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这跟城市本身的好坏无关，有关的是我个人一些特别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来自命运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记忆。我先后三次进出南京城门，每一次都想永远地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愤然而去。我刚到南京时，差不多是向前刚读完军艺并决定留校的时候。这也是他以一个评论家的姿态频频亮相的时候，人们也开始以一种以往少有的热情谈论他。开始我听到的谈论是褒贬不一的，褒的大致有这么几类：一说向前的评论比他的小说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树立他名声；二说在评议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夹叙夹议的评论最到位，有开文学评论先气的价值；又说向前小说、评论双管齐下，足见他才艺之大等等。贬的声音也不小，有说向前写评论说明他无能当一个小说家；有说向前是靠吃莫言长大的，讨的是个近水楼台的便宜，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学评论的，看了也不懂，只是听着这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关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后，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兴，觉得捧也好，打也罢，让人纷纭只说明他已经浮出水面，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势力，不沉落下去就行。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贬低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专吃莫言，尤其军旅作家两大派现象的提出和诠释，全然让人感到一种新颖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这时候，贬的说声音明显变弱，甚至不少作家开始主动把作品寄给向前，我因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来接近我，目的是想间接地接近向前。其实，至此我跟向前的关系还是影子和影子的关系，外面传播的有关我跟向前的交情纯属虚假。到了1989年，在我张罗上军艺之际，我遇到了一个对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是向前同乡，又是向前妻子张聚宁在江大的同班同学。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向我谈起向前夫妇某些不能言传的秘密，说：写作上张聚宁的才气要远盖过向前，两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说多数是张主笔的，后来向前独著的评论文章也离不开张精到的指点迷津，而张聚宁在仕途上的辉煌（三十来岁官至地区副专员）全凭着向前父辈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余威。说者再三申明并列举一大堆陈年往事来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加上当时我对向前夫妇的陌生和无知，我确实有点半信半疑。我几乎就是带着这份隐秘的疑虑前去军艺做向前的学生，时间是1989年夏天。
我从未在向前夫妇面前流露过我的疑虑，但正像诗人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疑虑变成了思想。当时间和交情摊给我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故人开始对我四处散布一些闪烁其辞的东西时，大概也就说明我已经活得挺精彩了。从对作品的刻薄挑剔，到对人身的蜚短流长，这是一种境界，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谁想达到后一种境界，不但需要切实不凡又不懈的努力，还需要一些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北京
军艺是个让人长翅膀的地方，许多人在这里改变命运，长出了巨大的翅膀，开始在我们头顶呼啸着飞来飞去。但对我来说，军艺只是让我多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再加上一点点艳情故事。我的成长机制始终比较缓慢，我的发动机是老式的，用手摇发动的那种，预热时间长，两年时间似乎还不够我预热。眼看着同学中不少人展翅飞翔的样子，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内疚，倒是对向前，觉得有点辜负了他对我独有的期望和亲近。我为什么说了一大堆福州和南京的事？因为当我第一次见到向前时，我便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老师对学生）的热情中夹杂着来自福州和南京的温度，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词说：朋友的朋友，是自己人。自己人总是有些私心私情的，但我缓慢的成长方式显然无法给我们的私情加分。有时候，我甚至想，没有私情更好。
