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一部作品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读法，对同一部作品甚至还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看法，这都是正常的，所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就是讲莎士比亚作品的丰富性无可穷尽。
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都是由个人设置的文学奖项，不少获奖者的作品都在经典文学之列。一方面，经典文学作品有固定不变的标准，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识。另一方面，每一部作品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美国文学的经典曾经是各种力量的博弈，英国文学经典的确立曾经受文化输出需要和国家地位变迁的左右。
文学应该有一种精神的传承，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这种传承和线索就是由经典构成的。经典的界定和文学精神的传承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文学的种类
到目前为止，我们援引的主要是小说中的例子，因为小说是我们现在阅读的主要文学形式。其实，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除了小说之外，还有诗歌、戏剧和散文等不同的文学形式，其中，每一种形式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种类。诗歌可以分为史诗、民谣、颂诗、十四行诗、抒情诗等。对于戏剧，以英国戏剧为例，著名的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悲喜剧、历史剧、传奇剧；萧伯纳的问题剧；王尔德的讽刺剧；贝克特的荒诞剧。小说是较晚的文学样式。按照篇幅，可以分为长、中、短篇；按照题材，可以分为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按照读者对象，可以分为女性文学、儿童文学等。随着作品的丰富，小说的种类越来越多，各种题材、内容、适合各种阅读对象的作品都有。
每个时期的主导文学形式都在不断变化中。我们每个人的阅读经历也能让我们体会到文学形式的变迁。比如儿童时期，我们一般喜欢读充满幻想和有道德寓意的童话，以及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诗歌；少年时期开始大量阅读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的诗歌，充满奇幻色彩的历险记和曼妙浪漫的言情小说等；青年时代则爱看大部头的、描写现实的小说和探索新知、拓展视野的作品，还有名人传记；中年时期的阅读趋向实用和与自己的人生体会相结合的作品，比如纪实性的作品和对人生有所思考的作品；对于晚年，散文、随笔、杂记则是最好的阅读伴侣。简言之，幼儿时期的童话、少年时期的诗歌、青年时期的小说、中年与老年的散文，是一般人阅读的文学形式的轨迹。不同的心境和阅历体验与不同的文学形式相对应。
通过对文学形式的简单描述，我们对经典的产生和经典的概念有了一个先期的体会。那就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经典文学形式，这种形式之所以被大家普遍接受，原因有四：第一，不同的文学形式功能不同；第二，不同的文学形式描写对象不同；第三，不同的文学形式的表达方式不同；第四，读者对文学形式的需求和期待不同。所以，一种文学形式之所以被接受，是受到了其所承担的功能、内容、表述方式以及读者阅读风尚等多重影响。经典的确立同样如此。
我们一般所谓的经典都是在文学史中得到确认的，即文学史中有定论的作品就是经典的作品。而有些作品非常畅销，读者非常喜欢，为什么不是经典？这就牵涉一个问题：经典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标准是由人来制定的。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谁来制定这些标准？
文学奖与经典
我们先来说说影响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它的标准是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最杰出的作品第一要对人性有最深刻的揭示。所谓最深刻，就是最真实，要求作家诚实、无畏地描写人类生活的真实面貌，揭示人类生存的真实状况。第二要体现语言的最高表现力，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艺术水平必须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峰。第三要保有文学的特征，给人希望，具有理想倾向。这三个标准是最基本的：体现语言的最高的艺术水平；揭示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具有理想倾向。
人们对前两个标准的理解一般没有问题，而对于“具有理想倾向”往往觉得不好把握。其他的学科只要发现真相、揭示规律，就算是最高的境界和水准。而文学还要能给人带来理想，带来一种超越现实的方向感。这不好把握的一点正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标准，是诺贝尔对文学寄予的理想。
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个人捐资设立的，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可能饱读文学著作，也可能梦想过做一名诗人，只是最后做了科学家。他应该深深懂得科学与文学的不同，懂得文学能够起到科学之外的作用——文学的这个特殊作用应该就是绝望中的美感，悲剧中的希望，苦难中的坚强。文学可以最艺术性地揭示深刻动人的人类现实，使人在即使面对最绝望的现实时仍然怀有希望。的确，文学必须描写苦难，直面最惨烈的真实。不少描写荒诞、绝望的作家也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种希望和理想不是硬生生地提出来的，而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信仰。
