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实”提出质疑--在一连串的推理中，这一点尤其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者如果断定作者是在编造事实，则可以对它的逻辑性提出质疑、予以反驳或同意。甚至一些必须依赖世界各地观察人员和学生提供的事实，也可以用来证实相互矛盾的观点。“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却会用数字进行杜撰。”许多“事实”根本算不上是事实。许多论点，许多演讲都是以这样一些事实为依据：经不起推敲的前提以及需经密切检查的一些想当然的事情。读者或听众很少关注绪论段或开场白。如果连想都不想就接受了这些内容，那通常也会接受整篇文章中的错误的辩解、理论或论点。G·K·切斯特顿在他的演讲“受教育者的无知”中引用了阿特莫斯·沃德的一句话：“人们遇到的麻烦就是，他们知道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并非如此。”我们谈的都是“考虑不周”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是别人的观点。
报纸社论--发现谬论这方面的练习，最容易的也许是在报纸社论上面。作者们写出这些谬论，往往是为了与同公众问题方面的已知态度或政策保持一致。一些报纸会一贯对英国或日本抱有偏见，会对共和党或民主党抱有偏见，对国联抱有偏见或者一贯保守、自由或极端。诡辩之人会为了为自己辩白，不去寻求事实的真相。这就是追求前后一致或教条的麻烦所在。它不许人改变主意，在预先形成的观点需要改变时，它不许人去直接面对变化了的形势，也不许人去改变这些观点。我们希望是真实的我们就会相信，能证实我们所相信的事物，我们就去阅读。读一下反对你的观点的论文和社论，尽量从他们的推理中找出谬误来。
日常比较随意的讨论对于澄清并验证某人的观点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而正式的辩论对于强迫对方进行严格的审查来说就更不错了。辩论，如果不是过于尖刻，就会使思想更有弹性，对于快速、准确的思考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作法。
节省时间--学习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学会节约时间。很明显，读一本侦探小说所用时间不应当同读一本名著用的时间一样多。对这个观点解释得最简洁、最彻底的人非培根莫属。他说：一些书浅尝辄止，一些书囫囵吞枣般阅读即可，而一小部分则需要慢慢咀嚼和消化。也就是说，一些书只部分阅读即可，一些书马马虎虎读一下就行了，而一小部分书则需要勤勉、认真地整个阅读。
利用书籍方面的技能是教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方面的技能非常少。博斯韦尔对约翰逊“能为书中的内容感到撕心裂肺”大为吃惊。其他一些人天生就能以最短的时间读完最多的内容，或后天掌握了这一技能。李曼·艾伯特在“当代人剪影”中是这样提到亨利·沃德·比彻①的：作为一名学生，他利用书籍方面的娴熟技巧实在异乎寻常。他对我说：“读书不用从头读到尾。读书就像吃鱼一样：把尾巴去掉，把头去掉，把鳍去掉，把鱼刺剔掉，只剩下一点鱼肉你可以吃，因为它可以给你补充营养。”…一天我把一巻新的哲学方面的书带给他…我想让他给这本书评价一下。他把书拿到饭桌上，一边吃一边读，一边翻页一边说道：“胡扯！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这是从斯伯兹希姆那儿借用的…这个观点比较新，值得去想一想！”等他吃完饭时，书也看完了。他把书还给我，并作了10分钟的评论，这便成了我评论的基础。
巧妙的选择--心理学家们近来一直在对学生进行实验，以便在阅读速度方面找出一些实用的方法。毫无疑问，我们可以通过有趣的比较来说明一些人在阅读一段给定的文章、并准确复述内容方面会比其他一些人快多少，但是除了常用的做法和经验外，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和计划可以用来给读者提供帮助。所谓有经验的读者就是那些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人。如果他们想找一些具体的事实，他们就会知道捷径是什么。他们不像那些年轻的讨论者，那些人在遇到令人气馁的材料时，只会踌躇彷徨。有效的阅读通常只是研究目录或索引，寻找线索的问题，是阅读绪言查看作者的目的或观点的问题，是注意每章标题的问题，是在每章结尾处查找内容提要的问题。各段的开头一句话或最后一句话通常都给出了问题的要点。一眼扫过去看书时，可用眼搜索那一页中的关键名词和动词，在这方面进行训练会很有裨益。即便是优秀的书籍，它也会包含一些内容与读者的目的没有关联，许多书中甚至填充了很多只让少数人感兴趣的材料。有一些章节可能很有用，可是学生可能在其他书中就已经全面读过了。
准确性--在对一本书进行提炼时，读者一定不能忽略它的精髓，而且在匆忙提炼时，也一定要小心谨慎。所有这些只是学习的初步阶段而已。而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慌不忙、注意力集中。漫不经心地磨洋工或死记硬背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罗斯金是本文中口才最好的一位说教者。听听他都说些什么：首先我要用真诚而又带命令性的口吻告诉你（我知道我在这方面是对的），你必须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而且还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看字，切实了解它们的意思。
