问题，要有一个系统性的一步一步在理论上做先导的口号，否则“振兴浙军”会有些难度。
胡志毅在发言中强调作家和评论家要加强对话，而且作为对话的双方应该是平等的。他提出三点方案：“第一，强调双向对流，以枟东海枠、枟江南枠为文学舞台，吸引浙江作家乃至全国作家；第二，强调作家与评论家对话；第三，不应仅仅着眼于振兴一支地方军，而应该强调重构一个精神的空间或者说精神的地域。”陈军在第四次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枟营造一种出精品力作的氛围枠：“衡量一个省的文学水平最终要出好作品，而好作品需要好作家来写，而好作家需要好氛围来熏陶。”这个好的氛围指的就是评论界和文学界携手共进。作家曹不拉在枟杭州市文学创作现状与繁荣策略枠座谈会中特别强调：“要提高杭州的文学总体水平，一个浓厚的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曹不拉回顾：“80年代的杭州，文学作者都有一种对文学事业的痴迷，各有自己的文学目标和美学理想，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研究当代文学的各种现象，互相切磋，尤其是都关心本地作者的作品。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在发表前往往先在文友之间传阅，然后由阅读者从各个角度提出批评意见和修改的建议，这种做法对提高作者的水平，提高作品的质量都有显而易见的效果。现在读者们在一起却很少谈到文学了。”
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杭州市文联常务副主席董校昌说：“刊物是作家的摇篮，既是‘出人’的阶梯，又是‘出作品’的园地。”所以，刊物在“重振文学浙军”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枟东海枠、枟西湖枠、枟江南枠这样大型的文学期刊要为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推出好作品作出新的贡献。为此，枟东海枠的主编赵锐勇锐意改革，大力振兴枟东海枠，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也在坚强的奋进着，他在湖州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刊物的改革需要得到作者、读者特别是各地文联的有力支持。希望作者既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作品，也为扩大刊物的读者群，出一点力。”由此看来，刊物也是需要呵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想要“重振文学浙军”既不能忽视作家的内在思想因素，也不能忽视刊物的评论、推出功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忽视了哪一个都会陷入文学衰微的恶性循环。所以，胡志毅强调作家和刊物可以进行双向交流，一些优秀的作家都可以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刊物又可以把一些优秀的作品折射到全国去。骆寒超在第四次座谈会上就发言说他“多次呼吁快办一个文学评论刊物，但始终没有个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很无奈的现实。
说了这么多，文学的根本出路在哪里？刘翔在第四次座谈会上作了枟浙江文学的根本出路枠的发言，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文学，它广阔、细腻、深刻，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性深度和博大的宗教情怀，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天然融合，体现了苦难中人的尊严———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文学？ ？文学应该是向善的，但绝不是‘清洁’，而是从污泥浊水中，从现实的苦难与挫折中向善发出请求。”所以，他认为：“浙江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向大海，走向广阔，走向世界性的人性追求。”
在90年代中期发起的这场振兴“文学浙军”的大讨论分析了浙江当代文学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发现和方案的提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当然，方案的实施还需要文学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文化规则和制度，因为有了这些规则和制度的保障，振兴“文学浙军”才有希望。下面一节我们重点分析大讨论以后浙江作家协会所制定的文学政策和实施的文学战略方面来论述重振“文学浙军”的影响与效应。
三、重振“文学浙军”的影响及其效应
重振“文学浙军”的直接影响就是浙江作家协会认识到要振兴浙江文学，必须要在制度上保障浙江文学的发展。浙江作家协会在大讨论之后也制定了相应的文学政策，这些文学政策的制定给浙江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和发展，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在这之后都有所斩获，从而带来了直接的文学效应。
“文化大省”一直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努力的方向。省领导们越来越重视文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打造“文学浙军”和扶持文学创作及文学阵地的建设投入在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省作协带领文学工作者们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始终以打造浙军品牌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向，希望浙军文坛的成就能如同不断腾飞的浙江经济一样在全国崭露头角，让世人瞩目。就具体工作而言，浙江省作协、枟江南枠杂志在促进浙江文学发展，提升浙军整体实力方面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精品战略的实施
1998年启动的“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和随后运作的“文学解读浙军创作工程”是浙江作协实施精品战略的具体内容。其主旨都在扶植浙江现实主义题材，使得文学创作能更多的反映浙江精神，表现本土现实，写出浙江风韵。两项工程走过了11年的风雨，在这段日子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存在着不足，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两项工程提出的背景
浙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江南风情特别突显，英雄人物数之不尽，民俗民风文化神秘而又丰富。浙江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带领下也积累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它的经济总量全国排名第四，农民收入全国第二，城镇居民收入全国第四，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全国无人能敌。正处在蓬勃发展进程中的浙江，文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好时机。火热的时代，滚烫的经济，不断超越的民营经济现象，底蕴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都给浙江作家提供了属于浙江的现实主义题材，因此“现实主义精品工程”的提出有着坚实的基础。
