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正如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一样，阅读文学作品也会让我们变得感情更加丰富，心灵的感觉敏感起来，细腻起来，生动起来，因为花谢而忧伤。学会忧伤，从某种角度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谓忧从识字起。但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无忧吗？要无忧其实很容易的，就像死是容易的一样。对我们来说，难的是生，是活着，是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有思想，有尊严，有情感，有追求，有意义，有忧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代代相传、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地照亮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个死角，拓宽了我们内心四面八方的边沿。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多吃一口饭，我们追求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披金戴银，而是像贾宝玉一样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说到底，你的这个并不高贵和高明的追求和愿望也是作家们给予的。
我深感现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觉，也正在失去做梦的权利。现在的年代太喧闹，太生硬，太虚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糙……我们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们追求物质和更多的物质。我经常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轻盈一点，干净一点，简单一点，明朗一点，真实一点？而文学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大家：梦想比现实更永久，轻盈的内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当你和林黛玉与贾宝玉们一起相处一阵后，你也许不禁会自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我想，今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去结识一位作家，去打开一本书，那里也许有比飞翔还轻的东西，有比钞票还要值钱的纸张，有比爱情更真切的爱，比生命更宝贵的情和理。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妻子不会做梦而离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经生活在我们的万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现在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他去世了，尸骨埋在瑞士日内瓦的墓土里，灵气也许会随风飘荡，漂洋过海，飘到我们身边，他就是被世人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他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散文和小说家。现在我们来看他一首诗，这一首题名叫《一个萨克森人》，是这样写的：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我认为，这几句诗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了一个神奇、伟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深信你们一定会发现——找到——一个形象，一个故事，一种意味，甚至是一句话，能让你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暂时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重新找回自己做梦的权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最终它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2008年3月11日
三谈《暗算》
失去也是得到
——创作谈
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有些工作也是坐牢，像《暗算》里的几位主人公：瞎子阿炳、黄依依、陈二湖、“老地瓜”……他们或终日滞留在大山深处，或长年浪迹四方。滞留的如困兽，浪迹的如游侠。游侠也是困兽，因为他们的内心极不自由。很难想象，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以“国泰民安”为终极目标，但工作本身具有的保密性，又使他们自身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甚至连收发一封信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他们抛妻别子，埋名隐姓，为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绞尽脑汁，“暗算”他人、他国，然而最终自己又被粗粝的世俗生活“暗算”了。生活对他们不公，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特别的命运。因为生活在一个禁锢的、扭曲的、变态的世界里，他们的命运里总是有太多的特殊，太多的困难，太多的问题，以致最后连一个正常、健康的生存权都可能要失去。
失去也是得到。他们得到了我们的尊敬，爱戴，想念，颂扬，鲜花。《暗算》在新浪读书频道连载时，我注意到，在读者留下的一大堆评论中，有一个声音似乎显得特别坚定而又响亮，这就是：人们在为他们感动，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祈祷。我知道，时代确实在变，日新月异地变，有些美德变成了迂腐，有些崇高变成了可笑，有些秘密变成了家喻户晓。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有些价值，有些目光，是恒定的，永世不变的。从理想的角度说，我写《暗算》的用意就是想找到，或者建立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这些目光。
2003年7月15日
形式也是内容
——再版跋
《暗算》火了！因为电视剧。
都说，这对小说《暗算》是个好事，可以多卖书，多挣钱了。但我认为，也不尽然。其实，小说《暗算》和电视剧《暗算》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主动是因为电视剧天生和小说不是一回事：小说要的是个性，电视剧要的是大众。我在单位是个专职的电视剧编剧，我很知道从小说到电视剧必须要完成什么，那就是向大众靠拢，要加增媚俗化的煽情和戏剧冲突（为什么有些小说家不愿涉足影视，我想原因就在这）。被迫是因为当决定做《暗算》电视剧时，小说《暗算》的第三部，即“捕风者”，已被其他影视公司买走电视剧改编权，现在的捕风者故事是根据我另一部短剧《地下的天空》改编的。小说《暗算》有五个独立的故事和人物，现在的电视剧其实只用了当中两个，即《瞎子阿炳》和《有问题的天使》（即黄依依）。总之，电视剧《暗算》不能替代小说，虽然是我自己改编的——正因为是我自己改编的，我心里更明白，只有小说才真正代表我。所以，说到《暗算》，我总是有点偏执地说：看我小说吧。