如果你看一本好书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也就是说非常精确地看完10页，那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永远都可以说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教育与非教育之间的整个区别就在于准确和不准确。
而这正是各中小学和大学明显教不了的。他们教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不能充分对个人的思想进行探查。没有时间，也没有老师。加菲尔德的理想教育可不仅仅是找出像威廉斯那样的教授。
光阅读是不够的--光靠书本是不能造就一位训练有素的思想家和演说家的。作为一名学生，除了埋头读书外，他还需要别人口头做出解释。如果他想在演讲中充满自信，讲话流利、精确，那他就应该广泛接触人和事。这里培根的至理名言会对你有所启发：“阅读使人完整，交谈使人机智敏捷，写作使人精确。”
交谈--人们一般认为交谈并没有教育作用，因为交谈只是无聊的闲谈，至多也只是消遣而已。然而马哈菲，那位既认真的学者又老于世故的人却这样写道：许多男男女女的成功都与此有关，而且也仅与此有关…
尽管人们应当通过掌握知识或通过熟悉本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但成功往往取决于他们的社交能力，取决于他们适宜的处世方式，而不是通过呆板的学习。
交谈使我们有机会对从书本中得到的观点进行检验。试着讲出或解释自己的想法尽管常常会让你感到有些丢脸，但却是很有益的一件事。我们会发现这个想法有些模糊，或让人糊涂或不完整。把它清楚地向别人讲出来，会使自己的思路也变得清晰了。“通过教育才会使教育者受到教育。”如果听者不同意，最好保持平静。他会迫使我们做出说明，进行类推，给出证据，做出丰富而有力的演讲。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就提到他在同年轻的朋友科林斯交谈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收获。他们过去常常在星期日去林间散步，会就阅读和时事问题谈上好几个小时。他们会对最感兴趣的话题存在不同意见，还会进行愉快的争论，令他们身心振奋舒畅。比起正式的学习来，许多大学生在同导师或同学就专问题进行交谈时所得到的永久的价值要更多一些。事实上，这就是古希腊人所用的方法。辩证法之父苏格拉底会对他的小组学生进行提问，让他们承认自己缺乏逻辑性，并使他们通过随意的讨论来进行有效彻底的思考。伟大的老师就是将交谈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耶稣对他无知的渔民和工匠进行训练，从而引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运动。
现代历史中的领导人更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与各阶层人员进行交谈的价值。格莱斯顿、帕默斯顿、福克斯、帕特里克·亨利、克莱与林肯通常都比较注重实际，对与老百姓交谈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会向农民、工人、商店店主学习，会向游客、外交官和科学家学习。韦伯斯特说：“我们应当与生活中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交谈，那是获取知识一个最好的渠道。”
人们在提到劳埃德·乔治时，常常称他是这样一个人：由于他善于同人交谈，所以他的思想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科学上、哲学和艺术上始终都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思想。他自然很少有时间去阅读，所以非常注意用与遇到的消息特别灵通的人士交谈来弥补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他经常像一块海绵一样只听人家说什么，而自己却始终沉默不语。相反他会根据自己丰富的阅历有趣而又有意义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双方获益匪浅。劳埃德·乔治很可能是英国最出色的辩论家，而他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他非常注意与人交谈。
“谈论本行”--尽管在午餐上谈生意这一做法通常遭到指责，但这比通常微不足道的聊天要更有激励作用、更有益处。我们所有人都愿意谈论“本行”，因为它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在这方面，不能说哪些人会比哪些人好。演员、教授、学生和商人，他们“谈论本行”时都有可能让人增长见闻，鼓舞人心，但也都有可能毫无意义、枯燥乏味。它只是个聊天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克制自己，不激烈地争论或无休止的争论，如果他们能做到心情愉快、自然而优雅且能考虑到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听他说什么，那也许就会产生出智慧、合理的商业意识，往往还会产生能立刻带来现金价值的具体建议。许多志趣相投的人在午餐聚会上往往会给消遣和生意带来令人满意的成果。
