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中国的居民储蓄行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其所处的经济环境上有很大的差别。虽然在西方国家，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也要受到一些制度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始终处于稳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拥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他们所面临的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中国却经历了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居民面对的更主要的是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确定性，对中国居民储蓄起重要作用的是其对未来的悲观式预期，即未来的支出一定要大于现在，只不过具体能够大多少难以确定而已。同时，中国居民也面临就业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下个月会不会失业等。因此，决定中国居民更多储蓄的是一种悲观式预期。
4.5.1悲观预期理论的局限性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确立了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他集中了相当大的注意力来研究预期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凯恩斯认为，“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感到比较有把握的事实”，“现时存在的事实可以说是不成比例地进入我们长期预期的形成之中；我们通常的行事法则总是：根据现有的情况，然后把它延伸到将来”。
凯恩斯的预期理论主要用来分析预期对企业的影响。他认为，由于供需时滞的存在，雇主只能以预期未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来确定现时的产量。他将预期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于价格之预期……第二类是关于未来报酬之预期。前者可称之为短期预期，后者可称之为长期预期”。凯恩斯认为两者的作用是不同的。由于修改短期预期的过程在事实上是逐渐的、连续的，所以预期结果与现实结果之影响相互交错，故而省略对短期预期的描述常常是安全的；而长期预期，即关于追加资本设备投资所带来的未来收益预期，是影响经济生活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凯恩斯强调了不确定环境下的长期预期，认为长期预期的形成不仅涉及风险，而且涉及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如果信息的获取不完备，那么随经济或政治风向的任何变动，预期将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修正。凯恩斯认为，心理因素也是影响长期预期和投资的重要因素。他说，长期预期状态，即我们据以作决策，不仅须看何种预测之或然性最大，亦须看我们作此预测之信心如何。他认为长期预期常常处于无理智的波动中，市场会一时受悲观情绪所支配，一时受乐观情绪所影响。繁荣阶段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能获得，譬如说，2%的收益的投资却在6%的预期收益下作出投资的决定……当幻想破灭时，这种预期又被相反的“悲观错误”所代替，其后果为，“能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获取2%收益的投资却被预期为非赔本不可。”在凯恩斯的预期理论中，他强调了悲观情绪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预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凯恩斯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说“这个因素对于个人之消费倾向，固然有重大影响，但从社会全体而论，大概是互相抵消。而且一般而论，这个因素太不确定，故不会有多大影响。”凯恩斯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分析，抛弃了预期因素，显然是无法解释中国的过多储蓄问题的。并且，从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现实来看，对未来预期的不乐观，正是中国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的储蓄为什么这么高？关键在于富人、穷人都存钱。富人的钱花不掉存起来很正常，而穷人由于悲观式预期，也一定要把收入中的相当大部分存起来。
4.5.2中国居民悲观式预期的形成加剧过度储蓄
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中，政府与居民、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完全体现在一个“包”字上，“包”的实质是一种风险集中的制度安排，使每个人降低了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所接受的是就业、福利和保障三位一体的体制。一个人只要在全民企业中找到了工作，也就有了养老、医疗、住房等各种保障和福利。只要不是被判为“违法”。他的就业、福利等就都是有保障的。一个人就货币工资而言，虽然固定的工资收入不高，但是就业岗位总是有保证的，生活是有保障的，让人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人们对退休前的总收入和退休后的收入也是可以预先计算的（谢平，1997年）。但与这种体制相联系的却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亏损额连年上升。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经济主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方面是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也是风险由集中控制向风险分散化的转变，从而使居民随时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选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分配直接与其劳动成果和市场不确定状态结合了起来，居民百姓的“铁饭碗”被打破，失业下岗人数大大增加，增加了不稳定感，人们对于自己的未来难有稳定的预期，一些工厂下岗职工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更引起人们的普遍悲观性预期，居民必须为下岗与再就业之间各项支出而储蓄，必须为“明天”落到自己头上的失业而进行储蓄，社会储蓄倾向进一步加大。
与此同时，国家进行了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些原本由国家包下来的支出，如今一下子变成了居民的沉重包袱，人们必须为生活所必需的“大额刚性支出”进行自我准备。在每个家庭都会面对的“大额刚性支出”成为悲观式预期的情况下，无限度地增加储蓄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储蓄过剩就会成为现实。