纵观对当代浙军文学成就展开的讨论，很多评论都针对浙江文学的题材问题，认为很多浙江作家都缺少历史的厚重感，不能写出扣人心弦、后劲力量十足的作品。在已有的浙江文坛的成就中，空灵、精美、秀气的作品已经很多，但表现现实、伸入生活骨髓的东西还是不多。要激活浙江文学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应该更进一步追求作品的力度和表现感。因此，浙江作家必须具备敏锐的思想解剖能力，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潜心打造出那种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反映时代和历史发展势头，艺术上独具匠心，即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抓住现实，才能表现本质。这样，浙江的现实主义精品工程应运而生。
2.两项工程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
自1998年实施精品战略以来，浙江这片经济繁荣的越野上也收获了灿烂的文学之花。在种种机制的鼓励下，一大批浙江作家关注现实，大气磅礴的作品纷纷亮相，受到了全国文坛的关注。这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和影响，吸引了全国出版商的眼球。一些全国知名出版社如人民、作家、春风、花城等成为这些作品的主要出版商。在每年省作协年度成果汇报大会上，发言者都会无比自豪的把当年的精品工程作品作为丰厚成果介绍给大家。可见两项工程已成为了浙江的一个品牌，一个展示浙军创作实力的平台。
在具体规划上，省作协已有了一支规划指导小组，对国内外的文学创作态势、方向进行定期研究，由此为作家的创作实践进行指导。对合同制作家实行项目签约制度，以形成良好的规划和监督机制。从2005年开始，浙江省作协将“浙江省现实主文学精品工程”和“文学解读浙江工程”和“合同制作家”纳入统一的管理系统，全部实行以选题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每年年初，浙江省作家将通过自己的创作选题向省作协申请相关的重点工程，选题经省作协有关专家小组审定通过之后，便可确定为本年度的签约作品。然后省作协根据改选题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并跟踪选题的完成和出版。在作协的努力下，精品工程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作家黄亚洲的枟行吟长征路枠、王旭峰的枟敲希望的钟枠、叶文玲的枟三生爱枠、张庭竹的枟清平世界枠和楚良的枟我的乡村小学枠都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赵冰波的枟阿笨猫全传枠、赵海虹的枟追日枠荣获全国儿童文学奖。袁亚平的报告文学枟世上温州人枠荣获“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届正泰杯大奖”。赵畅的散文作品枟我们距离白马湖有多远枠荣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精品工程产生的社会效益巨大，如黄亚洲的枟日出东方枠获得2002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王旭烽枟茶人三部曲枠的前两部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精品工程也产生了十分突出的经济效益。很多“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作品都被全国多家出版社作为全国重点图书推出。如在2005年取得的出版成绩中，枟日出东方枠在首发1万册后，一年内又加印了5次；枟茶人三部曲枠共出版了14万册；枟天下粮仓枠的小说出版发行了10万册，影视版发行了4万册；枟名利圈枠和枟大路朝天枠也都在4万册左右。枟日出东方枠、枟南方有嘉木枠、枟天下粮仓枠还被改编为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的签约作品，表现了浙江人特有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语言细腻灵动，显示出南方作家的文化功底和独具神韵的艺术气质，成为浙江文学走出去路子的先行者。
3.实行两项精品工程引发的问题
两项工程是浙江省启动文化大省建设中最早的项目。在实践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创作生产过程中，还有许多薄弱环节，真正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还是不多。人文素养深厚的浙江拥有好的条件，好的基础却没有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主要原因是文艺作品的原创力不足。就如前面提到的，浙江有专门的规划小组来确定选题，对创作进行规划指导，如为了迎接中国建国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创立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早在2005年的“在全省文艺精品创作规划会议上的讲话”就作出了部署，分配了工作。虽然这样的规划对于课题建设有着长远效益，但就文学本身而言，类型化文学势必产生。为了顺利完成签约项目，作家们都在规定的内容内寻找契合点，这样对作品的多样性，深度感就会关注不够，从而破坏了文学的丰富性，文学作品的表现力也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行两项精品工程引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进入生活底层，对实际生活关注度不够。两项精品工程签约的作品不仅扶持一批体现国家和浙江水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也包括一批面向群众，面向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艺作品。精品工程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项惠民工程，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但看到签约的作品中，反映基层群众的作品还应该大力提倡。只有真正加进现实的因子，作品的表达才有对象，反映的现实才有基础，因此作家的创作必须有自己的既定目标。就如省作协主席程蔚东所说的那样：作家们要深入生活，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人民的真实生活。实际生活是文学最好的素材来源，有现实感的作品才会引起共鸣，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二）培养文学人才战略
人才战略是省作协振兴文学浙军又一举措。这个战略集中点在于培养新人。为了将浙江文学推向全国的制高点，必须寻找合理的冲锋路线。培养青年作家就是实施人才“走出去”的基础，就是实施这条路线的根基。因此，培养青年作家是迫在眉睫的首要工作。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浙江作家协会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制度上保障作家的创作环境
