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在形象不佳、状态疲惫、了无前途的母亲的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她企图以一种超越性来反抗命运的安排，即“不喜欢受传统礼仪的威胁；不喜欢为衣饰所困扰；不喜欢受家务事的束缚；不喜欢突然停止展翅高飞”。她极力贬损母亲，与之保持安全距离：母亲邋邋遢遢，头发胡乱一扎过一天；总是太累太忙，没时间没心情和人说话；好心却好骗，凡事靠不住……相反，父亲的沉默寡言却显得很有深度和权威。于是女孩转而以父亲为模板，企图塑造理想的“镜像自我”。女孩想象着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是父亲不可或缺的接班人，在父亲眼前工作总使她充满了自豪感。父亲的一句“我新雇的男人”的赞许让女孩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个定义仿佛使女孩终于成为了特权阶级的一员。可一旁的推销员轻而易举就击碎了她的梦：“骗不了我的。她不过是个女孩而已。”至此，“女孩”这个词语第一次展现了其对自我强大的压制力量。而女孩平日不放在眼中的母亲居然也不失时机地用此作为武器，顺利从父亲手中获得了对“我”的使用权：“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留她在屋里用了……（不然）我一转身她就跑了。这可完全不像我在家里还有个女孩。”母亲的话鲜活地传达出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交往态度：身为女孩，就该呆在屋里帮忙家务，规规矩矩安静本分。而祖母的到来更使女孩的“自我重塑计划”雪上加霜。“女孩不能那样甩门。”“女孩坐着的时候膝盖要收拢。”“那不关女孩的事。”
三句斩钉截铁的祈使句象征着一种权力要求，女孩全部的社会内涵似乎都浓缩在了“女孩”两个字中，深深嵌入了语言符号。最后，父亲终于叹气道：“她不过是个女孩。”
这句话使得女孩的性别劣势被盖棺论定：女孩本性是弱者，善良却无用，亦无大前途；女孩犯错可以被原谅，因为她们天生的缺陷，无论后天多么努力都不能改善。
于是女孩就这样成为了“女孩”。在探寻自我的成长过程中，女孩不断在语言的规范下调整自己的镜像世界：对母亲的评价，对父亲的想象，对自己在他人眼里形象的建构；以及诸如骄傲与挫败之类的自我感觉。占权力支配地位者可以通过对话语的操纵，对其内部群体的“积极自我表象”和对受权力支配的外部群体的“消极他人表象”进行控制。比如有一天晚上，当女孩像平常一样唱歌时，长大了的弟弟莱德突然说“你唱得难听死了”，于是女孩从此停止了唱歌。在别人的定义中，女孩也慢慢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语言造就了“镜像自我”，使得自我最终成为了概念的延伸。
二、惯习
在故事的结尾，当父亲说“我”不过是女孩时，女孩这样坦白：
我并不反对，打心底儿的。也许那是真的。
至此，女孩似乎已经全然接受了自己作为“女孩”的身份和命运。她不再强求自己像男性一样，仅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女性空间。由于不得不和弟弟分享一间卧室，她便努力让自己的那一半房间显得“花哨”些：给床铺上了旧的蕾丝窗帘；用不穿的裙子给梳妆台做了个桌罩；甚至计划在两张床的中间设置屏障。她也不再幻想冲锋杀敌，而是把注意力从对精神的追求，诸如对勇气、胆魄、牺牲的崇拜，转向了对身体的关注，转向了“女孩”应该考虑的事，比如头发的长度和衣着的款式。从“厌恶”、“反抗”到“接受”并“自觉强化”，女孩最终接受了他者对于“自我”的规范，她将从此和母亲与祖母一起，成为屋子里的女人，帮助负担起家务，烧水做饭、洗衣拖地、铺床叠被……在这一由“女孩”向“女人”的转变中，母亲和祖母似乎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同样身为女性，母亲和祖母没有和女孩结为反抗/反叛的同盟，反而成为了女孩追求自我最直接的阻碍。“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在女孩看来，母亲“总是在搞阴谋。她现在就在密谋把我更多地留在家里”，而祖母也老是唠唠叨叨、指手画脚、管这管那。她们自己的生活一点儿都不成功，在屋里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无趣又压抑，然而她们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惯习”（habitus），顺天由命地任由生活驱赶着她们前进：水果熟了就做果酱，蔬菜熟了就腌咸菜，厨房的活不分白天黑夜，即使是在盛夏，房间也永远被百叶窗遮得黑洞洞的。她们对自己作为从属而存在的生活毫无异议，以一种生物性的、无意识的机械重复和自我复制的方式来维护现有的秩序，并根据社会文化系统区分他我。一旦年轻的女孩以青春的热情企图抵抗和颠覆这种身份标志，她们便会与社会权力“共谋”，以自身的榜样和教诲，使“女孩”的社会学定义在女孩心中“内化”与“结构化”，迫使女孩身不由己地以社会的喜好来改变自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惯习”，使女性自身加强了对自我的束缚。惯习以性别差异为前提，又产生了性别差异。惯习构建了一种社会化的主体性，既是身份的标志，也是区隔和禁锢自我的囹圄，它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融入在了日常生活中，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与自我生产性。
然而尽管表面上母亲和祖母得到了胜利，父亲才是真正的命运决定者。无论是女孩、母亲还是祖母，她们都居住在父亲的家里，靠着父亲的饲养场生活。是父亲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正如女孩在故事的开篇第一句就说的那样：我的父亲是一个养狐人。那么她的身份就是一个养狐人的女儿，而绝非一个家庭主妇的女儿。同样，母亲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养狐人的妻子，祖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养狐人的母亲。这个定义紧紧地限制住了她们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策略期望等所有实际表现及精神内涵，无疑将男性牢牢确立在了历史权力主体的位置上，而将女性遥远地放逐到了客体位置即历史的角隅之中。这种被惯性所掩盖的性别支配揭示出社会的符号暴力，即以语言为代表的暴力，所运作的手段。它通过一种既认识又误识的行为达到目标，这种既认识又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蔽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
而父亲作为养狐人的身份也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拥有华丽的皮毛，美丽、娇小而敏捷的狐狸带着强烈的女性特征，它们“居住在我的父亲为它们准备的世界里。那里四周都围着高高的护栏，好像一个中世纪的城堡，也有一个总门，晚上的时候可以锁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