威廉·福克纳于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演说辞篇幅不长，值得每一位向往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学习和珍藏：
我感到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授予我这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劳动——一辈子处在人类精神的痛苦和烦恼中的劳动。这劳动并非为了荣誉，更非为了金钱，而是想从人类精神原料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某种东西。所以，这份奖金仅仅是归我保管罢了。在金钱方面，把它贡献到与设置本奖的目的和意义相称的地方去并不困难。而我想在荣誉方面也这样做，我想利用这个受人瞩目的讲坛，我从这个讲坛上讲的话也许会被已经献身于同样苦痛和艰辛的事业的男女青年听取，在他们当中必定有人，有朝一日会站在我现在站的地方。
当今我们的悲剧是大家确实都怀有一种普遍的恐惧，而此种恐惧是如此深远，以致对此种恐惧，我们已经能够忍受。精神上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何时被炸死？正因为如此，现今从事写作的青年男女已经忘了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然而，唯有此种内心冲突才能孕育出佳作来，因为只有这种冲突才值得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烦恼。
作家必须把这些铭记于怀，必须告诫自己：最卑劣的情操莫过于恐惧。他还要告诫自己：永远忘掉恐惧。占据他的创作室的只应是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他若是不这样做，必将在一种诅咒的阴影下写作。因为他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情欲；他所写的失败里，谁也没有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写的胜利里没有希望，而最糟糕的还是没有怜悯或同情。他的悲伤并不带普遍性，留不下任何伤痕。他描写的不是人的灵魂而是人的内分泌。
凡此种种，除非他重新记取于心，否则，他写起来仿佛处在末日之中，等候着末日的来临。我不想接受人类的末日的说法。要这样说是很容易的：人是不朽的，正因为他的族类反正会延续下去的——当丧钟敲响，并且钟声从夕阳染红的平静海面上孤悬着的最后一块不足道的礁石那儿消失时，即便在那时，也还有一个声音，即他的不绝如缕的声音，依然在絮絮细语。我拒绝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威廉·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1950年12月10日于斯德哥尔摩），张子清译，见李文俊选编：《福克纳评论集》，254～2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每位作家的内心都应该激荡着这样的情怀。根据这个标准，如果我们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史，会发现大部分作品都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仔细想想，人类的一切信仰和智力活动的努力，包括宗教、哲学和其他一切的人文社会科学，难道不都是试图为人类释义一种更为理想的状态和方向吗？
美国最著名的文学奖是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这两个奖可以看成美国文学的风向标。美国国家图书奖于1950年由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书商协会和图书制造商协会联合设立，其宗旨在于提升大众对优秀美国文学作品的认识，并在整体上促进阅读风气。美国国家图书奖评奖主要分为虚构、非虚构、诗歌、青年文学四类作品。每类作品由一个小组负责评选，每个小组由五人组成，其中包括一位主席，由国家图书基金会选出。一个种类一年只评一本获奖作品，进入最后终审名单的作品也有适当奖励。
普利策文学奖开始是新闻奖，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立。在每年春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14名会员评定，当年4月中的一天公布结果，并于5月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颁奖。普利策本人是新闻行业出身，他根据他的品位爱好界定了一个标准，慢慢地被大众所接受。新闻强调的是客观、真实，要求作品揭示现实的问题，描写每一个人或者大部分人都能遇到的实际生活。所以它的大部分获奖作品都跟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现实，打动人心。比如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温情、人类心灵的触摸和交流，加之客观冷静、近乎新闻的题材和笔法，传达一种现实的画面。这是普利策文学奖的特色。
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文学奖都只由少数专家进行评判，能够做到比较客观。很多经典的作品在这两个奖项中都榜上有名。这就说明，虽然最初标准的设定是因个人的喜好，或者因各种不同需要而产生，但是这个标准之所以被接受并延续下来，说明它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除了文学奖的标准之外，在美国作家心目中，“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概念深入人心。这个概念源于1868年迪佛瑞斯特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的定义：“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概念，抛开国别，不论达到与否，凡是要写作的人，都要有这样一种追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它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既然美国的文学能够在中国被欣赏，中国的文学能够在美国被阅读，就说明这些文学作品中肯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而对这些共同东西的欣赏与共识，是构成经典的一个重要品质。
