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工作中并不总是没有矛盾和冲突，领导之间的交往有时也贯穿着这种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是风和细雨的方法解决不了的。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坚持真理，捍卫自我。
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的领导生涯中，邓小平是一位富有斗争精神的人，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无畏。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遵照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民运部长傅钟和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率总部一部分同志来到孝义县，开辟晋西的地方工作。
太原失守前夕，日军由榆次南下进攻平遥，平遥县长一枪未发，便带县政府、县公道团和县牺盟会三四百人，携带物资、枪支，弃城而逃。一到孝义兑九峪镇，随同的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立即到八路军随营学校找韦国清，请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邓小平得到这个消息后，一早便从驻地下堡赶到兑九峪。一踏进韦国清的住房，就让韦国清赶快去找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看着邓小平风风火火的神态，韦国清笑了，顺手一指李文炯说：“他就是李文炯同志！”一见李文炯，邓小平也笑了，握着李文炯的手，说：“听说你们来了，连早饭也没顾得吃就往这跑。这下子就放心了！”
听了李文炯的汇报，邓小平果断地说：“我赞成你回平遥去打游击的想法。在民族危急关头，反对逃亡，理所当然，要理直气壮，敢于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让县长当游击司令，你当副司令。带出来的人愿打游击的留下，不愿意的就让回去。”李文炯当即表示：“阎锡山早有电报，让我们牺盟会和县政府、公道团互相牵制，守土抗战。我很愿意回平遥去‘守土抗战’。可就怕县长不同意。”
邓小平略一沉思，说：“好！就用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指令去说服他。如果他不听，我再说服他。反正不能让他把物资、枪支带走。”
县长很顽固，李文炯始终说服不了他。
邓小平就把平遥县长和李文炯一起“请”到随营学校商谈，动员他们回平遥去“守土抗战”。李文炯表示同意，县长仍坚持要去大麦郊面见阎锡山。邓小平委婉地对他说：“好吧，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也可以和我们带来的人一块商量，最好是一同回平遥去打游击、守平遥。”邓小平的话即是让县长下台阶，又暗示李文炯要发动群众同县长斗争。李文炯心领神会。
回去后，李文炯先把邓小平的意见和打日本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跟大家讲了，说服了大多数，然后，请县长给大家讲话。县长坚持要继续西行，不少人便站起来反对，要回去抗日，并且故意气势汹汹地指名要特派员也表态。李文炯装出左右为难的样子，说：“我们带大家出来，就应该和大家在一起。你们要回，我也同意。不过，我还是请县长和我们一起行动！”县长一看自己孤立了，众怒难犯，只好把物资、枪支留给大家，自己气狠狠地去了大麦郊。李文炯则率领大家跟随邓小平来到下堡镇八路军总部驻地。
就在同一天，孝义县长刘怀伟听到日军进逼平遥的消息，也慌了手脚，发了通知，准备撤离县城。县牺盟会特派员曹诚面见县长，要他给游击队发枪，以抗击来犯之敌。刘认为：日军势如破竹，几个游击队员抗击日军，岂不是以卵击石！因此不仅不答应曹诚要求，动身之前还把背不走的枪支、手榴弹扔到井里。曹诚一方面向他提出抗议，一方面又及时报告了已经来到县城的八路军总部民运部长傅钟。
第二天，曹诚带领牺盟会的人员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十几名游击队员尾随刘怀伟带的县政府、公安局的人马来到下堡。按照邓小平、傅钟的指示，曹诚等牺盟会的同志首先和县长刘怀伟“谈判”，请他把公款和枪支留下，用以武装游击队，抗击侵略者。刘不答应。这时，邓小平派随营学校学员加强岗哨，在附近撒下了警戒，以防刘乘夜逃走。
是夜，按照邓小平的部署，孝义游击队在总部人员的配合下“包围”了公安局，用开会的方式和平地缴了他们的枪。公安局长尹闲邪是总部在孝义县直接发展的隐蔽党员，他向游击队交了所有的武器、公款，然后向刘怀伟作了“汇报”。
刘怀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偷偷地给阎锡山去了电话，声称八路军扣留了他们。
大麦郊离下堡只有70里路，驻有阎军的一个旅。阎锡山接到电话，又听了平遥县长的报告，大发雷霆，准备派兵报复。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派曹诚、李文炯赶赴大麦郊向牺盟会总会会长阎锡山报告事情经过。当得知刘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一事后，邓小平当机立断，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方面派人追回了已走至半路的曹、李，免得造成无谓的损失；另一方面亲自帮助孝义牺盟会起草了一份给牺盟总会的电报，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让他们转致阎锡山。同时将刘释放，并且加强了侦察、警戒，做好了战斗准备。
正当阎锡山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连夜商量“报复”八路军时，牺盟总会牛荫冠拿着电报来见阎锡山。电报的内容是孝义县长刘怀伟擅离职守，在日军尚未侵入孝义之前就惊慌逃走，并把枪支武器扔到井里，不让我们武装迎敌。虽几经劝说，仍不肯留下。为响应阎司令长官“守土抗战”的号召，我们不得已将枪支、公款留下，放走了刘怀伟……阎锡山看完电报，一声不吭了。牛荫冠等趁势解释：牺盟会特派员留下枪支武器，坚持“守土抗战”是对的。事情不是八路军干的，和人家无关，闹起来反而缺了理。
那时候，阎锡山的县、区长，闻到日军快打来的风声就逃跑，使军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军队骂他们是“逃跑政府”。阎锡山对此也很痛恨，恨他们不争气，不给他“守土抗战”。现在碰到的又是这种事，他又能怎么办呢？阎锡山只好不再提枪支问题，但仍要牺盟会上交公款，主要是大烟土。曹诚赶着牛车亲自送去，阎也就不再纠缠了。
