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40年代，一位国统区的记者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发现毛泽东有一个同其他领导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他说：毛泽东“并不是那种一谈政治报告，便将自己的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
他的结论是：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共产党的行动家”。
读过毛泽东著述的人，常常会生出这样的感慨：现代历史如果没有把毛泽东铸造为革命家和政治领袖，除了写诗，他完全还可能是一位卓有创见的文人学者，是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章家。他依然会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独特的地位。
诗人政治家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
在南来北往的考察途中，毛泽东总是携带着一个硕大而沉重的木头书箱。
在西子湖畔、东湖之滨，在广州小岛、长沙蓉园，流传着许许多多毛泽东凝神读书的故事。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至今还放在那里的一张特制木头大床，似乎诉说着毛泽东别具一格的生活状态。
它的一半摆的是各种各样的书，它的另一半，才是主人睡觉的地方。
一部浩瀚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是从头到尾读过的，并留下了大量的圈画和批注。他读过的一套二十四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影印出版后，尽管售价达16万元之巨，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藏精品。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的时候，还把它作为国礼，送给了哈佛大学。
我们可以想象——
毛泽东仿佛斜靠在床上，一旁的灯光勾勒出他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化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传达着心湖深处泛起的波澜。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鸣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
忽然，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脚之间写了起来。
毛泽东写的是什么呢？
比如，1958年1月12日那天深夜，他在南宁住所写的是：“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比如，1969年6月3日那天深夜，他在武汉住所读《南史·陈庆之传》，写的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演出的雄壮活剧，确实动人心魄，令人神往。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远逝的历史烽烟，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千回百转，千淘万漉。在记忆的河流中，奔涌的应该是历史的兴衰，民族的悲欢，还有那经验和智慧泛起的不尽浪花。
军事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充实的拥有者。
大诗人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执著的观赏者。
革命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勇敢的批判者。
思想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深刻的辨析者。
到了晚年，毛泽东重又上溯到烟波浩淼、浪峰叠涌的历史河道里去游泳了。他的目光穿越遥远的时空，投向若近若远的千年烟尘，还有整个人类历史的风风雨雨。
令人深思的是，进入他胸怀视野的，大都是志大才高而又命运多舛的悲剧性人物。
首先是唐朝文宗时期一个叫刘（fén）的人。
当时，宦官专权，朝中许多官员都不敢说话，而进士出身的小官刘，却四处宣传自己翦除宦官的主张。唐文宗举行“贤良方正”科考时，他写了洋洋五千言的对策，直斥朝政，说“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并提出了一系列削弱宦官势力的办法。
连考官都害怕了，不敢录取他。但被录取的人当中，有人上书唐文宗，宁愿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也不愿让国家失掉一个人才。
唐文宗也是个怕宦官的人，竟没有采纳。最终，刘遭宦官迫害，屈死他乡。
毛泽东读《旧唐书·刘传》时，特意在刘所写的对策开头处，批了三个字：“起特奇”。
似乎言犹未尽，又写一诗——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七绝·刘》，写于1958年。
起句便以莫大的时空，造出一介书生刘的不凡气概。虽失意受挫，才不得展，志不能伸，但他仍如中箭摧羽的“孤鸿”，拖着带血的身子于一片沉寂的天空中，向敌对阵营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永恒地刻在了青史竹页之上，穿透几千年岁月，在20世纪的革命家和挑战者毛泽东心中，激起深沉的回响。
三年后，1961年秋风萧瑟的季节，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特别钟情的屈原，又进入了他的诗思。写下一首题为《屈原》的七绝——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作为诗人，毛泽东没有把屈原作为诗国的太阳来称颂，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品评另一个没有展其才志的政治家。
事实上，也是先有一个遭谗去职、放逐漂泊的三闾大夫屈原，才造就了一个能写出《离骚》的流浪诗人屈原。
毛泽东叹其磨难，感其情志的时候，最奇特的体会，是认为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就像一把“杀人刀”一样，毫不留情地解剖了世世代代的奸佞小人。
憎恨蝇营狗苟、卑劣污浊的“艾萧”小人，乐于在逆境中作坚忍的抗争，这正是毛泽东的人格选择。于是，他赞美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这种遇难不屈以身殉志的大丈夫气概。
让毛泽东赋诗称颂的，还有一个汉初的贾谊。
毛泽东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1958年，他把这篇凝聚治国智慧的策论推荐给一些高级干部阅读，还说里面有一股“颇好的气氛”。
贾谊二十多岁就当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史载他任博士期间，每当皇帝下诏令交付讨论时，老博士们都说不出所以然，独贾谊能“尽为之对”。汉文帝曾想让贾谊做手握重权的公卿，但遭到一帮贵族大臣的反对，贾谊受排挤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遥想当年屈原被贬来此的情境，写了有名的《吊屈原赋》。接下来又被派为汉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揖的太傅，可惜刘揖骑马坠落而死，弄得贾谊自为无状，在自责中忧郁早亡。
天才短命。毛泽东为之动容。
他连写《七绝·贾谊》和《七律·咏贾谊》两诗，予以评说——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在毛泽东看来，留下《过秦论》和《吊屈原赋》的贾谊，不仅是一个见识深邃的历史学家和文采超拔的文学家，还是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贾谊的《治安策》和《论积贮疏》，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其改革胆识光照华国。