属于所有时代的莎士比亚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经典，但是，莎士比亚的初衷只是给自己的剧团、演员写脚本来演出用，而不是给读者写来阅读的。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同事整理他的作品，出版了第一个对开本。经过批评家的注释、校对、批评，确立了他作品的经典地位，这期间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通过莎士比亚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经典的作品很多都是当时最流行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当时是面对大众的，谁都可以去看，票价很便宜，在剧场里坐着站着都可以。在他的时代，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而变成可以阅读的书籍，则晚于这些作品演出的时间。
如果让我们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什么是经典，我们都会说：语言精练，思想深刻。比如他的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从语言来看，他用的是最初级、最简单的词汇，只要学过英语的人都认识这句话中的每一个词。再看思想，这句话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具体到哈姆雷特来说，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要奋起反抗，还是逆来顺受？每一种选择都有不同的后果。放在哈姆雷特的身上，在国难家仇中，面对亡父的灵魂，面对杀父娶母的叔叔，面对心灵、道德、人伦、责任等方方面面的拷问，这个问题贯穿了《哈姆雷特》这部戏的始终，主人公的心里一直都在追问这个问题。
这句话的含义很丰富，“生存还是毁灭”只是其中一种译法。它的意思也可以是“生还是死”、“保持现状，还是改变”、“要这样，还是那样”，等等。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进行不同选择的问题。比如找个单位上班还是自己创业，继续上学还是工作，恋爱要继续下去还是该做个了断，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都可以套用这句话。
这就是莎士比亚不同凡响的地方。大作家总能够从具体的事件或个人际遇中发现具有普遍性的内涵，写出能让人共鸣的东西。这是大作家的本领，是伟大作品的品质。经典之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常读常新，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读者能够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理解，可以得到不同的经验和体会。所以，关于经典，不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精神承传的问题。就像本·琼斯说莎士比亚一样，“他不仅属于这一个时代，他也属于所有的时代。”这就是一种经典的标准。
在伟大和畅销之间，有很多作家可以画等号。我们可以这样说，伟大的作家一般都是畅销的作家，反过来则不一定。莎士比亚在他的时代就是一位上座率很高的剧作家，到现在他的作品早已成为经典。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既多又好，当时非常畅销，在报纸上、在杂志上连载的时候，很多人争相阅读，然后再出单行本。他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已经被无数次改编成电影。
经典的确立一方面有固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通过文学的传统承传下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识。另一方面，经典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具体到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其实它们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这个时代是经典作家，在下一个时代就不一定还是。文学史总会有些变化。这个年代非常著名的作品，在下一个年代，也许就无人提及。另外，还有些作家需要批评家或者有话语权的精英人士去发现，有些作品是在不断阐释中才确立了其经典的地位，而不像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作品那样一开始就很受欢迎。
美国文学经典
下面以美国文学史为例，看一看文学经典是如何确立的。美国宣布独立以后，由于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最初的文学和英国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第一批美国作家如欧文·华盛顿、库柏等，都是借用英国文学的叙事技巧来写美国题材。1836年，思想家、哲学家爱默生提醒美国人培育本土文化。1837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他以《美国学者》为题，呼唤结束“依赖模仿外国文化的日子”，宣告美国文化的独立。他呼吁从美国的现实中发现问题，构建新的思想，研究新大陆的新问题。1848年，爱默生又发表《诗人》一文，他提出美国诗人要树立与美国的抱负相当的文学标准，挖掘美国的“无与伦比的诗歌素材”，表达美国的“新的诉求”。爱默生的呼吁催生了美国的文艺复兴，诞生了一批伟大的美国作家，包括他本人、梭罗、《红字》的作者霍桑、《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以及惠特曼等。