向前似乎不是这样想的，每一次，他写文章罗列名单，或在家设宴款待得意门生时，我总是被强行加塞。这有些叫我尴尬，又有些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也让我对向前有个最好的印象：友情在他心中是被放大的。生活中，向前总的说不是个爽朗的人，更不是那种见面就可热乎的人。他身上有点儿教授式的矜持，没有开怀的笑，没有戏谑之词，尤其不善在人堆里引人注目。这些都是在当下交际社会里的弱点，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他的友情不会扩散到太多人身上。也许是他心中的朋友太少，所以他对朋友总是尤为珍重，珍重得有点古典味，不求表面的闹热，但求心神的炽热。在军艺期间，我几次看到向前接待朋友，总是邀到家中，一餐便饭，然后就默默地下棋，或者静静地聊天，持续的时间常常是整天或整夜。下棋是一种病，像吸毒一样，到手了不放可以理解，两个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语，像下棋一样地聊，安安静静的，不谈艳情女色，不插科打诨，啁啁啾啾个一天半夜，在我看来不是在受罪，就是有强大的热情在作支撑，像谈恋爱。真正的聊天是不要热情的，只要兴致和趣味，几个人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乱侃，打打骂骂，闹闹热热。这个套路向前是不灵光的，往往几个回合下来就索然。这时候，你要么放弃自己聊天的权力，光听他说，要么就请他先走，否则他会如坐针毡。这就说到向前的又一个特点：擅长对话或发言，并不擅长聊天。
给我印象还深的是向前对衣着的考究，每次出门总是穿得笔挺，一尘不染，步子迈得周正，像个公职人员。如果穿着也是有文化的，那么我认为他接受的不是一种先进文化，起码是一种缺乏个性化的文化。作为一个文人，个性上自由散漫一些是需要，也是象征，而穿着是体现个性最直接又简单的东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向前楚楚衣冠，常常让初次见他的人对他敬而远之，想象他内心一定有好几把没有打开的锁。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他穿的样子，一件小开领衬衫，浅灰色，料子裤，上下都挺拔的，黑色的皮鞋发着闪闪烁烁的光，想好点，像是从某幢大楼出来的，想坏一些，有点像个相亲的人，站在我们中间一下把我们衬得吊儿郎当的。问题是这里不是大楼，也不是相亲的场所，所以出格的是他，不是我们。在这里，吊儿郎当不是瘪三，而是文人，是个性，是象征，是文化，是诗。虽然这一切他内部可能都有，但他的穿着把这一切都遮蔽了，抹杀了。所以，在穿着问题上，我认为向前不是个成功的人。除此外，他似乎都是成功的，当老师也好，当评论家也好，当围棋手也好，当朋友也好，当丈夫也好，当官也好。
成都
所有懒散的人都应该到成都来生活，因为这里的人都懒散得像只猫。一转眼，我在成都已居得十个年头，因为山高路远，进出耗资巨大，所以从前的朋友少有往来，十年下来落得像个孤家寡人，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成都的魅力。
作此文之前，我和向前通过一个电话，电话上他说起多年前的成都之行，说我是怎么陪他的，去了哪里，说得我一愣一愣。我一边嗯嗯地听他说，一边搜索记忆，一无所获。我装作与他共同回忆的样子，但心里却茫然得很，不知是他出了毛病，还是我。放下电话，我问黄尹，才知是我出了毛病。因为在成都我接待的人实在少，屈指可数，所以老婆对向前的成都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在一堆照片的帮助下，我断断续续想起一些轮廓性的东西，比如去了哪里，会了什么人，但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依然一片空白，包括他儿子朱寒汛，我也是看照片后才知那次他也来了。这是件怪事，陪他那么多天，跑了那么多地方，留了那么多照片，居然没有留下记忆。这是怎么回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想到一个原因，那阵子我刚从西藏出来，身体状况很差，经常头昏，以至后来（向前走后）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有少量积液。由此推测，在我陪向前期间，心脏的积液可能不是少量，而是有一定量。当时我把身体不良感觉误以为是出藏后的低山反应，没去管它。这么说，向前来成都来得正是时候，让我及时摆脱世俗的纠缠，松散了几日，也许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我也想到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我肯定没有陪向前去干鬼鬼祟祟的事，也肯定没有装腔作势地接待他，否则我肯定会有记忆，毕竟我没有病入膏肓，只是心脏有点积液。没有记忆，只说明一切平平常常，像接待一个普通老朋友一样。这也说明那时我跟向前的关系已达到一定深度。朋友的深度。只有面对朋友，你才可以寻常得起来。
这些年，我跟向前几乎断了联络，但他的一些事情总是曲里拐弯地为我所闻。对我冲击动最大的一件事，是他当官了，而且越当越大，节节攀升，有点官运亨通的意思。我不晓得他在官场的感受如何，是游刃有余，还是捉襟见肘，是陶醉，还是厌恶，是想浅尝辄止，还是想大干一场。这似乎是他的秘密，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有一点我基本想得到，他的官路一定不是用钱财去买通的，也一定不是靠诚信去拜天拜地求来的。既然不是这样，那就是命，是运，是生活，是道路，是人生，是不可说。以我之见，当官是最世俗的事情，年轻时是绝不能干的，干了也是得不偿失的，年老了有机会就当，因为人老了本身就是世俗的一部分。以我的愚见评审向前，他的官似乎是当早了一些。但既然这是命运里的东西，又何谓早迟？命运是没有早迟的，也没有好坏，命运就是命运，是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你。
2002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