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雪莱没有哪首诗像他的《云》那样，体现出纯粹的典型的雪莱风格。留心一下它是怎样使用劝说能力的，这非常有意思。在他的歌唱中，这种能力的运用也是很明显的，尽管不是那么纯粹。这是小孩的劝说能力上升到了成人能力。他的戏仍在上演，尽管成年人都驻足观看，但这其实都是上帝赐予他们小孩的玩具。宇宙就是一个装满玩具的大盒子。他在天黑时伸出手指嬉戏，在星空中金光闪闪，翻着筋斗，捉弄月亮。流星用他们的鼻子擦过他的手掌。他玩耍着，咆哮着，闷雷声阵阵传来，看到他的火链摇晃不止，他哈哈大笑。他一会儿在天堂之门里面，一会儿又在外面跳舞；地上满是他乱扔的摔碎的神奇的东西。他在天堂里疯狂奔跑，追逐转动的地球。他站在太阳神的马蹄中间，站在耐心的自然之神的膝盖上，在尝试了一百种随意的方式之后，他把自然之神松软的长发扎成两条辫子，让她在他的诗歌中看上去最美丽。
——弗朗西斯·索布森
亲爱的朋友：我将要做那些死去的人经常承诺要为我做的事情了。
我们深爱着的也非常爱我们的兄弟、丈夫、父亲、朋友去世了，这发生在他们成年时光刚刚从早晨到达中午的时候。此时，阳光的阴影仍旧落向西面。
他没有超越生命之路上标志着最高顶点的石碑；但是当他疲倦了的时候，他会在路边躺下，用自己的负担当作枕头，进入无梦的梦乡。尽管他还热爱着生活，热爱着这个世界，但是他仍然沉寂了，进入宁静的地下世界。
但是，如果海风能在航行最快乐、阳光最充足的日子里鼓起船帆，使船冲向隐蔽的礁石，使海浪在沉船上方咆哮的话，那是最理想的了。因为无论是在海的中央还是在远处的海岸，失事最后都标志着一切都已结束。任何人，不管他是否一生都充满着爱，也不管他是否一生都很开心快乐，到最后与死神相见的时候，都同样悲哀。这个勇敢而温和的人在生活的风浪里如同橡树和岩石一般坚强，但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就如同藤蔓和花朵一样灿烂。他与所有英雄人物都志同道合。他登上高处，摈弃所有的迷信思想，辉煌的一天开始了，日出的金色光芒照在他的额头上。
他热爱美丽，经常会因色彩、外形和音乐感动得流泪。他与弱者、穷人和有过过错的人站在一起，经常充满爱心地给予他们救济与帮助。他正直善良的心与纯洁的手使他赢得了大家忠诚的信任。
他崇尚自由，是被压迫者的知音。我听他引用过一千遍这句话：“有了正义，世界上所有地方都会变成庙宇，所有的季节都会变成春天。”他认为幸福快乐是唯一美好的东西，理性是唯一的火炬，正义是唯一值得崇尚的，人道主义是唯一的宗教，爱是唯一的牧师。他为人类增添了快乐，如果每个曾受他恩惠的人都到他的坟前献上一束花，他今晚就要睡在花丛中了。
生命就是两座永生之山冰冷贫瘠的山峰之间的峡谷。我们试图越过高山，看到另一面的景象，但这是徒劳的。我们大声叫喊，回答我们的只有低沉荡漾的回音。死去的人嘴里是不会说出话来的；但是在死去的那个夜晚里，满怀希望的人会看到一颗明星，充满爱心的人会听到风车的转动。
长眠于此的人在弥留之际还错把即将到来的死亡当作健康的恢复，“我好点了，”他说。让我们相信吧，尽管我们心里有着很多的怀疑，尽管我们觉得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我们有着担忧与泪水，让我们相信这些让人舒心的话是无数死去的人的真实感受。
慷慨一生的记录就像一棵藤蔓一样缠绕在死去的人的记忆里，每一件温暖人心的慷慨的事情现在都成为了芳香的花朵。
你是他从自己所喜爱的许多人中挑选出来的，希望你为死去的人尽最后一点责任。
语言不能表达出我们对你的爱。世界上从未有过比你更温和更强健更刚强的人了。
——罗伯特·G·英格索尔
那天早晨当我离开宿营地的时候，我没有料到事情那么快就发生了，所以我穿得很随意，连剑都没有一把——我骑马时向来如此——穿了一件士兵的工作服当外套，肩膀上戴着军衔，用以告诉部队我的身份。当我进屋时，我看到了李将军。我们相互寒暄了一阵，握手之后各自就座。当时我带有随从人员，整个会见过程中，他们很多人都在屋子里……李将军军容严整，军装很新，而且还带着贵重的佩剑——很像弗吉尼亚州送来的那把；不管怎么样，那是一把与战场上常见的完全不同的剑。我穿着我随意的旅行装——那本是私下场合里穿的衣服，肩上还有着中将标志——和这样一个六英尺高、穿戴体面，外表几乎没有缺陷的人相比，我一定显得很古怪。但是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想法，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很快我们就开始谈论过去部队的时光。他说他对我过去在老部队时的样子记得很清楚；我告诉他说，实际上我也深深记得他当时的模样。但是由于我们的军衔和年龄有较大差别（我们年龄相差16岁），我还曾经以为自己没有给他留下足够深的印象，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可能他已经忘记了呢。我们的谈话十分愉快，几乎让我忘记了这次会谈的目的。