青年作家是作家队伍中最富活力，最具代表的一个群体。培养和壮大这支青年梯队，充分发挥中青年作家的生力军作用，是繁荣浙江文学事业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作。充满灵气的浙江充分的理解“人才”对一个地方的促进作用，早在2000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就颁布了设立文艺人才库，重奖文艺人才的政策。每年将近千万元奖励文艺人才的魄力，在全国也是走在前列的。到2004年，杭州市文联所属11个文艺家协会的会员总数已达4700名，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学作品74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2300多部，各类作品获省级奖303件，获全国奖196件，国际奖49件。中青年作家的小说每年都有数十篇被全国知名刊物转载。由此可以看出，只要给中青年作家足够的土壤，他们就能够生根、发芽，长成苍天大树。
中青年作家作为浙江文坛的后备力量一直得到省作协的关心。从2000年开始，省作协设立了合同制作家的制度，为了表示对中青年作家的不离不弃，作协将两个支付全部工资的“合同制作家”名额全部安排给青年作家，给予他们时间、经济上的支持。顾艳、艾伟就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对于作协作家，从2000年开始有了相应的创作条件，写小说的每年享受3个月创作假，搞理论的每年享受1个月的创作假。正是这些鼓励政策使得青年作家有了一个挥洒文学热情的领地，激发起他们蓬勃不断的创作欲望。也只有这样，浙江文坛才能更有生命力和创作力。
2.培养文学新军
第一表现在“浙江青年文学之星”的举行。为了落实培养文学新军的政策，省作协自1998年开设了“浙江青年文学之星”这个奖项。这个奖是对浙江省青年文学的最高奖项，一年评选一次，该奖评选条件是35岁以下有突出文学贡献的文学青年，已经坚持了11年。此奖一次授予一人，同时2至3人可入选提名奖，是终生荣誉奖。在这11年的历史中，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浙江作家主力的青年作家，为浙江文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鲜血液，并且在这些新星的带领下，文坛涌现了地域性的文学热，例如宁波、温州、台州的文学现象，追逐文学步伐的青年人在不断增多，使得浙江的人文传统越发显得深厚，通过这样的积淀，浙江文坛的复苏和兴盛自然让人无比期待。
“浙江青年文学之星”是一个识千里马的伯乐，它总能慧眼识英雄，选拔出一个又一个文学健将。通过这个奖项评选出来的新星后来都成为了在全国都够得着名号的作家、评论家。首届文学之星的获得者艾伟，在当代文坛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多部小说在全国获奖，长篇小说枟爱人同志枠获“当代文学奖”、枟爱人有罪枠上了200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另外他也是1949—1999年“浙江当代作家五十杰”殊荣的获得者。第二届文学之星是全国著名的评论家洪治纲，他每年论文的发表量之大令同行不得不佩服，还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国内重要奖项。赵伯田是第三届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在全国重要刊物枟天涯枠、枟收获枠、枟大家枠都发表了小说。夏季风是第四届文学之星，曾两度获浙江省优秀作品奖。其他的青年文学之星得主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炫目的文学成就，担当起了浙江文学重振的重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从这些新星的文学成就，我们也可以看出给青年作家一个施展的平台是多么重要了。
第二表现在对少年儿童文学素养的培养。文学要从娃娃抓起，为了加强对文学新人的挖掘，加紧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激发他们的文学写作热情，提高他们实际写作水平，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学组织。2004年，浙江文学院成立了“少年作家培训中心”，并先后在温州、绍兴、嘉兴、杭州余杭区建立5个培训基地，扎实有序地开展青少年文学的辅导工作。2005年浙江省还成立了少年作家协会，这是全国首家少年作家协会，有数万名学生踊跃参加。浙江少年文学爱好者有了自己真正的家。枟羊城晚报枠、枟文学报枠、枟文艺报枠等全国著名媒体都刊发了醒目报道。在政府、社会的普遍关注下，浙江势必会出现更多的文学接班人。并设置了“浙江少年文学之星”奖项对青少年的文学创作活动进行鼓舞，有效的在学校进行投稿、评奖、奖励等组织活动，给了少年文学者一个施展的空间，在社会获得了一致好评。
3.多层面、多渠道的培养文学人才
虽然浙江的文学队伍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不断壮大，但是这支队伍还存在着差强人意的地方。仅靠这些奖项的设置就“企图”达成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目标，其后劲还是明显不足的。省作协应该依托枟江南枠杂志及副刊枟长篇小说月报枠、枟诗江南枠和“郁达夫文学奖”等平台、载体加大发现、培养新人的力度。要从各个方面来促进人才的成长，只有对人才有一个整体观念，人才队伍的建设才能取得成效。应该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浙江文学新人，形成奖项设立、办班培训、作品研讨等全方位的举措来扶持文学新人。
针对浙江青年作家都是从业余爱好者的水平走过来的，在理论储备方面明显有缺陷，全局意识较难把握，可以给他们进行一些系列的理论讲座培训，重新构架他们的知识结构，给青年作家以全面的提升和滋养，使他们的理论、修养、文学本体都有一个飞跃。他们已有的文学基础加上理性的指导肯定才有可能创造出经得起推敲的文学巨著。2004年新筹备的浙江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就是一个不错的举措。同样，浙江青年作家讲习班也可以提高青年作家的知识层次。文艺理论研讨班的开班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还有浙江作协每年都有意组织的中青年作家较大规模地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如：“当兵三日”、“警官三日”等活动。还有2000年开始，省作协与省委宣传部联合将每年的作家培训班提升为省青年作家班尖子，把全省优秀青年作家尖子层层选拔上来，请全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来讲课，并将这批青年作家的作品结集出版，仅1999年就出版了枟新世纪文丛枠共50本，使这些青年作家在创作实力上能以集团形式踏上一个更高的平台。
这些有益于人才培养的政策应该得到更进一步的落实，这些政策还应该走得更大胆些。只有扎实的把人才关把好，我们浙江文学明天的辉煌才不会落下一句空话。
（三）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以及开拓类型文学的新领域
浙江作协除了在文学创作上实施“浙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和“文学解读浙江创作工程”，推出反映时代风云的精品力作和在实施人才队伍来推动文学发展之外，还有就是把文学书刊与影视媒介有机结合起来。在视听媒体不断更新的今天，文字早已不是唯一的文化传播途径。影视的介入彻底打破了文字作为传播媒介一统天下的局面。时代的发展“逼迫”着文学滑向边缘的位置。如何让不断走下坡路的文学找到一条“新生”的路子，影视与文学的结合———影视文学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只有让文学嫁接到现在最有活力的影视媒体，文学的出路才能拓宽，才能在新的时代面前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并且表现出新的生命力。