通过与投降派的斗争，邓小平巧收了平遥、孝义县政府的枪支后，立即由总部抽派干部组建了“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并且发了军旗、臂章。这是孝义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邓小平不仅敢于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且在与野心家、阴谋家斗争中同样无私无畏。
197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第二天，“四人帮”按捺不住，指使《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上发表文章，借欢迎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恶意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国产万吨轮，1974 年 5 月首次远航欧洲，并于“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这回被“四人帮”大肆渲染，就是江青一伙要借题发挥，影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东西的假洋鬼子”，是百般“崇洋媚外”的“当代的李鸿章”。他们竭力施展“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老干部的故伎，企图把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打倒并取而代之。
邓小平是一位胸怀世界的政治家，对江青一伙只知用论战整人，而不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的短浅见识是蔑视的。他完全赞同周恩来在70年代初进口先进设备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开放战略。当他听说江青一伙大吹风庆轮时就轻蔑地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 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邓小平的言论传到江青一伙耳朵里，江青一伙于是肆无忌惮地突然以风庆轮为题向邓小平发难。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突然袭击，挑起冲突。她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是什么意见，逼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是个绵里藏针的人，他回答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江青一听，知道邓小平要压下这件事，心中十分不满。她得寸进尺地逼问邓小平：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可不吃江青这一套气势汹汹的逼问。他严厉地反击江青：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在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决不让步，硬是顶住了江青的逼问。
江青一伙一看，一拥而上地叫嚷：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
见此情景，邓小平非常愤慨，他含着蔑视的眼光怒视着靠整人起家的“四人帮”，然后愤然离开了会场。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对于“四人帮”一伙，邓小平从不附和，而是以自己的党性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体现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的原则性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对党内野心家、阴谋家是如此，在国际交往中，邓小平也是有名的铁腕政治家。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位铁腕人物——邓小平与英国一位具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在中国首都北京，就香港问题举行了非同寻常的谈判。邓小平和“铁娘子”两位人物都具有“铁”的性格，同时又都是世界上很有影响的政治家。这次谈判，是一场以硬对硬的较量。
1982年9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
对于这次谈判，双方都感到了这是一次摊牌的接触，一开始气氛就令人紧张。这天上午，撒切尔夫人身着蓝底红星丝质西装裙，脚踏黑色高跟鞋，挽黑色手袋，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她是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晤邓颖超，然后再往与之隔邻的福建厅和邓小平会谈的。撒切尔夫人从新疆厅那一头走向福建厅时，走到一半还未看到邓小平的身影，而福建厅亦大门紧闭，与刚才邓颖超早就在门外伫立恭候的情况截然不同。她一路走来，面带犹豫之色，内心忐忑不安：主人怎么不在？正当她惶惑地在到距大门约有20步左右时，门却开了，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迎出来，上前走了五六步，与撒切尔夫人握手问好。撒切尔夫人一见面就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见到你很高兴。”不料，邓小平却说：“是呀，英国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这句大实话，让善于揣摩弦外之音的人不免胡思乱想。接着，宾主双方在福建厅就座。两人的坐姿适成对比，邓小平半靠在沙发上，福态轻松舒怡，“铁娘子”却正襟危坐，双手平放在膝上。
