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密城出发向西走约七十公里，顺着白杨沟南下，就是有名的歌舞之乡、葡萄之乡——五堡。我第一次到那里是1958年秋季。当时我刚刚帮助陶家宫乡完成人民公社化，部长又派我一人去五堡公社帮助总结公社党委政治工作经验。那年我刚刚十九岁。
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下乡，对我来讲免不了有点紧张。怎么去呢？领导只是说搭乘便车在三堡下车，再自己想办法到五堡。通过反右斗争洗礼的我，已经是服服帖帖的顺民了，一句话也不敢多讲，只好找了一辆大卡车到了三堡。从三堡到五堡还有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找不到便车怎么走，我茫然不知。一个好心的乡干部大概看我太年轻，又是一介白面书生，就介绍我跟着一帮驮运瓜果的维吾尔族人骑着毛驴晃晃悠悠地顺着白杨河水向五堡方向慢慢走去。走到四堡天就黑了，只好停下来休息，待天亮以后继续前进。维吾尔族脚夫们歇脚在一间破屋子外面，他们吃完晚饭后围在一起无休止地闲聊着，至于他们聊些啥我一句也听不懂。走了半天的羊肠小道，颠得我已经很累了，就躺在靠近毛驴的地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尽管露天，我却睡得很香很甜。
第二天中午，我们骑着毛驴穿过一条绿葱葱的狭长的沟地，总算赶到了五堡。那可真是一个好地方啊，一人多高的绿油油的高粱地一块挨着一块，道路两边望不尽的枣园和葡萄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来来往往的毛驴车熙熙攘攘地穿梭于弯弯曲曲的土路上，尘土飞扬，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公社办公室是一座用土坯垒砌的院落，倒也宽敞、安静。我走进大门，一抬头就发现墙上那已经有些陈旧的“告示”：凡是下乡干部，务必每天早晨外出拾粪，否则食堂不供应饭吃。那个年代，食堂是唯一有饭吃的地方，所有的干部、社员都在集体食堂吃饭。当时我以为这可能也是一条“政治工作经验”，便牢牢记在心中。第二天我老老实实地提着筐子去捡粪，由于完成了任务，也就有了在食堂吃饭的资格。也许是我比较听话，加上我是给公社党委总结经验的，书记对我很热情，每天让我陪他视察工作，并主动向我介绍五堡的工作经验和生产情况。我第一次充当了记者角色，感到很惬意。他的工作方法很特别，因为人们居住集中，他每天晚上都要在公社的一间大房子里召开大队干部会议。我苦于不懂维语，又没人给我翻译，只好装模作样地坐在用土坯砌的泥巴凳子上听大家的发言，当然最重要的是书记的总结讲话，其实只不过是近乎粗野的严厉训斥。会议室里的莫合烟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日复一日，搞得人人精疲力竭。一个好心的维吾尔族干部劝我吸莫合烟，说这样可以赶走瞌睡，于是我开始学会吸烟了。细想起来，那里的男人们之所以那样喜欢莫合烟，除了便宜外，还有一个绝妙的作用，它能驱赶因为沉闷的会议带给他们的疲倦。
五堡不仅地方很美，那里的民歌更美。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男人和女人们都被一人多高的高粱淹没在青纱帐里，虽然看不到人影，但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此起彼伏、悠扬动听的歌声。他们唱的不是新歌，也不是革命歌曲，而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古老的情歌，那时这种歌只能在野地里唱。那优美的旋律，丰富的感情，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在两个多月里，我听了许许多多的民歌，只是不知歌词的内容。一个维吾尔族干部看我很喜欢他们的民歌，偷偷教了我一首很流行的，我很快就学会了。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费了很大的劲，用很不流利的汉语翻译给我听：“……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亲爱的阿娜尔汗。早晨我倚门而立，你的香气飘然而至，我只能再喊一声：我亲爱的阿娜尔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