然而，“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对青年才俊一往情深的毛泽东，似乎体会到了才志高节总受猜忌这一在历史上难以避免的“人才逻辑”。
从历史到现实的心灵之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逐渐清晰起来。写了具体的历史人物，似乎该从整体上来考虑历史的规律了。
1964年的春天，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咏史诗中最好的作品《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是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juē）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诗人以咏史的形式，透彻地表达了甚至是总结了自己的历史观。但这又是激情的酝酿，形象的思维，诗意的总结，好似在文明峰巅对文明河谷的俯瞰。
不是吗？开篇就让读者听到天边传来的悠远天籁，百万年前的人类从童年走来。
人猿相别，石具铁器，刀耕火种，人类进化的艰难过程被浓缩为几幅极具情态的画面，宏大的诗意沧桑一步步把读者笼罩。瞬间，诗人一下子亮出了自己的高度——“不过是几千寒热”。
含而不露的平静下面，是沉雄的底气。
混沌的史前文明，就这样轻轻拂过了。
接下来，历史厚重的铠甲打开了，冰山融化了。一览无余的历史原野上，展露出连绵不断的战争，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战争，更展露出让人震撼的斑斑血迹。
这不是一般书生的惊世骇俗之论。
也不是单纯史家从故纸堆里淘出的无奈浩叹。
这是沉淀着不凡经历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历史的观照中得出的一个宏大结论。
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把对垒、冲突、争斗作为永恒的题材。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各个领域更为实际的活动演绎了。
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许有些绝对。但基本事实如此。
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记载：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战争就有1800多次。
如果一场战争平均打一年，那就占了1800多年，何况有的战争常常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一则读书笔记里欣然写道：“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在晚年的一次闲谈中，依然表示：《资治通鉴》那是一部“相砍书”。
“相砍”的结果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这是毛泽东阐发的有名的历史观。
然而，在青灯黄卷之下虚掷生命的古代读书人，有多少是这样看待历史的呢？
毛泽东发现，岁月在史书的编排中失去了真实。一代一代的修史，一代一代的读史，重复着宫闱演变，重复着帝业兴衰，重复着隐恶扬善，重复着偏见与不公。
一部漫长的二十四史，遍布毛泽东的怀疑和诘问。
1950年9月，毛泽东等会见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代表他要向历史挑战了。
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被正统史书所不容的盗跖、庄、陈胜、吴广这些揭竿造反的奴隶和底层的民众创造历史？
毛泽东的答案是：一部二十四史的风流人物，应该从这些“奋起挥黄钺”的底层造反者说起。
这与中国革命的经历和毛泽东自身的作为是吻合的。
回想当年——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正是他揭竿起义的根本原因。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也正是他拥有力量和自信的所在。
毛泽东把历史进步的最高法则，归于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把最高的赞美和最炽烈的虔诚，献给了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
古人期期向往而不可企及的最贤明的英雄，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他们近在眼前，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亿万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这是毛泽东的名言。
“歌未尽，东方白”。
欲说还休的毛泽东，读史的沉重思索还在延伸，借用诗词来展露史观的灵感和热情，继续迸发。
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这两大政治思想和实践派别，进入了晚年毛泽东的视野。
这两个派别的分歧，主要在重礼治还是重法治，重怀柔还是重权威，重王道还是求霸道，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孔夫子与秦始皇两个人分别是这两方面的代表。而孔夫子的代表性主要在思想礼仪方面，秦始皇的代表性主要在实践功业方面。
几千年中，儒法两派争论不已，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免不了要谈到他们。
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谈论到了他们。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在他看来，孔儒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树外，在事功上却常常说些空话。历朝历代的王公国戚个个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在封建社会竟被捧为“圣人”，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秦始皇？
诗里说得明显：“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封建论》，称赞秦始皇的这个改革。
从根源上讲，秦始皇的形象，则是那些儒生们弄坏的。原因是他发动过“焚书”和“坑儒”的事件。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儒生们的言论，让秦始皇成了“暴君”的典型。
对此，毛泽东认为是件值得“商量”的事情。怎样商量，诗里没有说。想其理由，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因为战国末期，方士吃香，不少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竟把秦始皇也骗了几回。而事实上，坑了几百个儒生后，秦始皇的政府机构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所谓“焚书”，因涉及中国统一后的“思想去向”，主要烧的是六国官书之类，汉兴之后，学统并未中断。这些，近世史家多有辨析。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
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
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最后一首诗，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风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
千秋一阕，刻写历史，字字思索。
千年一叹，厚今薄古，声声不倦。
