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经济学的绝大部分文献中，都将储蓄不足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储蓄不足，严重影响了资本的形成，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主张，要想经济发展，就应该加大储蓄，他们把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看做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随着对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考察，学者们逐渐对上述观点产生了怀疑。
5.2.1投资能力的约束
艾伯特·赫希曼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并没有充分利用，它们的困难是能否发现投资机会，并把发现的投资机付诸投资行动，投资取决于储蓄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如：技术、教育、组织诀窍，富于进取的少数派的出现等。他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理论中所关心的只是储蓄——投资过程的两个端点，而在不发达国家，缩短这种过程是不切实际的，限制这些国家增长的因素往往不仅在于储蓄和投资两个端点本身，而且在于如何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困难。发展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不能把现有或潜在的储蓄导入可行的生产性投资机会，即缺乏制定各种发展决策以及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的能力。发展过程中投资能力的作用，非常近似于传统观念中历来由储蓄倾向所起的作用。储蓄确立了有效的最高投资数量，它能对经济起实际的作用。但由于储蓄与投资决策是分别制定的，储蓄本身并不直接引起投资活动。投资能力无疑与投资活动有更直接的关系。它包括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因而在不发达国家，投资机会假定是大量存在的话，扩大投资的能力可以看做是为这些投资机会的实现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我们可以把投资能力所产生的投资作为最低的而不是最高的界限。不能利用现有的技术、资金、市场去获取利润的能力，投资能力的缺乏，本质上是企业家的不足，缺乏那种有见识、甘冒风险具有企业家精神，对市场具有敏锐洞察力和直觉，从而能够进行正确投资的企业家。中国在大量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的情况下，却仍然有大量国外投资的涌入，不能不说明中国国内投资能力的严重不足，而其根源又是真正的企业家的匮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德鲁克所认为的，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提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
5.2.2技术约束
技术约束对储蓄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由于技术约束会造成国内储蓄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约束，又会使国内的过剩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
技术约束下的两缺口理论所描述的就是第一种情况。所谓技术约束下的两缺口理论，是对一般所认为的两缺口理论的更正，是在钱纳里和斯特罗特的《国外援助和经济发展》一文中所提出的两缺口理论思想的延伸。这里的储蓄缺口实质上是一种以本国货币表示出的储蓄不足，外汇缺口是以外国货币表示出的本国储蓄的不足，两者其实是一国储蓄缺口的本外币形态，但由于人们长期以来的沿用习惯，我们在本节里暂且仍使用原先的叫法。
钱纳里和斯特罗特在文章的开篇“国外资源和发展的限制”中将资源分为三种类型：①熟练技术和组织能力；②国内储蓄；③进口的商品和劳务。他们认为，这些生产要素的及时供给与否，体现为对经济发展的各种限制，并且在任何时点上，这些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都是不同的。在只有①、②这两种资源限制的情况下，称为“投资有限增长”；在①、②、③三种限制下，称为“贸易有限增长”。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都是大大依赖外部资源来解决上述三种约束，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的；并且，有效地运用国外援助以取得迅速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在过去10年中由希腊、以色列和菲律宾等国家充分展示出来。在此基础上，钱纳里等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援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Ⅰ阶段：投资按β的年率不断增长，国外援助增补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当投资达到足以保持目标增长率水平的时候，I阶段结束。
Ⅱ阶段：GNP达到目标增长率并在目标增长率的限制下，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随着决定于投资与储蓄之差的国外援助以不变的比率上升。
Ⅲ阶段：在既定的目标增长率下，资本输入超过储蓄缺口的需要，出口增长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比率，或者边际进口率在实际上低于最初的平均数。此阶段，国外资本决定于进口需要和出口需要之间的累计差额。