会谈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李将军将我的注意力转到这次会谈的目的上，他说他请求这次会谈，是为了请我履行自己的诺言，到他的部队去工作。我说，我的意思只是觉得他的军队应该放下武器，在战争中除非是受到了攻击，可以还击以外，都不要拿起来。他说他明白我信里所说的话。接着我们的话题渐渐转到其他的事情上面。这种场面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李将军再次打断谈话，提出建议说把我曾答应过他们的在部队服役的承诺写到纸上。我吩咐我的随从秘书准备好纸笔，然后开始写条款……
当我提起笔的时候，我不知道第一个字该写什么。我只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的是什么。我想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免引起误解。当我在写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想，军官们都有自己的战马和财物，对他们自己来说这些很重要，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没有价值。同样，让他们放下随身武器是没有必要的，那样反而会使他们觉得受到了污辱。
李将军和我在谈话中只字未提关于私人财产、随身武器以及类似的话题。当他看到条款中关于军官的随身武器、战马和私有财产的叙述的时候，他颇有感情地说道，这将对我的军队产生快乐的影响……人们经常谈论说李将军已经放下的宝剑被我又拿了回去——这些或关于此更多的谈论都仅仅是虚构的故事而已。剑或随身武器之类的词语在我写进条款之前没人提起。我并没有提前想好，只是在动笔的时候写下的。如果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李将军提醒了我的话，我也会把它写进条款的，就像我同意士兵们保留自己的战马一样……会谈结束后，我和李将军真诚友好地告别，就像刚见面时那样。他回到他的部队，和部队一起去阿波马托克斯安营扎寨。
——格兰特将军
奥尔良公爵夫人讲述她的摄政王儿子的美丽故事可以几乎不要改动而适用于拜伦。所有的仙女只有一个例外来到了他的摇篮边。所有她们的闲谈都是给他的礼物。一个仙女赐予了高贵，一个赐予了天才，还有一个赐予了美丽。那个没有接到邀请的恶意的精灵最终来了，她无法改变她的姐妹们为她们的幸运儿所做的事，但她给每个祝福中都掺进一个诅咒。
他出生于一个真正古老的贵族世家，但由于罪恶与愚蠢而家道中落，丑闻尽人皆知。他所继承的一个亲戚死的时候很穷，要不是法官的仁慈，早就被处以绞刑了。这个年轻的贵族，有伟大的才智；然而他的思想也有不健全的一部分。他天生一颗慷慨温柔的心；但他的脾气是易怒和任性的。他的头像有一种雕像的美，他的一只脚畸形，街上的乞丐常常模仿。他以他的才智的力量与弱点而著名，他充满感情，也不正当，他是一个贫穷的贵族，一个英俊的残废人，他要求得到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坚定、最明智的训练。但是，正如自然对他反复无常一样，抚养他成长的那个亲戚更加反复无常。她一会儿大怒，一会儿疼爱。一会儿她的抚摸使他窒息，一会儿她又侮辱他的畸形。
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世界对他就像他母亲对他一样——有时慈爱，有时严厉，但从来都不公正。它随意地纵容他，又随意地惩罚他。他是真正的被宠坏的孩子；不仅是父母的溺儿，也是自然的、命运的、名誉的和社会的溺儿。他的第一批诗受到了轻微的蔑视，而那些诗根本就不应该遭到任何蔑视。而他在旅行回来后发表的诗却又被吹捧过了头。在24岁他已经站在了文学声誉的顶峰，斯科特、华兹华斯、骚塞和一批其他著名作家都在他之下。如此迅速地爬上令人眩晕的显赫地位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任何可以刺激和满足我们强烈的自然倾向的事物——在一百次会客厅中人们注意的目光，整个国家的欢呼，学术界人士的鼓掌，最可爱的女人的爱——整个世界，和它全部的荣耀，在一瞬间给了一个年轻人。而自然给了他强烈的情感，教育却没能教会他控制它。