虽然美国产生了第一批伟大的作家，虽然他们的地位在精英圈里比较确定，但是，在大部分读者那里并不被认可。因为美国作品的粗犷豪放不符合英国文化培养出来的审美观。《红字》当时只卖出7 000册，而与霍桑同时代的女作家苏珊·波加特·沃纳的作品则非常容易就卖到二三十万册。《红字》现在是经典作品，每年在一个国家都能够卖出不止7 000册，而那些当年轻易就有二三十万册销量的女作家的作品，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这就是文学经典的确立和文学品位的转移，这种品位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标准也是逐步界定出来的。
美国文学崛起的第一次机会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赴战场、打仗、面对死亡，需要勇气，需要男性气概。这使一些男性作家的作品受到欢迎，并成功地进入了美国文学史。这主要得益于文学课堂，常规化的文学教学与文学理论的探讨使大家有了共同的标准。
阅读的主要场所从温馨、浪漫、优雅的客厅转到了大学教室、图书馆和校园。
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开始扩大。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在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提高之后，美国亟须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希望美国文学在欧洲得到承认。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学在欧洲备受关注。1930年，辛克莱·路易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美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36年，美国第二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戏剧家尤金·奥尼尔。1938年，出现了第三个获奖的小说家赛珍珠，她是美国女性小说家，用中国题材写作。这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三位美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就说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承认并重视美国文学，同时代表着美国文学被国际认可。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出现多元化。信奉文化多元化的教授开始推介他们认可的作家、作品。1990年，《希斯美国文学选》收录了亚裔文学作品。美国文学的源头被上溯到了北美的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口头文学，并作为美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得到接受。这说明文学经典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
所以，一个作家得到的评价会随着时代的改变、标准界定的背景不同而变化。此外，在这种改变当中，在不同的文学史中，有些作家绝对不能漏掉。比如莎士比亚，无论谁编著英国文学史，也不可能把他漏掉。而有些作家，则有些文选里有，有些文选里没有。
英国文学经典
再来看英国文学经典的确立。这里以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为例，具体说明对文学经典由歧义到共识的过程。《失乐园》的创作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王室复辟，革命领导人克伦威尔的尸体被人们从墓穴里拉出来鞭打。弥尔顿曾任克伦威尔的拉丁文秘书，也受到通缉。因为他已经双目失明，被抓住几天后就放了出来。他重新捡起了少年时期的文学梦想，开始口述长诗，让他的女儿或秘书记录下来。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文学史中有不同评价的作品不少，但对弥尔顿的《失乐园》的争议是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无论在诗体、主题或形象塑造方面，历史上对《失乐园》几乎都有过差异很大的评价。
歧义首先来自对《失乐园》所采用的诗体的不同理解。弥尔顿喜欢用生僻词，又善用典，在史诗中杂糅了古希腊的句法结构，所以他书写的是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庄重文体。批评家对弥尔顿的诗体历来褒贬不一，毁誉互见。积极的评价是：弥尔顿的《失乐园》读来富于乐感，气势磅礴，不仅让人觉得其主题伟大，语言也精美绝伦，有其独特的韵味和魅力。这是文学史中的“定论”。负面的意见认为：弥尔顿的语言表达与人们的感觉脱节，破坏了英语的生动鲜活，其影响之恶劣甚至成为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诗歌发展的障碍。保罗·麦钱特著，金惠敏、张颖译：《史诗论》，9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这是著名批评家兼诗人艾略特的看法，接受这种观点的也大多为专业批评家。
歧义其次来自对《失乐园》主题的理解。史诗的内容直接取材于《圣经》。弥尔顿声称，他创作这部史诗的目的是“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弥尔顿著，朱维之译：《失乐园》（第1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而有人发现，史诗中的上帝由于说话太多而失去威严和神秘性。所以，上帝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敬仰，反倒是向上帝权威挑战的撒旦形象被描写得绘声绘色，更像史诗的主人公。有人因此推断，弥尔顿将很大的同情寄予了撒旦。还有意见认为，如果按照人物形象丰富生动而论，亚当和夏娃的形象确实是反映了人类复杂性的原型。也有人按照弥尔顿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个人经历将史诗主题阐释为“政治之道”、“反叛与革命之道”。还有的观点认为“诗作中所表现的不是从前的对人、对运动的革命信念，而是对上帝、对个人灵魂复苏力的净化了的信念”。《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卷），21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失乐园》带来的另一个争论在于对撒旦形象的不同理解。由于对弥尔顿政治倾向的不同理解，也由于撒旦形象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上批评家自身的思想需要不同，以及诗人的叙事手法等种种原因，自《失乐园》问世以来，撒旦形象的阐释一直是一个难有定论的话题。另外，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史诗中的夏娃形象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焦点。