现任作协主席程蔚东是浙江省资深的电视编剧和诗人，就提倡影视与文学的结合，让作家进入当下最广阔的影视市场，引导作家进入影视，对提升影视的文化品位有巨大作用。这些年浙江作家在探求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方面在不断的关注，投入了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黄仁柯两部长篇枟东瀛喋血枠、枟世界没有末日枠改编创作的29集电视连续剧枟记忆的证明枠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文艺报刊刊登了正版评论，国内20余家电视台和韩国电视台都购买了播放权。为了繁荣文化事业，省文联主抓了“浙商题材电视剧1＋X”工程，名下的影视创作委会组织创作了电视剧枟十万人家枠、电影枟超强台风枠、电视剧枟北伐风云枠，成效显著。浙江广电集团更是与枟小说月报枠、长江文艺出版社、“华艺兄弟传媒”共同成立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联盟，联手打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三届“浙江作家节”举行了“横店·中国影视高峰论坛”，对历史剧创作进行讨论，给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很好的指导。中国影视文学创作中心的成立，为影视创作提供强有力的文本创作基础。文学与影视的联姻虽然收获了一些荣誉，但总的来说，浙江的电视剧收视率不高，影响不大。电影创作生产的势头不错，但是还在起步阶段，有的甚至很幼稚，根本无法进入电影院线，真正引起轰动的电视、电影还没有。因而这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不断提升，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影视文学。
开拓文学新领域也是作协思考的重点问题，比如引导类型文学的创作就是浙江作协的一个创举。程蔚东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要结合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打造一种江南艺术。”为此，2007年杭州市作协成立了全国首个“类型文学创作委员会”，随后，先后吸引沧月、南派三叔、曹三公子等类型文学名家加入作协。被称为休闲之都的杭州，也就成为了国内类型文学的集结地。近几年来驻扎在杭州的类型文学的两大派系，有“男盗墓女穿越”之称的盗墓文学和穿越文学。写枟盗墓笔记枠的南派三叔，目前住在上城区；写枟后宫枠系列的流潋紫，在滨江一所中学任教；凭枟雪薇枠枟七夜雪枠等作品被誉为女性武侠掌门人的沧月，住在西湖区；写历史小说的曹三公子，家在城西。另外，还有燕垒生、夜摩等，在类型文学界都有着相当影响力，目前都住在杭州。全国首本类型文学杂志书（MOOK）枟流行阅枠即将在杭州面世；另一本是走奇幻文学路线的杂志枟九州幻想枠的编辑部也放在了杭州；2008年4月，国内第一家以类型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在杭州诞生。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激发作家进行创作，有利于类型文学的发展。这种创新写作给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和精神价值，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人生与人性新的审美感悟。
为适应时代经济大潮，文学不仅要“引进来”，而且也要“走出去”，将浙江优秀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采取两手抓路线：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改变过去只注重把外国作品翻译成国内文学的这一简单做法，充分发挥各委员会作用，开展内外交流。这样更能扩大浙江作家的影响，对于振兴“文学浙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浙江作家节”以及其他
2003—2007年，“浙江作家节”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浙江作家节”作为一项精品工程，自2003年创办以来，内容越来越丰富，影响越来越大，浙江作家也有了自己的节日。作家节可以让作家朋友们一起深入生活，相互切磋，相互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创作环境，为培养文学人才，推动浙江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每一届作家节都有一个特色主题。首届浙江作家节的重头戏，是“走进浙西”。第三届作家节是冠以影视与文学的大讨论。第四届作家节的主题是“台州风骨”，探讨台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台州文学现象。第五届作家节以诗歌活动为主，围绕“作家贴近生活，社会关注文学”这一传统主题，结合“水乡诗韵”大型文学采风活动，推出了一大批富有江南水乡文化特色的文学交流活动和名胜古迹的参观采风活动。每届作家节都有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可以触发作家对文学的敏感，推动关于文学的话题深入。作家还能更好更多地了解浙江各方面的社会发展情况，感悟时代，积累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以自己的作品生动反映浙江风貌和时代变迁，同时，也大力促进被采访地区文学氛围的浓郁，促进当地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并且使作家在互相交流中取长补短，争取创作的更大进步，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文学人才的培养都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因此，这是浙江文学界乃至全国文学界的一次集体狂欢。它通过一种集中的方式，向外界显现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文学的力量。
浙江省作家协会还按照“三贴近”的原则，积极组织各种采风活动，让作家走下去，接受生活的熏陶，充实自身，并以文学的视角解读浙江。2005年8月至2006年5月，省作家协会及各创作委员会组织或参与组织的重要采风活动和文学活动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诗歌朗诵会、中国海宁首届徐志摩诗歌节、浙江作家看天台、浙江作家看富阳、浙江作家看景宁、浙江作家走进温州开发区、巴金主席追思会等。
总的来说，重振“文学浙军”大讨论之后，浙江作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浙江文学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文学实绩。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和文学实绩的取得可以看做是重振“文学浙军”的影响和效应。当然，在今天，重振“文学浙军”提出15年以后，我们再来回顾这场大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来看待这场大讨论的成败得失，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寻求重振“文学浙军”的文化对策。