在三阶段论中，虽然其详细论述的只是国外援助与储蓄、外汇缺口问题，但两缺口正是技术约束的货币表现：由于技术（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①简称为技术，其含义与三缺口中所简称的技术，在实质内容上是一致的）约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需要外汇；由于技术约束，国内研制先进设备所需的长期高风险投资需要国内储蓄的支持。可见，钱纳里和斯特罗特的关于“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两缺口理论中，技术是一项重要资源、主要约束，引进外资不仅克服了国内储蓄、进口商品和劳务的不足，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国外援助获得技术人才和技术转让”，“国外援助不仅加快增长速度，而且实际上大大加强了运用自己资源以争取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他们在分析引进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时，不仅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外汇的不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了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通过引进外资所引进的先进设备，正是相对落后国家所急需的先进技术的凝结物。
虽然赫尔希曼在两缺口基础上提出的三缺口分析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稀缺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约束，最关键的约束条件是发展中国家技术的缺乏，主要表现在缺少必要的技术知识、管理和企业家的才能，为此，他指出，在经济发展中，除了储蓄和外汇这两个缺口外，还存在着第三个缺口，即技术、管理和企业家方面（我们在这里将其简称为技术）的缺口。但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两缺口理论中已经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技术约束，而克服这一约束的有效途径就是引进含有国外先进技术的先进设备，只不过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外汇缺口，使得引进难以实现，这时，技术约束突出表现为外汇缺口。钱纳里等人着重研究的是在三种约束下以货币形式表现出的双缺口。而赫尔希曼提出的“三缺口分析”中，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仍然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
技术约束对经济发展约束的另一方面就是会使国内的过剩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目前，中国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临技术方面的约束。
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在中国行为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开始较多地引进先进技术，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中国同类企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使用母公司的先进技术，并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1999年在北京地区的调查结果也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使用国内先进技术的占24%，填补国内空白技术的占76%。
江小涓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城市的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查研究表明，技术优势是其能够在华得以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结果表明，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中国国内空白的技术。她以国内企业作参照系，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被划分为填补国内空白技术（指国内没有使用过此类技术或生产过此类产品）、国内先进技术（指居国内先进水平、但已有国内企业使用同类技术和生产同类产品）和国内一般技术（指在国内已经不属于先进水平的技术）。如果企业同时使用两种技术，以其主要产品为主；如果几种技术水平的产品销售额大致相等，就以其水平最高的技术为准。被调研企业中，使用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共83家，占样本企业的65%；其余为使用国内先进技术的企业，为44家，占样本的35%；没有企业使用国内一般技术。由此可见，多数外资企业的技术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
其他一些调研也得出类似结论。一项对33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研究表明，有17家企业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占被调研企业的52%。另有一项对日本在华40家企业的调研表明，这40家企业绝大多数技术先进，产品有竞争力，如果将新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技术和先进技术两种类型的企业加在一起，共有39家，占全部调查企业的95%以上。
正是由于国内企业缺乏这种技术上的优势，因而痛失国内本已不多的有效投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钱赚走。在技术约束下，一方面是中国的储蓄过多，存差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是外资的大量流入，赚取着丰厚的利润，形成了“双盈余下的中国悖论”。
5.2.3金融渠道梗阻
储蓄投资的转化渠道有两个：一个是“收入—金融体系存款—企业贷款—借款人投资”，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转化渠道；一个是“收入—内部入股、资本市场和直接投资办企业—企业投资”，通过证券（或内源融资）市场的直接融资转化渠道。而如今这两条渠道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梗阻。
1.间接渠道。