会谈正式开始，撒切尔夫人摆出一副先声夺人的架势，对邓小平说，必须遵守有关香港问题的中英《南京条约》等3个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邓小平听到这里，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邓小平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和全中国人民一样，邓小平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备感耻辱。他坚决地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表示，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延长更长的时间了。邓小平说这番话，表达了中国领导人恢复行使对香港主权的强烈决心。
撒切尔夫人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接着，撒切尔夫人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
邓小平马上反驳道：是三个问题，第一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15年过渡时期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
原本打算用谈主权问题来迫使中国最终同意以主权换治权的撒切尔夫人，此时在邓小平面前，她不得不承认失败，表示同意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不肯善罢甘休，她话锋又转到保持香港繁荣的问题上，认为，香港只有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继续繁荣。说这话时，多少流露出盛气凌人的表情。
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理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又用多少带有点要挟的口气说，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邓小平十分自信地表示，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面积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最后，撒切尔夫人拿出了她的杀手锏，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坚定地说，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撒切尔夫人听后，无言以对。
最后，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撒切尔夫人表示同意。
后来，外电在评述这次会晤时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太年轻了。
一个半小时的会谈时间已过，场外记者焦急地盼望着邓小平、撒切尔夫人的出现，但是里面的谈判仍在紧张进行。又过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才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脸色凝重。她快步走下人民大会堂大门石阶，抬眼望见石阶下方的记者，突然绽开笑脸，拧过头来向记者点头示意。也许，她想努力把倒海翻江的内心世界掩饰得像深潭一样平静。然而，当她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其高跟鞋与石阶相绊，使身体顿失平衡，栽倒在石阶下，以致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幸好她已将到平地，摔得不重，有惊无险。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工作人员见状，马上将撒切尔夫人扶起，另外已有人为她拾起掉在一边的手袋，并拍了拍沾在上边的灰尘。虽然这时撒切尔夫人颇为狼狈，但她不愧为“铁娘子”，起身后神态自若，看不出“惊魂甫定”的迹象，接过别人递过来的手袋时还不忘道谢。随后，她轻挽裙摆钻入停在石阶下的红旗牌小轿车内，坐好后又向记者挥手微笑，似乎叫记者不要为她跌的这一跤担心，充分显露出其处变不惊的“铁娘子”本色。
但是，在这次谈判中，在敢于斗争的邓小平前面，铁娘子还是“跌了一跤。”
领导工作本身就包含着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在领导交往过程中，在大非前要坚持正确的东西，在大是前要否定错误的东西，有时不经过斗争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邓小平勇于斗争、无私无畏的精神，在领导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不做随风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
语言表达能力是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对一个能说会道的领导者，人们往往会陡生敬意；而对一个舌笨的领导者却往往缺乏信心。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物的能言善辩，他们杰出的文采和口才曾使不少人心潮激荡、热血沸腾。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代卓越领导人，其才华也突出表现在笔头与口头表达上。他博古通今，融贯中外，思维敏捷，才智过人，常常妙语连珠，佳话连篇；他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语言简洁朴实，却意蕴千钧；他说话幽默，谈笑风生，坦诚而亲切；他机智灵活，随机应变，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能从容自若，应对自如。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辟论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滔滔雄辩，无不闪耀着真理与智慧的光芒，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华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