那位出色的健谈者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谈交谈的价值时，可一点也不夸张。他是这样说的：人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讲话，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首要工作；谈话，就是两个人或更多人很和谐地讲话，是到目前为止最能带来乐趣的一种方式。它一分钱不用花；但它能给你带来利润；它使我们的教育得以完整；它使我们发现友谊，并加强我们的友谊；也就是通过谈话，我们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了解了我们自己。
练习三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人们对工业中人力因素的态度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机器出现之前，人力因素是所有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人们认为人在工业体制中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人力因素，便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开发、利用这一因素上面。而机器的出现和工厂系统的开发，使重点发生了彻底转移。如何完善机器的性能成为这一时期的目标，并暂时成为科研工作的重点。工程领域中的新发明、化学产业中的重大发现以及工业技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对科研工作及如何利用工业中的发现成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每一次进步都进一步埋没了人力因素的作用。结果，工人技能与复杂的机器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衡，最后迫使产业不得不逐步进行重组。但这种重组也仅仅是一种消极之举，因为它的基本出发点只是要简化机械设备，使工人能够使用，从而带来利润。所以重组也只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已，并没有根据工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做出调整。机器仍然是人们关心的重点，而人的技能这一控制性因素仍不为人所注意，也不为人所认可。
但随着基本专利到期，垄断地位被打破，市场开始出现重叠，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情形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人们开始试着通过纯粹机械方法以外的其他途径来减少成本、提高效率。第一项工作就是针对产业的整个无组织特点进行的。科研工作重点只放在机器方面，而几乎全然无视工作方法和工作结构，使得经营效率极为低下。泰勒、甘特、爱默生及科学组织和管理方面其他早期倡导者将这种状况归结为经营中完全缺少组织系统的缘故。为转变这一形势，他们做出的第一个积极的举动就是，将科学方法引入产业当中。科学的指导和监督节省了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人们主要朝发现最佳方法这一方向去努力；而只将使用这些方法的工人视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
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需要增加产量，人们心目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平衡感。如果没有同样能干、都经过精挑细选的个体所凝聚的脑力和体力这种动力，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科学的决策过程和复杂的机械设备就会变得一无是处，这一点首次变得非常明显。工人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他的个人福利和发展在重要性方面要等同于甚至高于他所生产的产品（称其有更高的重要性，是因为如果没有能干的工人，让产品令人满意是不可能的）。结果工业领域内便出现了重大变革。最突出的进展是，人们试图在个人能力和他所从事的工作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让所有人，无论是主管人员还是操作人员，都能在组织内合适的岗位上工作。但是在此之前，必须或多或少令企业职能化，因为只有通过职能化，才能对各种类型的工作明确加以划分。此外，只是在最近当科学分析方法被延伸到人类这一领域时，才使这方面有了足够的知识，使人和工作巧妙地协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