四、重振“文学浙军”的启示及其文化对策
重振“文学浙军”口号的提出，同新时期浙江文学的繁荣发展便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时隔15年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场空前的大讨论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口号的提出，使得浙江作家从此具有了一种集体意识：浙江文学的繁荣与他们息息相关，作家与浙江文学荣辱与共。这样就无形中增强了他们心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他们对浙江本土文化更加关注，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自觉形成对浙江精神的解读。十多年来，浙江作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创作团队，他们正以集团军的形式向全国文坛发起总攻，并且战果显著。冲锋陷阵的作家群中，既有老一辈的叶文玲、汪浙成、温小钰、张廷竹、李杭育、李庆西等，同时还有新一辈的小说作家如余华、艾伟、王彪、钟求是、王手等，他们正以璀璨的姿态踏上主流文学圈。其中，余华已经成为公认的当代小说大家，在全国文坛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必将会以更丰硕的成果来重现浙江文学昔日的辉煌，我们拭目以待。
尽管浙江文学十几年来已经获得了如许佳绩，但荣耀的背后却依然潜藏着叫人难以释怀的“惆怅”：没有大气势的作家，没有大格局的作品，依然是浙江文学始终不能扬眉吐气的心结所在。作家们的孜孜耕耘，更多的只是带来了浙江文坛表面上的众声喧哗，却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浙江文学在全国文坛上的劣势。
因此，“重振文学浙军”口号的提出，便具有了警钟长鸣的意义。作家们唯有时刻以振兴浙江文学为己任，摒弃门户之见，群策群力，勇于进取不满足于现状，才能有希望让浙江文学走出不温不火的尴尬局面。
总之，浙江文学的繁荣离不开浙江作家的努力，浙江作家只有把浙江文坛当作自己的家来经营，方能众志成城，打造出一片属于当代浙江文学的辉煌！
其次，重振文学浙军口号的提出，让浙江作家们头一次认真地审视了一下自己。当代浙江文学何以不能出人头地，而总是屈居中流？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口号的提出，恰恰使得浙籍作家们拥有了思考的氛围和契机。然而在探讨原因时，有人总是抱怨吴越水土麻醉了作家们的灵感。因为吴越山明水秀，民风软糯，尤其是西湖一带萎靡的商业娱乐文化气息，任何一个有大志雄怀的作家都会被熏得心神不振。
不可否认，吴越文化骨子里有柔媚温吞的一面。同文学重镇鲁地陕地那种粗犷雄迈相比，的确多了几分胭脂气息。可是，如果同地域相近的江苏、上海相比，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空乏无力的。当代文学圈，江苏和上海的地位远在浙江之上。可见，浙江文学的低落，不光光是因为地域特质的限制，更多的还需要从浙江文坛自身来找原因。这一点，牛干先生早在枟无可否认的平庸枠一文中有诸多独到的分析了，此处不再赘述。重振浙江文学口号的提出，至少让浙江作家从此警醒，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彻底从狭隘的自我陶醉的小圈子里摆脱出来，以冷静自知的心态去面对文学创作，总结经验，得出教训，抖擞精神，放眼全国，以便在文学路上越走越大气，越走越出彩。我想，这才是作家们的当务之急。
其实，同是诞生在浙江土地上的作家，余华的成功便足以给其他人带来诸多的启示。余华的创作尽管骨子里仍旧掺有故土经验的痕迹，然而，他总是能超越故土经验的限制（当然超越不等于摒弃，而是建立在扎根故土前提下完成的，否则必然会使所谓的超越变成无根的冒险游戏），具备一种对整个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精神。因此他的枟活着枠、枟许三观卖血记枠便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铸就经典走向世界的可能。事实上，他做到了。他是浙江当代作家中唯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师级作家。我想，余华的成功经验或多或少可供浙江其他作家们借鉴。
第三，浙江这片土地在20世纪初走出了众多叱咤风云的文学大家，像鲁迅、茅盾、郁达夫这样的泰斗人物差不多都是当时文学界的旗帜人物。先辈们的辉煌已然成为过去。我们没必要沉浸其中自我陶然。然而，由他们身上所积淀下来的那种醇厚执著的“文学精神”却实在是当代作家们弥足珍贵的财富。尤其是他们那种勇于创新和不断超越的奋进精神，恰恰是当代浙江作家们所普遍缺失的。至于他们胸怀天下心忧苍生的济世抱负，则更是许多当代作家所无意或无心承担的。一个作家倘不能够以一颗放眼天下普度众生的胸怀去创作，那么他的作品也就难以到达经典的境界。上面提到的余华，后来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枟活着枠和枟许三观卖血记枠，无一不是表达了对苦难人生的观照和同情。尽管作家以“零度叙事”而著称，但没有哪个读者不为“福贵”和“许三观”身上体现的那种坚韧的生命力而由衷地感叹和动容。这就是真正的经典的魅力。与之相比，同是浙江作家的王旭烽，尽管写出了厚重的枟茶人三部曲枠，这部作品尽管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它的影响却远不如余华的枟活着枠和枟许三观卖血记枠，甚至没有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枟白鹿原枠那样，造成一时洛阳纸贵的轰动。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枟茶人三部曲枠没能更广阔地反映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问题。它没能塑造出一个像“福贵”和“许三观”或者像枟白鹿原枠中的白家轩、田小娥那样深入人心的具有极强艺术感染力的人物。
作家只有洞察苦难才能真正洞察纷繁芜杂的人生。当年的鲁迅是如此，后继者余华也是如此。倘若只是卖弄小才学，仅仅停留在对世态表象的描述上，那么终究是出不了好作品的。我们的前辈大家们从来没把文学当作点缀生活的小摆设。文学写作更不是游戏和商业行为！只有怀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时时关注挣扎在底层的小人物，摆正是非，鞭挞丑恶，弘扬美善，淡泊名利，为创作而创作，始终不丢弃一个作家的良知，唯有做到这些，一个作家才能具备成就伟大经典的可能。
从先辈那里我们还可以汲取一个宝贵的创作经验，那就是绝不要重复别人，更不要重复自己。鲁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枟呐喊枠枟彷徨枠几乎每篇都有一个新形式，不愧是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然而，浙江当代作家们很多人都有重复他人或自我重复的迹象。要么是千篇一律的写他人早就写过的素材，要么是只写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题材。如此一来，写出的作品几乎死死地局囿于一个狭小的范畴。这样的作品又谈何经典呢？更别说拿出去同别人比敌了。因此，振兴口号的提出，让作家们多少生成了些创新的紧迫感。如何振兴，显然是不能靠吃他人的残羹冷炙去完成。作家们应该摒弃大路货，发掘潜能，充分调动创新意识，争取写他人所未写，在超越自己中完成对他人的超越。唯有如此，才能令文坛刮目，唯有如此，方能走出平庸！