在储蓄—投资转化的间接渠道中，各类金融机构处于极其重要的中介地位。然而目前我国金融机制却远远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的74%，这就决定了这种间接转化渠道的主体是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及金融机构由于市场份额较低，只是起到补充作用，难以形成多渠道的竞争机制。这种转化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性，也就决定了储蓄投资转化的动力不足。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意味着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前提下，金融交易主体能够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确定其金融交易决策，并且承担相应的收益和风险。然而，我国国有银行出于垄断地位导致其无法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有效转化储蓄，银行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缺乏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和自我的约束能力。同时，政府与国有企业的“隐性契约关系”又导致投资风险也过度集中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高度依赖导致了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持续下降。而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的监管要求又进一步导致银行以防范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贷款为目标而出现了“惜贷”现象，储蓄转化不足问题进一步恶化。
“银行惜贷”是我国现阶段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它是指在现行的利率和贷款条件下，众多意愿贷款的企业借不到款，而银行却将部分资金投入到收益更低的安全资产上。谢平指出银行在信贷改革以后，由于原有大量坏账的存在及产权的差异，既不愿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又不愿对私营中小企业贷款。在政府要求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下，国有银行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作为信贷工作的主要考核目标，推行了贷款责任制。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较多的代理层级，下级行有一定的贷款权限，但是总行一级法人制度又使总行承担了全部成本。为了控制一级法人的风险，消除下级银行风险收益的不对称，各商业银行的贷款权限都分别上收。这无形加大了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交易成本，降低了下级行的贷款能力，使地方上的信贷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银行业现在采取了贷款第一责任人、不良债权比率考核等手段来控制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大弊端，因为只要商业银行在正常地进行经营它就肯定存在风险，而确定不良债权容易，确定不良债权产生的原因却十分困难。道德风险和经营性风险根本无法截然分开。因此在现实操作中，只看贷款的结果而不看原因，如果贷款出现风险，谁签字发放贷款就由谁来承担责任。为防止被误划为道德风险，信贷人员的最佳选择就是不贷款。其次，由于总行与发放贷款的分支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使是完全符合贷款规定的企业，信贷人员也可以因为其风险稍高或不熟悉而将其拒之门外。而这些信息，总行是无法获取的。结果是滥贷容易界定，惜贷无法确定，也无法抑制。
此外，对民营企业的惜贷，还存在一个商业银行的国有属性和民营企业的民营属性的不对称问题。对银行负责人而言，国有银行通过政府牵线贷款给国有企业，即使不能收回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这是政府行为，政府会承担最后责任。但是，如果贷给私营企业，则属于银行自身的经营行为，正如樊纲所认为的，一笔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出了问题，有关负责人倒不一定被认为是犯了“政治错误”，而可能被认为收了对方贿赂，因此使得在实践中人们更怕承担风险。在责任和权益并不对称的贷款制度下，贷款出现风险是要追究有关信贷人员责任的，而贷款的收益与信贷人员的收益不挂钩，这样信贷人员选择“惜贷”自然是最稳妥的理性行为模式。正因为如此，即便民营企业有很高的贷款需求，很强的投资冲动，但苦于渠道不畅，仍然难以贷到急需的资金。
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转化机制陷入不良循环，银行“惜贷”、企业“赖贷”、呆账坏账上升、转化效能低下，实际形成投资比例不高的局面。央行金融研究所的有关人员表示，巨额存差表明：社会资金大量积聚在金融市场，无论是滞留在银行，还是债券市场，资金不进入实际经济部门，只是在虚拟经济中流动，很难创造实际财富。在当前国力不强的情况下，这种资金浪费是非理性的。它集中体现了金融运行的突出矛盾：一方面，存款持续快速膨胀，尽管利率已降至历史新低；另一方面，上万亿元应贷资金贷不出去，沉淀下来“趴”在央行，其出路不外乎购买利率同样很低的债券。王国刚算了一笔账：2001年底，商业银行存差为3.02万亿元，以当时一年期存款利率2.25%、贷款利率5.85%计算，其利息损失至少上千亿元。
2.直接渠道。
在储蓄投资转化的直接渠道中，主要以股票市场为主。然而，由于证券市场诚信丧失，使人们不敢贸然购买股票，企业也难以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进行投资。例如，中国股市8年停止新股后的2005年初，管理部门宣布恢复新股发行，市场便大幅度下跌，最后不得不再次放慢新股发行速度，直至2006年的股票市场开始升温。
中国股市最初设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国有企业筹资，减轻银行的不良贷款压力。天则经济研究所******认为，证券市场一开始就存在问题，证券市场设立很大程度是为国有企业解困，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老老实实跟股民讲清楚，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存在信用问题。在企业大规模改制上市过程中，他们请来一些“评估机构”，将自己的净资产值变戏法似的成倍放大，又确定一些投资项目，将其盈利前景放大。然后，确定发起人按一元净资产取得一股非流通股权，而向公众发行的股票价格由“市场决定”。证券公司为了争取代理发行权，又以自己的信誉担保所公开信息的“真实、可靠”，并承诺上市后拉高股价送一程。经证监会“形式审批”之后，盖上了代表政府信用的公章。于是，点石成金的“魔术”启动了。一级市场以高于面值2～10倍的价格认购“社会公众股”。二级市场上市时再出一些前景诱人的“上市报告”和“投资分析报告”。辅之以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合谋的炒作、对敲，如今经过市场多年的洗礼，投资者已经逐步认清了中国股市的本质和种种弊端：上市等同于“圈钱”。而“一股独大”阻止了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性并购，在缺乏内外压力的环境中，大部分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没有明显改善，对外不重视对流通股投资者的回报。正如吴敬琏所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股市的确成了一个比赌场还坏的地方，在多次赔本之后，投机者也变得理智和谨慎，中国股市已经丧失了资本市场的最基本的功能——为企业筹资。