但我的小说好似有明显的问题。《暗算》出版业已三年，销量不俗，过20万册了。这是个名利双收的数字，令我暗自窃喜。我要感谢读者给我这份意外的喜悦和满足，但同时也心有不安。因为有些读者对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一些专家读者，小说研究者。火力最猛的是关于小说“各章独立”的结构上，有人甚至因此而认为它不过是几个中短篇的巧妙组合。对此，我深有“委屈”之苦。倒不是说我自恋得受不得批评，对批评，每一种声音我都愿意聆听，交流，反思，尽可能予以接受。实在接受不了的，也愿以沉默的方式接受。沉默是《暗算》中几位主人公终身的誓言——藉此来捍卫国家和他们人身安全，或许也是我等自我保护的良策。只是，关于《暗算》“结构”的批评，我实难沉默。坦率说，我对《暗算》的结构是蛮得意的。《暗算》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即分开看，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恰恰是小说中的那个特别单位701的“结构”。作为一个秘密机构，701的各个科室之间是互为独立、互相封闭的，置身其间，你甚至连隔壁办公室都不能进出。换言之，每个科室都是一个孤岛，一只抽屉，一只档案柜，像密封罐头，虽然近在咫尺，却遥遥相隔。这是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以免“一损俱损”，一烂百破。《暗算》中五个篇章互为独立，正是对此的暗示和隐喻。也可以说，这种结构形式就是内容本身，是701这种单位特别性的反映。也许，问题是我太痴迷于“机关不露”，而大家对701这种单位的特殊性又不甚了解，所以才生误会。
这也让我想到了，写作的某些技术：直白与隐秘，这是一对矛和盾，过于直白和过于隐秘具有相等的错误。我的写作一直执迷于迷宫叙事的幽暗和吊诡，藏头掖尾，真假难辨，时常有种秘中藏密的机关不露。因之，我的小说具备某种悬疑色彩，这对大众的阅读趣味也许是一种亲近。但我在极力张扬迷宫叙述的魅力的同时，又濒临了某种因迷而乱、因深而浅的窘境。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把握不好，失之毫厘，缪之千里，非但劳而无功，还可能留下粗陋的笑柄，正如对盲者做色彩游戏一样。701不是普通单位，他的“孤岛”特性不是常识，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个性”，我蛮横的愚顽之举理应遭到唾弃，受到惩罚。作此跋记，也算是惩罚之一吧。
2006年6月14日
得奖也是中彩
——答谢辞
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我要说的都是感谢的话。
首先我要感谢天空，感谢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红得发紫的运气。我不准备装深沉，我要说真话，这个奖让我得得很意外。坦率地说，从得知获奖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有种盲目的不真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所有得奖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人们面对重大事情的发生总会有一种梦幻感。《暗算》能被茅盾文学奖加冕，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我难能把它当作一件日常事，从容坦然自如地应对。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好作品太多，远远不止这四部。这注定了谁得和不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正如《暗算》中的破译家黄依依最后破掉光复一号密码一样，凭的不是公式，不是必然，而是一念之间，是冥冥中的一种混沌，一种无法言传和触摸的神奇。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运气，是我首先要感谢的。
然后我要感谢的是我曾经的战友。二十八年前，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我走进了一个极其不寻常的地方，那是一座秘密的军营。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他们是人中精灵，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来可以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永远的秘密。事实证明，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我被淘汰了！所以，事隔不久，悄悄地我走了，正如当初我悄悄地去。然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心间。他们像你年少时代的一场单相思的恋爱，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因为没有收获，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冥顽地盘踞于心间。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越是喧嚣，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我知道，时代确实变了，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他们不会变。他们不能变。他们依然是从前，依然是无名无利，却无私无畏。我为他们感动，也为他们心酸。就这样，我以魔术的方式再现了他们，这也是我们惟一能了解他们的方式——因为他们的真实，是不能书写的。此时此刻，我非常非常想念他们。这是一个消解英雄和崇高的年代，同时我们又无比需要他们。我甚至想，这个奖不是颁给我的，而是给他们的：这些在喧嚣中依然像磐石一样坚定、安宁的人。感谢你们，我的老战友！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评委，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初评的和终评的。没有你们，把这么庄重又珍贵的一票投给我，我也就无缘站在这里对我的战友这么庄严又隆重地道谢。所以，我想，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其实就在我眼前，就是你们。今天，我们的写作过分欲望化，大量自私自恋、肉身沉重的东西泛滥成灾，我们的作品中已经少有这些让人温暖感动的人物，我在努力缅怀他们，并且荣幸地得到了你们的支持和赞扬，我感到非常受安慰和鼓励。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2008年11月2日
三谈《解密》
真与假
《解密》面世后，断断续续有读者给我打电话或来信，他们在问我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听来很简单，答案似乎就在我的唇齿间，然而我却深感难以回答。难以回答也不是不能回答，只是我缺乏回答这个问题的热情和愿望。坦率说，我宁愿把它成为我和读者之间的秘密。退一步说，我说什么其实也是不作数的。真和假对作者来说似乎是个客观问题，但对读者来说却绝对是个主观问题。可以说，《解密》在投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插曲，恰是我有这方面体会的最好的证词。
就在眼前，不会忘记，我写好《解密》的时间是2002年8月3日，第二天下午，我同时给两家刊物寄去，一家是华南的，一家是华北的。因为都是朋友，回音来得比较快，但结果都是令人沮丧的。华南的刊物的终审意见是：欲哭无泪，因为人物和故事太奇，缺乏现时性。华北刊物的意见是：涉及的题材的太敏感，建议换个故事的壳。我理解，把两方意思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真和假的问题：前者指责我假，怕读者不接受；后者却担心我真，怕给刊物惹事。截然相反的意见令我感到很惶然，好在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师东和《当代》杂志社洪清波两位“大编”另眼相看，得以有现在的好下场。有人说，我是因祸得福。也许吧，毕竟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的影响要比前两家刊物和出版社大得多。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