作品出版的第一个阶段是诗人形象的转变和诗名的奠定阶段。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弥尔顿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在大革命时期，鼓吹离婚，鼓吹出版自由，鼓吹很多激进的想法，多是教会和王权所极力反对的。《失乐园》出版于1667年。当时，政治形势复杂，对议会和新闻思想界控制严格。在当局看来，他是个危险的政治分子、极端分子。弥尔顿的《失乐园》面世时，正值大规模瘟疫爆发和伦敦大火刚刚停息，人心惶惶，人们心里充满着灾难感和恐惧感，一种忏悔的情绪笼罩全国。在这种背景下，出版审查者虽然怀疑弥尔顿还可能会写反对君主的内容，但是，史诗的内容直接取材于《圣经》。在序言中，弥尔顿也声称，他创作这部史诗的目的是“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这是他的主题。这一表述非常复杂，看起来不像是政治主题，而更像宗教主题，这和当时人们急于向上天忏悔、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这种普遍蔓延的情绪，似乎很合拍。所以，史诗所谓“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这一主题的复杂性使作品在审查中过关。在印刷期间，英国在第二次英荷之战中的失利再次损害了君主政体的声誉，不同的政见开始重新出现，主张对英国非国教教徒采取稍微宽松的宗教政策的呼声时有耳闻。《失乐园》所包含的宽容、忍耐以及道德更新的需要等思想适逢其时，因此被广泛接受。
弥尔顿作为诗人以及他的作品作为史诗被公众接受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得益于卓有见识的批评家们的不懈努力。英国著名的散文家艾狄生在其主编的《旁观者》（1712）上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评介文章，为弥尔顿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也指导了读者如何欣赏弥尔顿。自1750年始，各种文学选本开始收入弥尔顿的作品，各种选编本、简写本、改写本和注释本开始不断出现，根据史诗改编的其他形式也繁荣起来。
后来，随着英国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需要地道的本土英语作品，所以弥尔顿逐渐被提升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地位。可以说，大英帝国版图的扩张见证了弥尔顿的声名远扬。到18世纪中期，弥尔顿诗歌在教学中被广泛采用。
19世纪是弥尔顿在文学史中地位持续稳固的时期。浪漫派诗人威廉·布莱克、华兹华斯和雪莱都高度赞扬弥尔顿的民主精神，普遍推崇他崇高的诗风，而且不约而同地将弥尔顿的诗作尊崇为诗歌的最高典范。
《失乐园》作为经典的确立轨迹是一个先从对弥尔顿的政治身份的关注到诗人身份的转化，又由诗人身份转而关注其作为人的多方面存在的过程。初期的弥尔顿批评都竭力强调他的诗人身份，有意淡化或特意回避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早期批评家的最大挑战是分离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政论文章，尽量改变人们对他反对王权的小册子的印象，把《失乐园》从诽谤中伤中拯救出来，以建立他的诗名。现代学者的最大努力是重新将二者联系起来，从弥尔顿的政治信仰方面理解这部杰出的史诗，以此奠定他的诗人地位和作品的诗名，使作品得到普遍的认可。换句话说，对作品内容的重视和对诗人政治身份的淡化成就了《失乐园》的经典地位。如果不把《失乐园》单纯看成一部宗教史诗，也不把它单纯看成一部革命史诗，而是一部伟大的触及人类心灵的作品，则诗人探索了人类最深层的道德、精神和信仰，这无疑是经典作品的品质。
通过对《失乐园》这样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确立过程的探讨，我们发现，文学史中被认为经典的作品，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一开始的分歧，逐渐达到共识。
经典需要传承
经典应该是有标准的。文学应该有一种精神的传承，人类的文明发展、文化延续应该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而这种经典的标准如何界定、精神如何阐释、传统如何继承，是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认识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文学经典传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轮到我们给孩子讲故事、读小说、挑选唐诗宋词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部分，你会选择哪一首，你会选择哪一篇？这也就是你对经典的认识与界定。对此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传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通过阅读经典来营造家庭氛围，塑造个人气质，维系家族传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努力。所以，对经典的认识和经典的确立值得探讨，经典也需要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