资本市场的运行是以法制和诚信为基础的，只有规则健全并且参与主体按规则行事，市场才能健康平稳运行。中国公司在上市前总是要经过精心包装，把财务报表和发展前景做得漂亮了才上市，而一旦上市之后，各种数据和前景就变化了，甚至从连续盈利直接变为巨额亏损，可以看出其中缺乏起码的诚信，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欺诈行为。招股说明书中说明的资金用途往往被改变，对股东的投资回报承诺也可以做随意的变更，而对于上市公司的不诚信行为，中国却很少从法律上进行追究。券商、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利用其雄厚的资金与信息优势在股市中翻云覆雨，人为影响股票价格走势，进行内幕交易等，甚至可以倒逼管理层出台政策措施。当诚信的成本与其价值相对失衡时，就会诱使人们做出某种不诚信的行为，只有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市场规则和社会监督下，有时即便诚信的成本高于其价值，某些违背诚信原则的动机，还是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不会变为实际行动。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各种经济主体大多是认同诚信的。因为，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都想投机取巧，则平等互惠的公平交易就无法实现。而如果大家都诚信相待，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有利于增进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然而，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中，欺骗的收益远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欺骗就会成为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而广大股民只有选择退出机制，不再参与或减少对股票的购买。
市场信心的丧失，监管者难逃其责。从市场监管的角度看，监管者的最高目标是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还担负着为国企筹资和脱贫解困的使命，这使得管理层不得不兼顾双重目标：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国有企业的脱贫解困，这两个目标是不相融的。一方面，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券商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处罚制度和赔偿机制，客观上纵容了他们违规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市场出现诚信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连带责任制度，对于负有连带责任的中介机构约束力不大，削弱了这些机构在制止诚信危机方面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长期以来，市场监管对违规处罚仅停留于行政处罚、公开谴责的层面，致使违规行为代价过小。由于存在双重监管目标，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给予了过多的“父爱”，却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市场中真正的弱者的权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在市场的长期目标不能得以很好地实现的条件下，监管行为陷入短期化，监管者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屡屡入场救市，但政策的非延续性却使其自身信誉遭受不断损害。市场诚信的丧失，政府信誉的严重透支使得证券市场难现生气，重建市场信心，重塑市场制度基础已成为当务之急。
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要履行其监管职能又依靠着法制建设的支持，对于股市中各种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必须有法可依，而且处罚措施也必须摆脱行政处罚、公开谴责这种类型的道义处罚，使其更具操作性、更有震撼力量。政府的监管行为的变革也正是其信誉的重建过程，市场并不担心公司造假、内幕交易等违规违法行为，只是担心管理层监管不力，不能很好地维护其利益。看看美国的安然等一批公司的造假所带来的美国的诚信危机，由于管理层态度坚决的强力调查处理，使投资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成功化解了这场几乎动摇美国证券市场根基的危机。制度永远不可能完备，总会存在漏洞和瑕疵，关键在于政府总能以投资者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监管，是否有着卓越的市场信誉。
中国非国有企业创造全国将近70%的GDP，却只能获得大概不到30%的贷款。而国有企业目前创造全国30%的产值，却获得70%的金融资源。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配体制，导致金融资源分配出现扭曲和无效率。此外，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为国有控股企业融资，而很少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渠道。这一切都制约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如今，虽然股票市场已经异常红火，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放松监管，其结果必将是人们对股票市场的再次失望以及直接融资渠道的再次堵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