第四，口号的提出，重点应该放在“重振”两个字上。既然是重振，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了，即再现当年文学浙军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辉煌。当然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浙江是个经济富庶的大省，浙江作家们大多数都没有经济上的烦忧，比起贫困省份的那些作家们来说，这绝对是个令人欣羡的优势。然而优势把握不当，自然也会成为劣势。对于有些作家来说，宽裕的生活有时候恰恰会让他们丧失对苦难人生的敏感体验，他们的文字自然也就无关痛痒了。而贫困省份的那些作家正因为切身体验着底层小人物的痛苦挣扎，自然也就更能真实地贴近人生的本味，其作品自然也就显得更加厚重有力。阿来的枟尘埃落定枠如此，陈忠实的枟白鹿原枠如此，路遥的枟平凡的世界枠也是如此。即便是当年鲁迅写枟呐喊枠、枟彷徨枠，郁达夫写枟沉沦枠，其境况无一不是身在底层心在底层。相比之下，如今有的浙江作家过着“养尊处优”的安闲生活，又怎么能够设身处地的体验到草根小人物的辛酸苦辣呢？而被商业潮流所包裹的作家们要么自命清高地坚守着一己之小圈子安于现状，要么拱手屈膝随波逐流于商业文化的纸醉金迷之中。倘这种现状不变，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来重振浙江文学呢？口号提出已经近十五年，浙江作家们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弯下腰去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呢？倒是吴越风情类精雕细琢的文字充斥于大报小刊。即便是余华，其沉寂多年之后出版的长篇枟兄弟枠也多少浸染了商品娱乐文化的痕迹，这也是其作品一问世便毁誉参半的原因。时代在变，作家理应与时俱进，但倘若仅仅是随波逐流，最终结果恐怕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放眼整个当代中国文坛，可以说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正在大行其道。浙江文学的萎靡，也同时在其他省份上演着。浙江文坛应该把重振浙军的口号放在整个中华文学复兴的大背景上来。浙江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开创一个绚烂的文学新世纪。
第五，重振文学浙军口号的提出，同样给浙江本土的文学编辑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浙江文学杂志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大概就是枟东海枠和枟江南枠了。枟东海枠已经重组，放弃了纯文学的园地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文学杂志相当于作家们耕种的土地，膏腴的土地遇到优良的种子，方能有丰收的大希望。因此，光靠作家们提供好种子还不行，文学编辑们还要努力经营好文学杂志这片土地。这就要求文学编辑们始终要有一颗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的伯乐心态。发掘好的作品，培植富有潜力的作家，是当代浙江文学杂志编辑们亟需承担的义务和使命。唯有打造出一批精品刊物，方能扩大浙江作家作品在全国的影响。否则，光靠作家们单枪匹马在外地他乡拼打天下，是很难实现浙江本土文学之兴盛的。浙江作家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后盾，而这后盾就是可以为他们提供驰骋空间的文学杂志。
此外，努力培养文学新星，尤其是重点发掘和培养80后、90后的文学青年，也应该是浙江文学编辑们不遗余力的艰巨使命。毕竟他们是浙江文学的未来，是浙江文学明天的希望！唯有如此，浙江文学才不会出现创作上的断层。唯有如此，振兴浙江文学的大任才能一代代承传下去。
第六，我觉得重振文学浙军口号的后面还应该再添一句，那就是弘扬浙江本土文化！任何一个作家都会或多或少的在自己的作品中掺揉故土文化的因素。或者说，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会有意无意地打上故土的烙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高密”情结、苏童的“枫杨树”记忆等等，这一点，浙江当代作家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前面提到的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便是典型的吴越文化的结晶。至于2006年由枟江南枠杂志发起的“新乡土叙事”的倡议，更是体现了浙江本土文化工作者的良苦用心。
然而，当代文学中真正能将吴越文化构筑成经典作品的又有几部呢？浙江作家至今未能写出一部作品，能让吴越文化发挥得像陈忠实的枟白鹿原枠和阿来的枟尘埃落定枠中的汉文化和土司文化那样震撼人心！说到底，这还是实力问题。
余华似乎在尝试，他渴望将枟兄弟枠写成一部具有史实气质的作品，奈何结果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下部，明显有力不从心之嫌。余华的天才是能够用一种冷静的近乎冷酷的目光去审视一个小人物的悲惨人生。然而，当他试图要从宏观上去把握整个社会的滚滚洪流时，他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枟兄弟枠之所以没能成为期待中的经典，我想就是因为余华在后来的写作中逐渐背离了自己熟知的故土经验，而是去涉足一个空阔纷杂自己拿捏得并非很准的都市世界。有人说余华江郎才尽，在我看来，余华是下错了一粒棋子。他渴望超越，没错，但他不应该在摒弃故土经验的基础上去求超越。事实上，自一开始，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得益于他的故土经验。是浙江这方水土养育了他的灵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然而，枟兄弟枠的下部，显然已经背离了他所熟知的叙事经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余华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一场“无根”的冒险游戏。
作家绝对不该“忘本”，故土经验无疑是他们的灵感最大的源泉。马尔克斯从拉丁美洲的乡土经验中发掘出了“魔幻现实主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源源不断地灌注拉美文化的基因。马尔克斯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谁能否认吴越文化的精致和深邃呢？谁能断言深受吴越文化熏染的浙江儿女们就不能创造出一部弘扬吴越文化的经典之作呢？浙江文学的兴盛归根结底还是吴越文化的复兴。这也是浙江文学有别于他省文学创作的最醒目的标志。
最后，令人欣慰的是，口号一提出，便受到了浙江省有关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振兴浙江文学也因此被提到了官方的桌面上来。事实上，文化成果也是衡量一个地方政绩的参数之一。而判断一个地区的文学繁盛与否，一是取决于该地区中作家群的整体素质和水准是否较高，二是看它是否拥有一些重要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前者决定一个地区文学发展的整体生态水准，后者决定它在整个文坛中的影响力以及文学史地位。而这两方面，浙江文学似乎都显不够。浙江文学的处境（属于精神文明层面）显然同飞速的经济发展（物质文明层面）很不协调。这就使得原本属于民间活动的“振兴浙军大讨论”，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浙江省政府甚至还特地出台了一套枟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枠的文件。此外，组织好文学精品的生产，强化作家队伍建设，进一步打造具有较强创作能力的“文学浙军”等内容被列入了省委文件。文学有了政府的文件支持，作家们的创作得到了体制上的保障，这些对浙江作家的文学创作自然会起到强有力的激励和鼓舞作用。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都是浙江文学的一大幸事。