一项上海市家庭教育发展状况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已达到23.6%，这一比例远远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等国10%左右的教育支出比例，子女家庭教育投入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支出之一。依照张保庆的举例，在北京以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300元算，加上4000元左右的学费和回家探亲等其他各项费用，一年将近要花1万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计算，去年我国人均GDP为9030元（而实际人均收入是城镇8472元、农村2622元），4000元的学费占到人均GDP的44.3%，而世界的一般比例是5%～10%（公立大学），显然，这种支出收入比，其昂贵而不便宜、贵族化而非大众化的性质可谓一目了然。目前大学生上学的成本很高，而我国现在的国情，农民的孩子占的比重还很大，下岗工人供养孩子也很困难，因此在高校教育收费上再也不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了。而为了摆脱贫困，家庭又将子女能够受到好的教育作为唯一出路，因此，大多数家庭“从孩子进中学起就开始一点点为孩子积蓄学费”是大多数家庭的真实写照。
2005年末曝光的“550万天价医疗费”事件，给人们对未来医疗费的支出更加笼上了悲观的阴影。依据卫生部政策法规司雷海潮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3年，我国每年人均卫生支出总费用从约20元增加到500元，增长了24倍；1978年时，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只有3%，到2003年达到了6.1%，算下来，已经超过7118亿元。这说明老百姓兜里的钱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卫生医疗支出，尤其是1995年以后，这种支出增长超过了人们收入的增长幅度，“与GDP的弹性系数远远大于1”。从另一个角度能更加清晰地看清楚老百姓所承担的“增长压力”。
卫生总费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居民个人花费、公共财政支出的花费、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花费。雷海潮发现，居民个人花费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占卫生总费用的20%左右，到2003年，这个比例飙升到了56%；相对应的，政府的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超过30%下降到了2003年的17%，余下的社会花费也是从当初的近50%下降到了2003年的27%。这些数据说明，在过去20多年里卫生费用的增加中，多数费用的增长是由老百姓个人承担的。一直以来，我国从来没有放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并为此发展了城乡医疗保险，但是从现状看，我国医保所覆盖的人群“仍然非常有限”。1998年和2003年，卫生部相关部门连续两次开展以入户为基础的家庭卫生服务调查，从人群看，城市里没有任何保险的人群比例反而在上升，从1998年的44.1%扩大到了2003年的44.8%，农村有所下降，从1998年的87.4%下降到2003年的79.1%，但是仍然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比例。这再一次说明，老百姓看病基本上是自己掏腰包。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的关志强教授认为，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以至于有60%以上的医疗卫生总费用来自老百姓个人，在城镇有44%以上的人没有任何制度性医疗保障，在农村这个比例高达80%。疾病支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个人收入增长速度，老百姓1年的收入难以支付1次住院费用。一旦疾病风险降临，很多家庭会因此陷入贫困。中国13个人中，就有1人处于赤贫，其中有1/4～1/3直接跟疾病有关。这种状况的持续，严重影响消费内需的拉动，对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将形成巨大威胁。
中国在国企改革以后，国家不再包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而农村和非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保和医保国家从来就没有包过。目前中国社保和医保的人口覆盖面只有百分之十几，城镇人口不足50%，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覆盖。这样居民就必须存储相当多的钱用来养老和应付不时之需。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走了一条医疗市场化的道路，这条道路被称为基本失败了。医疗费用高昂，使人们对未来预期极不乐观，被迫以储蓄应付。
由此可见，制度变迁使居民储蓄动机的预防性更加强化了。失业风险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预期以及教育、就业、卫生、养老的预期刚性支出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储蓄未雨绸缪。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长期实行低收入、低价格的收入分配和消费政策，同时政府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比较确定。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居民收入绝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现期消费的主要约束是现期收入。相应的，居民的储蓄意愿非常淡薄，储蓄呈现稳定但水平低下的特征，据估计，这一时期居民当年收入的储蓄率只有1.5%～1.6%。但是，实施改革之后，劳动就业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就业不一定有保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不稳定的趋势更加明显。虽然就业时有较高的收入，但一旦失去工作，收入马上就大幅度减少。即使有些人职业比较稳定，但是伴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必然产生的经济不稳定，也会使有职业者对未来收入状况作出不确定预期。当人们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时，就会倾向于增加现期储蓄，以保证未来能达到一定的生活消费水平。在对收入不确定的同时，人们还面临着大额刚性支出的悲观式预期。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原先统包的一系列福利制度也逐步进行改革，尤其在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人们产生对未来的这些制度产生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他们知道今后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支出会大大增加，但无法知道到底会增加多少、占其收入的比重会有多大。而这些制度恰恰又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乃至一生的生活，为此，人们必然选择增加现期储蓄，以备未来支出之需。人们不得不为了自己、子女、父母已经或可能将面临的大额刚性支出而加大储蓄，由此就会造成人们的当期消费大量减少，需求严重不足，强化了过剩储蓄。同时，由于过剩储蓄推动的这些“新产品”价格的不断攀升，以及富人的财富示范效应，人们又不得不加大储蓄，进一步加大过度储蓄。于是社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