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间里辉煌的很，他们自然地交谈，仿佛一切如故。
我的杯子不知何时被倒满了酒，我只顾低头吃，竖着耳朵从周围嗡嗡的聊天声中拾取我感兴趣的内容。电视里正在上演我不知道名字的选秀比赛，选手正深情的唱着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歌，不知谁把墙上电视的音量调大了，有人拿着酒瓶站起来跟着一起唱。我一阵恶心，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流行歌，这是一首新歌，我们共同的记忆随着这强势重复的旋律慢慢模糊，旋律越是清晰，他们的脸就越变得陌生。
史进把头从嘈杂寒暄中抽出来，盯了我一眼，不连贯的向我举杯示意，我泯了一口。他走来坐在我身旁，看了一眼坐在远处的妻子，他妻子正小心的喂一岁儿子吃粥，动作轻柔文雅。史进挪了挪发福的腰身正正的转向我，点了烟，我知道他要问什么。他的脸几乎要贴过来，我能清楚的看见他脸上粗大的毛孔和一根白色胡茬，鼻翼两旁的法令纹和鼓起的肉，还有那仔细看实际上是在颤抖的嘴唇。陌生感再次涌起，就像我突然认不出一个我盯了很久的字。
…………
那年夏天似火，到处是一片白光。焦虑的汗滴不情愿的从毛孔挤出，终于还是要面对自己要被高温蒸发的命运。骚乱的初中教室里，阴凉的墨绿色黑板上工整的排满了每人的成绩，我看着窗外发着黄光的绿叶，天气真好呀。我有些渴但没有喝水，焦虑一直僵持着。我没考上我所报考的任何一所高中。多年后我的几个同样遭遇的朋友谈及此事总是轻描淡写，但对我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危机。说出来他们会表示不屑，我骨子里真的是一枚好学生，或者说乖学生更贴切。有过两次名列前茅的经历，当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干部，谨慎的游走在教务处与讲台之间。我是一个懦弱并乐于自我封闭的人，但凡需要我主动接触外界时，我第一反应一定是退缩，以至于每次从办公室出来，总琢磨何时可以被撤职，如此便不必鼓起勇气面对除听课外的任何需要额外与人打交道的事情，只安分守己不节外生枝，一天天便可过去。我家住在一个工厂家属院，父母散步总能碰到同事，每当人问起母亲儿子的前程问题，她总回以玩笑：怎么也得上个大学吧。我把这理解为玩笑是因为我知道她的期望不止于此。
“一班的袁一鸣，又拿了市里英语竞赛二等奖，看看人家的英语课代表是怎么带头的！”隔壁班的班主任激励学生时总爱提到我。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别人”，我为此感到满足。在那个夏天，我分明记得应该还有几次摸底考试，还有几门课我需要准备一下，对，时间还是有的。怎么这就结束了？我已经是一个差生了，我算是完了。
“大中午的还不走？你很留恋这地方？”陈大钊把一包教科书重重砸在我桌上，“咱一起烧书吧！这一天我等很久了。”我懒得理他，看着走廊上逐渐鸟兽散了的学生，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去楼空。
陈大钊不耐烦了：“走吧走吧，不就是考不上高中么，我不是一样嘛，走吧打台球去吧。”他边说边举着一摞书往天花板上扔，头顶的吊扇把书打的稀烂，残骸飞下来，打的我头皮生疼。
“滚滚滚！你家帮你交点钱就搞定了，我他妈怎么办！”说着我便起身回家。陈大钊背起包，吊儿郎当跟在我屁股后面：“我靠，哪那么容易，还得给人家看画儿呢，必须要有基本功，你以为只给钱就行啦！”我越听越烦冲他嚷道：“上你的贵族学校去吧，别跟着我！”我骑上车，想甩开他。
陈大钊的个子不大，是个小矮子，矮到班里最瘦弱的同学都可以欺负他，矮到每次都被网吧老板当作小学生不让进门，但他长的倒挺阳光，严肃起来也算英俊，有时还真觉得他有点明星相，可惜生了个五短身材。刚升初三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俩的住处只隔着一个十字路口，之后我们形影不离，一起骑车上下学，每天晚上在那个十字路口分别，早上又在那个路口相聚，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因此我变成了差生。每天我们都会逃课打台球，去街机厅，逛音像店，有时什么也不干，只是无聊的躺在郊区草地上，喝着可乐，偶尔抽支烟，什么也不想的过一整天。当然，我家从不给我零花钱，所有开销都是他请客，他对自己认定的朋友非常慷慨。
眼看到了要分别的那个十字路口，我蹬着自行车头也不回的往前骑。天很高很蓝，街边音像店像往常一样大声的放着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中午的太阳毒，街上比平时安静许多，更显出破旧喇叭吱吱啦啦的噪音。陈大钊飞速从后面追上来叫住我：“哎！你不至于吧！你也可以上那个学校呀。”我没有减速。
他提高音调：“不是都要交钱才能进，真的！”我捏住了刹车。
他慢悠悠骑过来，说：“他们以前没有美术特长班，这是第一届招收美术生，其实很怕招不到你这种学习好的学生，你懂吧？”
“好个屁啊！我这次考的分……”我叹气道。
陈大钊急得双手直比划：“你是没看见！你不知道上次我去的时候，还有几个学生，我靠，比我分都低！那都是一帮混混，你的成绩去了绝对称霸美术班了！”说完他露出兴奋的表情。
听起来不错，但我又对这美术班没任何概念。他见我犹豫，用胳膊肘推我一下，说：“我有内幕，听不听，那儿的主任跟我妈认识，说他们学校内部刚定下来，文化课成绩前十名的学生，赞助费不用交了，连三年的学费都免了。”
我叫起来：“你刚才怎么不说？”
他呲着牙说：“看你急的，我就想看看你急了是什么样！终于换我这种差生牛逼一回！是不是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呀！”他脸上一副享受的表情，我一脚踹过去，笑骂道：“操！你真他妈贱！”他边跳边笑的跑远了，回来时手里拿着两个冰棍。这会儿，街边喇叭换了一首从没放过的粤语歌，歌词我一直不懂，只记得歌名叫《一生不变》，很动听。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看着窗外月光下摇晃的树枝，心里总觉得无助。从中午到晚上，父母的脾气也都发完了，我也把陈大钊说的都告诉了他们。吃晚饭时，他们一句话没说，只能听到母亲“咯吱咯吱”的咀嚼声，让我很不安。睡前，母亲叹了口气对我说：“明天你问陈大钊要一下那学校的联系方式，找时间咱们去一趟。”
第一关算是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