以上从七个方面谈到重振“文学浙军”的启示，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今天的时代环境下，如何重振文学浙军呢？也就是说，在今天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条件下，重振“文学浙军”的文化对策又是哪些呢？这就需要上升到一种方法论层面上来探究。因为当今整个文学大环境是渐趋边缘化的，要想重振“文学浙军”已经不能像15年前仅有激情就可以的，而是要回归到文学自身，踏实做事。
在今天，要想重振“文学浙军”，必须寻求相应的文化对策，这种文化对策的寻求必须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上来。我想，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寻求突破。事物的演进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我要说的两个大的方面就是从这内因和外因入手。
振兴“文学浙军”的内在策略：
第一，作家不能画地为牢，自我封闭，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拿出绝活来，寻找超越。例如小说，文学浙军的振兴仅仅局限于吴越风情、地域特色是远远不够的，要更多的直面生活，直面人生，承担起表现新世纪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把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感勇于承担起来，面对新的生活，应该有新的感悟和新的思考，更应该有新的精神积淀，新的理想启示。如果对当前的社会生活缺乏深刻透彻的理解，缺少思想内涵、人格力量、道德判断、精神烛照、理想之火、希望之光，那样的话，我们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有震撼力的。
第二，作家的心态要端正。文学的崇高和迷人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诱惑层叠的时代里，各样的诱惑会无孔不入地渗透，这就可能让作家的创作心态浮躁和摇摆，也容易产生创作上的媚俗倾向。而浮躁是创作的大敌，媚俗是文学的陷阱，在这一点上，作家一定要稳住内心，要力戒浮躁，拒绝媚俗，把自己的创作心态调整到最佳位置，保持对文学的虔诚信仰。做到这一点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容易的，但有信仰的生活，毕竟才是值得过的生活。
第三，要注重作品的形式感，突破语言的局限寻找更多可能性，将形式与内容水乳交融般地交合起来，体现出现代的文学精神。现代文学精神不在于枝节和技巧上，而在于把握世界的独特性。例如，浙江很有潜力和独创精神的作家王彪，他的作品便体现了生命象征的追求者形象，他把具有现代精神和先锋意识的思想内核体现出来，艺术直觉十分独到。像他的枟欲望枠、枟哀歌枠、枟乡村教育枠等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灵感来写，而是有他自己的真诚和深刻，其创作路子是端正的，他的小说里有着很深的存在意蕴值得挖掘。小说枟复眼枠的内涵意蕴不仅是“复眼”捕获网络而来的，而且叙事方式也是“复眼”式的。从功能上看，小说枟复眼枠显然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艾伟小说的叙事手法也十分独到，显示出了较强的创新和探索色彩。艾伟小说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积极关注，体现了较强的现代文学精神。在关注人的精神、生命价值的创作中，艾伟、吴玄、王彪、海飞、张畀愚、但及、潘无依等作家的创作，书写了重返精神家园的大迁徙的旅程。
浙江处于东海之滨，这样的地理环境十分有利于他们和外在世界的交流。这一点，从内在策略层面来说，重新振兴文学浙军就必须发扬传统优势，学习先辈，积极吸收西方的现代文学思潮，融入世界性的文学大环境中，并和中国的独特文学传统结合，建立起自己新的创作格局，传统和优势要保持和发扬。鼓励各种各样的新潮派，提倡把握世界和表现世界中走出多条路子，但条条道路必须通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博采众长，去完成大师级的事业。例如，鲁迅的枟阿Q正传枠，就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再把荒诞派的变形手法、象征派的暗示技巧，新的浪漫派追求宇宙生命体验的主题思路融化在一起而成的。这样的艺术上的传统精神追求在叶文玲的长篇枟无梦谷枠中便有继承，便是一场自发的把现实主义推向超现实、又推向新浪漫的综合艺术追求，作为文坛的创造性典范，这是值得后来者学习和继承的，而这也是从内在质素提高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必由之路。
振兴文学浙军的外在策略：
首先，从现有创作力量的实际出发，抓重点，竖旗帜，导引出几个创作群体，是当务之急。脱离创作实际而凭空想象的设计什么派别只能是空中楼阁，不起效果。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由此，为了振兴浙江文学，文联和作协可以会同枟江南枠等杂志一起组织考察小组认真总结创作实际，抓出几个有一流水平的创作人才，对他们的作品的艺术思路、创作风格以及影响度作一个全面考察，在确认他们创作的实际价值和发展潜能后，再订出因势利导的计划，有目标的推出几个创作群体出来。重点培养作家的目的是为了：第一，把作家本人推向全国，第二以他为核心引出一个创作群体。
第二，对新人的推荐和以他为中心竖起群体意识，这就要求能够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浙江当前活跃着的作家作出大胆的评估，因而需要尽快组织好一支文学评论的队伍。但是，这支队伍的素质很要紧，除了理论素质，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能做作家的吹鼓手，要做和作家以及创作群体做交心活动的评论者，要提倡评论家追踪一个作家、一个创作群体的那份坦诚和坚持。注重作家和评论家的对话和沟通，作家的创作往往更多凭借的是直觉和感性，对自己的创作往往比较“模糊”；评论家的评论依仗的是理论和方法，对评论的对象相对比较的“清醒”。只有依靠作家和评论家的双重努力，振兴浙军才有可能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必须办一个文学评论杂志，这需要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下大决心，正儿八经地抓，抓好这项有关浙军在全国乃至海外影响的实事，与其大抓评奖奖励之类的事情，倒不如实实在在地抓一抓如何办成一个文学评论刊物的实事，这样能从根本上为新人新作和佳篇佳作提供平台和契机。
第三，还需要强调的是要双向对流，即以枟西湖枠和枟江南枠这些文学期刊为舞台，一方面吸引浙江作家乃至全国的优秀作家写出优秀作品到这里登台亮相，另一方面可以让浙江的优秀作家通过这个舞台辐射到全国去。要振兴“浙军”不能仅仅着眼于一支“地方军”，更应该强调的是一个精神的空间和领域，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构筑了一个精神上的“未庄”和“鲁镇”的世界，这个世界及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构成了国民灵魂的象征。曾经提出过的吴越风情小说，王旭峰的写浙江近百年来的“茶人”史都是旨在倡导这种精神的空间和精神的地域。