他像许多人一样生活着，和他们一样，他没有任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理由。而他的同乡会爱他并尊敬他。他们决定要看到在他的诗中闪光的炽热思想的爆发。他攻击宗教，而宗教圈内人士却乐意提及他，很多宗教出版物都用异常温和的口吻来批评他的作品。他讽刺了摄政王，然而他却不能与托利党脱离干系。每件事似乎都可以因为他的年轻、地位和天才而原谅他。
终于有了行动，社会喜怒无常，对这个难驾驭的、又受宠爱的亲爱的人勃然大怒。他曾成为人们盲目崇拜的偶像。关于那些不愉快的家庭事务已经写得够多的人，而正是这些事决定了他的一生。公众肯定知道的一件事是——他和他的夫人吵架，而且她拒绝和他住。公众们耸耸肩，摇摇头暗示“好了，好了，我们知道，”和“我们能忍受，”和“如果我们听信这种说法，可能还有其他说法。”我们没有意识到，摆在世人面前的，有确实可信的证据证明拜伦爵士在与其妻子的不和上比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指责。拜伦夫人所咨询的职业人士确定她不应该和她丈夫住在一起。但要注意他们是在没有听取另一方意见的情况下做出上述结论的。我们不是说，也不是影射拜伦夫人应该受到指责。我认为那些以现在的证据指责她的人和那些曾经指责她丈夫的人同样轻率。
我们不会发表任何判断；我们也不能在我们的思想中做出对我们所不完全了解的事务的判断。在离婚的时候，那些当时不知道和现在也不知道的人最好要有些忍耐，在这种情况下，忍耐是公正的。
没有哪国的公众像英国公众一样可笑，因为他们的道德是有周期性的。总的说来，私奔、离婚、家庭争吵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我们读到丑闻，谈论了一天，然后又把它忘了。但六七年一次，我们的道德感变得十分强烈。我们不能忍受我们的宗教和礼仪的规矩被破坏。我们必须反对邪恶。我们要告诉那些放荡不羁者英国人民重视和谐的家庭关系。
相应地，一些不幸的人并不比其他获得宽大处理的千百人更堕落，却被挑出来作为赎罪的牺牲品。如果他有孩子，孩子就要被从他身边带走。如果他有个职业，他肯定要被驱逐出去。他受到上层社会的伤害和下层社会的鄙视。他事实上是代罪羔羊，他代人受苦，而其他同样的违法者也被认为得到了足够的惩罚。我们自满地回顾着我们的严格，并骄傲地将其与英国通行的道德标准和巴黎的松弛相比较。最后，我们的愤怒得到了平息。我们的牺牲者崩溃了，心碎了。我们的道德又要再一次沉睡七年。很明显，那些破坏家庭幸福的恶习也应该给予尽可能严厉的打击。同样明显的是不应该用刑法来打击。用公众的观点来反对这些罪恶是正确的，可行的。但对之的打击应该是一致的，持久的，适度的，而不要一阵紧一阵松的。打击应该只有一种力度和一种尺度。雄辩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惩罚。用它作为一种方法的法官太懒惰、太轻率了，他们不能调查事实，也不能仔细分辨出罪恶的轻重。即便它只用于军事法庭，那也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当它用于执行公众意见的法庭，那肯定是更加不合理的做法。错误的行为常常导致耻辱，那是对的。如果99％的罪犯能逃脱耻辱而使他们敢于冒险，而第一百个，可能是最无辜的却要为所有人付出代价，那是不对的。当国民知道坟墓底下有太多的悲伤和太多的荣耀时——当那些人看着灵车和一串马车慢慢地转向北方，离开了那被许多的诗人神化的墓地，而它的门始终不向拜伦的遗体打开时，他们的感觉和我们现在追溯这些事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记得在那天，即便刻板的道德家都忍不住为如此年轻、如此杰出的、如此不幸的却有如此稀有的才能的、经历了许多诱惑考验的人哭泣。不必对此进行思考。历史自有它的道德。我们的时代对显赫的人有许多警告，对卑微的人也有许多安慰。在我们的记忆中，两位伟人死去了，他们那时很少人能完成教育，却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其中一位在最光辉的时候死去。其中一位（拿破仑）死于隆伍德，另一位（拜伦）死于密索隆里。
——麦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