第四，要有精品意识、拼命意识和新人意识，这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落实，振兴浙江文学不在于作品数量的多寡，而在于能不能出精品，能不能从质量上提升，坚决抵抗平庸的写作，于是，要设立多种评价体制和畅通透明的评论渠道，不能平平庸庸地写作。拼命意识是需要作家有吃苦耐劳的刻苦精神，直接或者间接地接触这个世界，了解不同的生存处境，与他们保持无间交流。新人意识需要领导部门注重推荐和选拔，给更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新人提供表现的空间和心灵上的鼓励支持，这一点，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熟以及对于自信心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没有伯乐，千里马的前途也是迷茫的。
综上，从内外在的层面振兴文学浙军是完全有可能的，内外兼修，苦练内功，改善外在创作环境，这是振兴进程中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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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美学”热虽然已经消退多年，但美学还在。中国当代美学在阵痛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层次对美学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形成了当前美学研究的新格局。本书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都是近年来思考和积累起来的一些问题。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反思我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理论资源的梳理和当前美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上面，这是我从硕士阶段就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甚至里面的部分章节是在读硕士和博士阶段写成的，这也可以作为我读书时代的一个见证。对美学的研究，得益于我的硕士生导师岳介先教授，正是在岳介先教授的指导下，我才能够领悟到美学的真谛，并在西方美学和美学原理的领域展开研究，所以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向恩师岳介先教授呈现的一份作业，感谢岳老师多年来对我学业的支持和生活上的诸多关怀。
对中国当代诗学研究的反思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研究，也就是对新时期以来所呈现的文学理论教材进行个案研究；另外一个是关于本文诗学的探究。关于本文诗学的探究是我在读博士阶段我的博士生导师李咏吟教授确立的一个研究论题，李老师已经在此领域进行了很多的探讨，后来由于我对此问题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李老师便把这个论题的主要思路介绍给我，让我来做这个论题，对此我心存感激。感谢恩师的教诲和帮助，感谢恩师能够鼓励学生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关于本文诗学的探究我已经发表了8篇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枟文学评论枠、枟文艺理论研究枠、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枠等刊物刊出，没有恩师的帮助和指导这是学生我绝对完成不了的任务。关于本文诗学的研究我将继续进行下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出版一本相关的著作。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的探讨，与我们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承担的省级精品课程有关。2008年由叶世祥教授领衔的枟文学理论枠申报成功省级精品课程，作为省级精品课程我们设计了一个对文学理论教材进行系统研究的计划，这个计划由我来实施。我原计划从民国年间的文学理论教材开始研究，但是由于时间问题和个人的能力问题，我只能从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教材入手，即使这样这个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只能等到日后来完成了。
新时期浙江文学发展研究是我承担的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的结题成果，该项目在2009年4月立项，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写作之后，2009年10月份完成了该文的写作，论文的核心部分在枟浙江日报枠理论版上发表，并在今年2月份该课题被认定为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当然，该课题的完成是我研究浙江文学的一个起点，目前我正在承担温州市文化研究工程“‘温州文学现象’研究”，我将对新世纪的温州文学进行一个个案的阐释，这也是我介入温州地域文化研究的第一步。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女儿在逐渐地长大，女儿的笑声已经成为我每天必须温习的功课，感谢女儿胡清远的到来，让我领悟到做父亲的义务和责任。感谢妻子付昌玲的理解和信任，能够让我安心地在书堆中寻找到自己的乐趣。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已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枟文学评论枠、枟文艺理论研究枠、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枠、枟文艺争鸣枠、枟内蒙古社会科学枠、枟湖北大学学报枠、枟安徽大学学报枠、枟西北师大学报枠、枟新疆大学学报枠上，并且有多篇论文被枟新华文摘枠、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枠、人大复印资料枟美学枠、枟文艺理论枠全文转载，感谢这些杂志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感谢这些刊物的编辑们辛苦的工作，在此深表谢意。感谢宋旭华学兄的帮助，能够让我在浙江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两本学术著作。
感谢在学术道路上给我帮助和支持的曾繁仁教授、王元骧教授、赵宪章教授、党圣元研究员、徐岱教授、张法教授，朱国华教授、马大康教授、叶世祥教授和丁治民教授，正是你们的无私帮助和提携，我才能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感谢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诸位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我的诸多照顾，感谢周剑平书记的无私帮助。但万事繁杂，学无长进，在研究的道路上深感学术的艰辛和不易，期待有一天能够涅槃。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温州大学文艺学重中之重学科的支持，在此特致谢忱。
胡友峰
2010年8月8日于温州大罗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